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录 杨志高
一
宁夏平原是宁夏境内黄河两岸平原的泛称，包括卫宁平原与银川平原两大块，南起中卫沙坡头，北至石嘴山，西抵贺兰山，东临鄂尔多斯高原，沿黄河呈南北延伸，南北长约275公里，东西宽10～50公里。地貌分为黄河冲积平原与贺兰山山前洪积平原两部分，前者约占平原面积的3/4，后者约占1/4。宁夏平原海拔较高，一般在1100～1200米之间，西南高，东北低，坡度约为1/1000～1/30000。
宁夏平原三面环沙，东为毛乌素沙漠，西为腾格里沙漠，北为乌兰布和沙漠。它之所以成为富饶的农业绿洲——“塞上江南”，而没有被沙漠吞没，一是靠黄河，二是靠贺兰山。
黄河由中卫黑山峡进入宁夏，自西南而东北，流程397公里，由石嘴山出境入内蒙古。过境平均年径流量325亿立方米，总落差约200米。水势平缓，蜿蜒坦荡，有利于发展自流灌溉。自秦汉以来长期淤灌的结果，在地表形成几十厘米至两米左右的灌淤层，灌淤土有机质含量高，水分物理性状良好，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
屹立于平原西部的贺兰山，大致呈南北走向，南北长约200多公里，东西宽15～60公里，海拔一般在2000一3000米之间，主峰达3556米，峰峦苍翠，崖壁陡峭，大大削弱了冬季寒流的侵袭，同时也阻挡住了腾格里沙漠的东移。故宁夏平原虽深处西北内陆，而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8～5℃，1月平均气温一990，7月平均气温2490，无霜期150～170天，可以保证一年一熟。
宁夏平原的年降水量约200～250毫米，而年蒸发量在2000～2500毫米，没有灌溉就没有稳定的农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田水利事业。宁夏平原的开发史，实际就是一部引黄灌溉史。
二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断向四周扩展。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占领了包括宁夏平原在内的“河南地”。随后秦政府沿黄河设置郡县，征发内地贫民屯垦实边。相传秦家渠就是这一时期开凿的，但秦朝统治时间很短，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将匈奴赶往漠北，收复河南地，筑朔方郡，迁关西贫民数十万以实边，在朔方等地引黄河水溉田。宁夏平原后世有名可查的光禄渠、七级渠、汉渠（汉伯渠）、尚书渠、御史渠、高渠等古渠以及沿用至今的汉延渠、唐徕渠的原始渠道均为西汉时开凿，只是初建时设施简陋、规模较小而已。东汉顺帝时又接受尚书仆射虞诩的建议，派郭瑛在灵州灵武县南凿成汉延渠。当时郭瑛采取一种叫“激河”的新技术，就是通过船只把巨石沉入河底，形成迎水湃，以抬高渠口水位，增加入渠水量。后来宁夏无坝引水的主要渠道，都采用此法引水。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使宁夏平原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粮仓，所产稻麦除供应当地军民外，还用来赈济匈奴和接济内地。
三国两晋二百年间，宁夏平原战乱频繁，水利灌溉衰退，直到北魏统一北中国后，情况才有所变化。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薄骨律镇（今宁夏灵武市西南）守将刁雍上任后，见官渠缺水，不能广种，于是上表请开艾山渠。征得太武帝拓跋煮同意后，于河西古高渠以北8里、沙洲分河以下5里处平地开凿新渠，北行40里入古高渠，然后再北行80里，总共长120里。为保证新开渠的水量，又筑坝将沙洲以西河岔截断，使西河水全部注入新渠。因该渠在黄河东岸艾山（今牛首山）附近，所以名为艾山渠。刁雍还总结出一旬一灌法，凡四灌乃熟的经验。经过几年努力，宁夏平原又成为接济其他地方的粮仓。
大唐立国后，为经略突厥等少数民族，十分重视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不仅整修原有渠道，而且还开挖新渠。元和十五年（820年），灵盐节度使李听整修汉光禄旧渠，灌田千余顷。长庆四年（824年），唐穆宗又诏开灵州回乐县特进渠，灌田600顷。在此前后，汉渠、唐徕渠、胡渠、御史渠、百家渠、七级渠、尚书渠、艾山渠等都得到修复。灵武县北42里处，还有一个长50里、宽10里的“千斤破”，用来调节水位。
渠道的整修、开挖，扩大了灌田面积，仅汉渠、艾山56渠、御史渠、光禄渠和特进渠，就可灌田3700余顷。唐代单位面积产量也比汉代有所提高。八月的宁夏平原，稻浪滚滚，瓜果飘香，诗人韦蟾生动地描写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宁夏平原从此有了“塞北江南”的美誉。农田水利还推动了人口的增长，从贞观（627年～649年）至天宝（742年～755年）一百多年间，灵州人口由3640户、21462口增加到12090户、53700口。
三
西夏时期，宁夏平原的农田水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疏浚恢复先朝留下的大小渠道，其中唐徕、汉延是西夏境内最大的两个干渠，前者长400里，后者长250里。另一方面开挖新渠，相传位于今银川市西贺兰山下的“昊王渠”，就是由开国皇帝元昊组织修筑的，只因选址过高，终未凿成。
和前代相比，西夏引黄灌溉的最大特点是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农田水利的开发与管理制度。宁夏平原地处沙黄土地带，渠道极易淤塞崩塌，水利工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它要求每年夏灌之前，必须组织大批人工疏浚渠道水口。这一年～度的大规模“春工”和全灌区的用水管理，绝不是一家或几家地主所能胜任，必须依靠中央政权或地方官府出面主持。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明确规定：每年三月一日开始的春天渠大事由宰相亲自负责，确定工程期限与质量标准，四月十日春开渠完工。从四月十日至入冬前约五个月时间为灌水期。灌水期间，水利工程的维修、保护和用水分配分别由渠水巡检、渠主与渠头负责。
为进一步加强水利灌溉设施的维护，西夏政权还广泛发动灌区老百姓参与管理。唐徕、汉延、新渠等大渠由两旁农户监护，如果有人在渠湃取土，或盗窃闸门，监护人要立即捉拿告官；若监护人失职，使渠干、闸口遭到破坏，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水利灌溉是一个系统工程，除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外，还有防护林带与大大小小的桥梁道路。统治者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渠水巡检、渠主必须指挥沿唐徕、汉延等大渠农户于所属渠段种植柳、柏、杨、榆等。若违律不植树，有官罚一匹马，庶人十三仗。若所植树木被牲畜啃食，畜主人有官罚五斤铁、庶人答二十。唐徕、汉延等干渠上的大桥、大道由官府修建，支渠上的小桥、道路由附近农户集资修建。
西夏人还发明了一种叫做“垫草”技术，以减轻水流对渠口的冲刷。发达的水利灌溉，为西夏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如《宋史·夏国传》所说的，“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
元朝初年，宁夏平原历经兵乱，灌溉渠道多淤塞毁坏。至元元年（1264年）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随中书左垂张文谦行视宁夏，开挖毁坏淤浅的唐徕、汉延、秦家渠等12条干渠与68条支渠，灌田1万顷。至元三年（1266年），董文用与郭守敬又在应理州（今宁夏中卫）疏浚美利渠。
元代修复工程普遍采用了先进的水量调控技术，即在引水渠口筑坝设闸，用大木巨石构筑闸门，灌溉时开启闸门，河水流入渠道；停灌时关闭闸门，水归大河，使农田免受淹浸，发挥防洪效益。这种闸堰技术，对后世影响深远，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宁夏平原还在使用元朝的闸坝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