蒙古族
西夏亡后，元在西夏故地设西夏中兴行省，后改称甘肃行省，今宁夏地区为甘肃行省下设的中兴路，后改为宁夏府路，宁夏地名正式使用。
元代宁夏是西北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又是当时南北交通线上的战略要地。因此，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重视加强对宁夏地区的行政管辖和移民屯垦。从建国之初，元政府就开始对宁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人口移民。迁入今宁夏北部地区的，除随州（今湖北随州）和鄂州（今湖北武汉）的中原汉族外，还有大批蒙古族民众。除早期驻军外，还于1284年从塔塔里千户所迁移958户到宁夏北部的中兴、灵州等处屯田。
宁夏南部六盘山区，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就是蒙古汗国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先后有3个大汗和1个皇子在这里避暑或驻胖。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时曾在六盘山下避暑。蒙哥大汗南征云南、四川时，也曾在六盘山区屯兵，并在这里接见所辖各地的郡县长官。南征后，蒙哥把王妃出卑可敦和2万兵士留在这里。忽必烈率兵南征大理班师回京途中，也曾驻兵六盘山下。
元世祖忽必烈时，宁夏南部的屯垦事业十分兴旺。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封其三子忙哥刺为安西王，坐镇关中。第二年，忙哥刺在六盘山麓的开城（今固原原州区开城乡）设王府，并设屯田总管府，迁徙大批蒙古军及汉族军队在这一带大兴屯垦。至元十五年（1278年），武毅将军李进率军两千移屯六盘山区。不久，又签发新附军1382户和戍守四川的蒙古军5000人到这里屯垦。
明代，宁夏境内仍有相当数量的蒙古族居民，他们被称为“土达”。明王朝除沿长城设“九边”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防御外，还采取安抚政策，这使得边关交界地区大量蒙古军民人附或归降明王朝，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留居在宁夏境内。对归附的蒙古官兵，明王朝给他们封官授爵，遣使通贡；对投附和被俘的蒙古军民，则发给庐舍、土地、牧场、牛羊和农具，使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
伴随着蒙古族的迁 ，他们所信奉的藏传佛教即喇嘛教更兴盛于宁夏。宁夏境内至今仍留存着不少藏传佛教的喇嘛塔和藏文佛经，其中有元代的。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就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塔群。同心韦州白塔也是一座藏传佛教砖塔。这些建筑遗存是蒙古族在宁夏定居和藏传佛教在宁夏传播的历史见证。
回族
元朝疆域辽阔，境内民族众多，各种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兼容并蓄，相互影响，形成各族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元末明初的宁夏地区，除原有的汉、羌、蒙古等族居民外，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民族成员——回族。
宁夏回族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唐末。“丝绸之路”从西汉中期开辟以来，一直是连接欧亚陆路交通的大动脉，而宁夏正处在这条商路的必经地区。唐代盛世使“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跃，而当时与唐王朝接壤的大食及波斯等国穆斯林，在异常活跃的丝路商业大军中占有很大比重。他们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入凉州（今甘肃武威）、景泰之后过黄河到靖远，越干盐池、西安州到今海原县，穿贾淌、郑旗、觅麻河到黑城、三营及固原城，而后南下开城、瓦亭、三关口出宁夏，又经甘肃东部进入陕西，最后到达唐朝首都长安。其中，有部分穆斯林在宁夏长期逗留，成为这里最早的一批回族先民。
宋夏时期，东来的大食及西域各国穆斯林军士、商人和使者也多从玉门、酒泉经西夏属地而抵达中原。而作为西来通道和西夏国都所在地的宁夏，当时有不少穆斯林商人留居下来。
元朝是西域伊斯兰批入居中国的时期。元初，随着蒙古军队西征后的东归，一批批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以及阿拉伯人、波斯人不断被签发或自动迁徙到中国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留住在宁夏，他们一概被叫做“回回人”。这些人也成为宁夏回族的主要来源。元朝驻宁夏南部一带的蒙古军队中，有相当多的人信奉了伊斯兰教，他们成为宁夏回族的另一族源。据《多桑蒙古史》和拉施特《史集》记载：元朝安西王忙哥刺的儿子阿难答（忽必烈的孙子）镇守唐兀时，下令他所统辖的士兵信奉伊斯兰教。“唐兀”就是现在宁夏、陕北和甘肃的部分地区。阿难答年幼时，是由一个回回人抚养长大的。由于这个原因，阿难答对伊斯兰教的信奉非常虔诚，他不仅对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十分谙熟，而且对阿拉伯文也非常精通。1280年，阿难答受封安西王后，在其统领的军队中传播伊斯兰教，建立礼拜寺，宣讲伊斯兰教教义，还下令对蒙古儿童行伊斯兰教的割礼。由于阿难答的提倡，其统领的巧万驻军中，有大半信奉了伊斯兰教。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元朝军人中的一些人以后成了宁夏南部回族的主要来源。
元代，著名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长子纳速刺丁曾担任陕西省平章政事，他“子孙众多，分为纳、速、刺、丁四姓，居留各省，故宁夏有纳家户，长安有拉家村，今宁夏纳氏最盛”。据《陕西通志》记载，今日宁夏永宁县纳家户的回族就是纳速刺丁的后裔。
明朝是回回民族共同体形成阶段。这一时期，不断有大批归附的“西域回回”被安插到灵州及固原各州县，形成了许多较大的回族聚居点。明初兴修的韦州清真大寺和明万历年间修建的永宁纳家户清真寺，规模宏大，装修精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宁夏地区回族人口众多和经济兴旺的情景。
清朝初期，宁夏回族人口繁盛，居住密集，有“回七汉三”之说。当时宁夏境内著名的回族聚居区，主要有永宁纳家户、平罗宝丰、同心半个城、豫旺、灵州、金积、吴忠堡、固原开城、硝河等，所谓“平罗38堡，金灵500寨”。回族村庄星罗棋布，随处可见。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地区爆发了席卷各省、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反抗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宁夏以马化龙为首的回民起义军，同清军展开了多年浴血奋战。起义失败后，清军对起义军进行血腥屠杀，并把起义军和他们的眷属强行迁离经营数百年的家园，迁徙到偏僻荒凉的化平（今宁夏径源县）、固原（今宁夏原州区）和西吉等荒绝之地，使这些被迁移的回民长期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
经历了同治年间这场劫难后，宁夏回族在居住环境上的优势完全失去，沿黄河两岸冲积平原和交通干线呈带状分布的回族村落荡然无存，原先生息在这里的回族民众被迫离开辛勤耕垦了数百年的肥沃土地，抛家弃舍，远徙他乡，栖身于偏僻荒凉的滩边、湖边、河边和渠梢、沟梢，由此形成“三边两梢”的居住格局。川原地带再也见不到成片相连、人烟稠密的回族聚落，而原先人鸟不惊、连日常饮水都得之不易的南部干旱、贫痔山区，则成为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数十万回民起义军及其眷属从此落入与自然抗争、靠天吃饭的艰难境地。
回族以其勤劳与智慧，为宁夏地区的开发和农牧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回回人居宁夏后，屯田于黄河沿岸和六盘山区，在川区的荒滩上种植水稻、小麦、胡麻、瓜果，在山区的荒地上种植冬麦、荞麦、大豆、油籽，并以娴熟的技术牧养牛、马、羊、驴，从而使宁夏大片荒地逐步变成了沃野良田。
历史上的宁夏长期处于农业经济与牧业经济的交汇地带，境内农牧业经济交错分布。善于经商的回回人入居宁夏后，开油坊、粉坊、醋坊、糖坊、毡坊，往来于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经营皮革、绒毛、茶叶等，从而使宁夏的商业经济迅速繁盛起来。回族商业经济的发展，又促进和带动了宁夏农业、手工业和牧业经济的发展。
宁夏地区在元朝以前，除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大都像天边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回回人入居宁夏后，在保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文化的成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族伊斯兰文化。自从宁夏有了回族，就在城镇和乡村出现了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清真寺建筑，黎明时传来了邦克声，商道上响起了驼铃声，山谷里回荡起“花儿”的优美曲调，集镇上挂起了清真牌，市场上出现了清真饮食，田间地头也有了打木球、踏脚的热闹场面。这一切都使宁夏地区的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满族
宁夏满族俗称“旗人”，主要由清朝驻宁夏的八旗军及其家眷的后裔所组成。由于他们大部分聚居在今银川市西夏区和金凤区，所以宁夏民间又称其为“新城人”、“满城人”或“满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满族。
满族人入居宁夏始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由于宁夏战略地位重要，康熙帝曾派满洲八旗兵到宁夏驻防。据《八旗通志》记载：当时共派遣八旗兵3400名，弓匠、铁匠72名，总数3472名。这是满洲八旗驻防宁夏的最早记载。但这次八旗驻防军既不设将军，又没有修建专用的营房，多属经常换防的部队，具有很大流动性。
21年后，即1697年，康熙帝由皇子允提随驾亲临宁夏巡视。康熙西巡宁夏的目的是为了平定勾结沙俄进行叛乱的蒙古准噶尔部领主葛尔丹，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皇帝驻哗宁夏18日，除了策划军务外，还祭奠和抚恤阵亡将士、吊祭黄河之神、严伤军纪。至今宁夏各地还流传着康熙访宁夏的种种佳话。
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再次从东北派遣一支约5000人的满族清兵（八旗军）来宁夏驻防，并在宁夏府东郊距城五里远的地方，建了一座“宁夏满营”（满洲八旗驻防的地方称满营，宁夏满营在今银川市金凤区满春乡），与宁夏总兵亲率的汉营以及固原提督所率的部队构成拱卫宁夏的特角之阵。当时驻防的八旗兵每3年一轮防，3年住满即调回东北老家，另派一支接替。由于种种原因，到乾隆初年，八旗兵改为永久驻防，规定协领以下全部都在宁夏定居。因此，确切地说，宁夏旗人是从1725年正式定居的。由于满营从军是子孙相继，因而，宁夏满营兵丁的家眷连同部分工匠约1200余人也从吉林、黑龙江一带迁来，随军驻于满营，他们成为今日宁夏满族的祖先。从此，满族成为长期定居在宁夏的一个重要少数民族，其民族人口数在宁夏仅次于汉族和回族，一直居第三位。
乾隆三年（1738年），宁夏府发生了特大地震。在这次大地震中，宁夏旧满营城垣房屋大部分被震塌，压死官兵和眷属1256人，心怀不满的士兵趁机拆毁了旧营地，提出调回东北的要求。清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并指令在宁夏府城以西巧里的地方另建新满城。新满城建在唐徕渠以西、良田以东的丰乐堡，即今银川市金凤区新城内。
清廷为御敌而派八旗军驻防宁夏，在抗击外敌南侵的斗争中，满族将士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守卫边塞、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贡献。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宁夏满营曾派出八旗士兵随怀远大将军费扬古由西路进军，参加大败葛尔丹的昭莫多战役。乾隆中期，也曾派出八旗士兵2000人，分赴甘肃凉州和庄浪驻防。
宁夏满营兵丁除按规定学习骑射外，为了易于升迁，也参加科举考试。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加之平时有大量时间习武尚文，所以中举的很多。据《朔方道志》记载，自同治到光绪年间，宁夏考中文举的36人中，满族旗人占了9人；考中武举的83人中，满族旗人多达30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宁夏满营官员也分为共和与保皇两派。当时协领荣林力排众议，说服了将军台里布等，发出赞同共和的通电。民国成立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因宁夏满营赞同共和有功，对其予以保留。民国四年（1915年），北洋政府提出筹办满营生计、解散满营官兵和“化旗为民”的建议。经过谈判，决定满营交出全部武器，官兵一律解散，驻兵每人发给白银50两，步兵每人发给白银25两，作为安置的生活费。当时被解散的满营官兵约2200余人，家属2400余人。至此，历时180余年的宁夏满营宣告解散，满营内的官员兵丁从此成为平民百姓。
宁夏满营解散后，新城内聚居的4000多旗人，除其中少数官员有一定私产，过着较富足的生活外，其余大多数满民只好靠耕种政府拨给的小块耕地维生，部分从事手工业或做小商小贩，生活拮据。也有部分人因无固定生计，以致沦为乞丐或举家外迁。到1926年，新城剩下的满族已不足2000人。
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统治阶级把满族人当做蹂埔压迫的对象。1933年，军阀马鸿透担任宁夏省主席后，实行排满政策，压迫满族人民，使宁夏新城旗人的生机几乎陷入绝境。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马鸿速惊恐万状。为了抵御共产党，决定在新城修建一座飞机场，强令城内旗人一律迁出。结果，许多旗人被赶出家园，流离失所。而新城修建的飞机场，因地方太小，跑道太短，飞机无法起落而报废。新城被拆毁，使宁夏旗人的聚居状态从此结束。为生计所迫，他们逐渐迁往各地。从1916年新城满营“化旗为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宁夏旗人在短短30余年中，人口从4000多人骤减到1500余人，减少了一大半。
自清代以来的200余年里，宁夏满族在和回、汉等民族的相处过程中，吸收汉文化，使用汉语言文字，同时也沿袭和保持着本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满语、满文早在乾隆年间就不太使用了，绝大多数宁夏满族旗人已不会说满语，平常说话属于北京语系。这种近似北京话，又略带东北口音的旗人话，在宁夏被称为“新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