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日常谈话时，常常会出现歧义，比如下面这个句子：“教学大楼的所有教室都没有锁”。这个句子至少有两个意思：（1）指教学大楼的所有教室都没有装上锁；（2）指教学大楼的所有教室的锁都没有锁上。第一个“锁”指的是名词，第二个“锁”指的是动词。
由于听者的不同理解，“锁”的歧义就有不同的语言力度。意思（1）让人们想到要找人去装锁；而意思（2）让人们想到赶快去把每一间教室锁好。其实在社会现实里，普通的物理力也会出现歧义现象。
比如用一个苍蝇拍拍苍蝇，就有可能有几种结果。如没有拍死苍蝇，反而把桌子上的牛奶杯震动翻了。也就是说物理力必须运用恰当。当然语言力和物理力的表现形式不同。就量子力学而言，量子力学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所以许多物理学家都说过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量子力学。因为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就表明电子射线既是一束粒子，又可能是一种波动。因为单个电子的行为是无法预言的，电子时常从一种状态突变成为另一种状态。当然，在力学具体的设计中是不能出现误差的，因为不同的设计有可能存在不同的结果。语言的歧义会导致对心理的不同语言力。这和物理力学一样，只要在力学工程方面有一点疏忽，就可能造成物理力学的歧义。比如，在我国的探月工程方面就考虑到嫦娥一号的轨道设计问题、飞行控制问题，因为嫦娥一号从地球出发，要经过大气层和电离层。在进行力学设计时就必须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稍有一点疏忽，力学歧义的出现就会影响嫦娥一号的奔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运用错，就可能产生不同的语言力，对人民和社会都可能造成不利，威胁和灾祸，社会常常会受到个人文化（语言）的干扰，而使局势发生变化，如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例子。
外交家在讨论问题时，每一句话都要精心设计好，不能出现歧义，但是在平常的语言中歧义是难以避免的。人们的语言由于受个体的支配，常常考虑不周，而且很容易表达不准确。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间有可能由于考虑不周而出现交际失误。比如，一位母亲原来想使自己的女儿开心，问她：“你数学作业做完了吗？”她本想在女儿做完数学作业后，就带她到商场去购物。但是在女儿说没有做完时，母亲本来可以告诉她等她做完后一起到商场去，可是她又问到：“为什么还没有做完？”女儿认为母亲的问句是对她的指责，所以她的回答也不如意，结果不仅商场没有去成，而且造成母女之间的不愉快。
人们受到伤害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暴力（即物理力）对人体的伤害，另外一种就是语言（语言力）对心理的伤害。那么什么是力呢？人们都知道“力”这个概念，但是谁也没有见到过力。因为力是一个抽象概念。人们可以通过物体的变化感觉到力的存在，但是用肉眼无法看到力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人类历史中力的发现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正因为人类发现了力的存在，所以才能够了解如何应用力学原理来改变自然和社会的面貌。最初人们并不了解力学原理，只是模糊地知道个人的身体和力有某种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也不了解。我国古代的哲学家墨子（墨翟，公元前463-前376年）在他的《墨经》中首次提到“力”这个概念。他说，“力，刑之所以奋也。”这里的“刑”就是指身体，“奋”原来是指鸟儿展开翅膀起飞的意思。所以他给力的解释是：力能够使人的身体因运动而发生变化。这就是说墨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感觉到力的存在，当然他的认识只是初步的和原始的。
古人虽然没有发现现代物理学的力学原理，但是他们能够通过对力的运用而了解力的存在和实际用途。如墨子当时对杠杆的作用就非常了解。在《墨经》里有一段话：“衡，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长重者下，短轻者上。”
无疑，墨子在这里已经从杠杆的运用中获悉力的存在和用途。
墨子告诉人们，一个支点在中间的杠杆，其两个臂长分别为“本”和“标”。“本”用来悬重的物体，“标”用来放砝码一类的东西。如果杠杆保持平衡，是因为砝码的重量和物体的重量一样。在悬重的物体一边加重，这一边必定下垂。如果要再使杠杆平衡，就应该使“本”变短，而使“标”加长。如果在两边加上相同重量的东西，则砝码的一边必然下垂。又长又重的一边必下垂，而又短又轻的一边必上升。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墨子在实际运用中得出物理力的存在。
中国还流传一个关于曹冲称象的故事，这是从浮力的角度发现力的存在。因为象是一种动物，又大又重，无法称其重量。年纪很小的曹冲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先把象放到一艘船里，观察其吃水量，然后再把船的吃水深度记下来。把象再从船里牵到岸上。
然后把大石块装进船里，等到船的吃水深度和象在船上的吃水深度一样时，就知道象的具体重量。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知道，力的概念是在人们的实践之中得到的。
同样，在西方很早也获得了有关力的概念。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比中国的墨子略微晚一些。他认为世界万物的运动必定有一个第一推动者。对于能够自动的物体，推动者应在内部；对于无生命的物体，推动者应在物体的外部。一旦推一个物体的力不再去推它时，原来运动的物体便归于静止。尽管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有明显的错误，但它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另外，更晚一些古希腊又出现了一位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他总结出有关力学的基本原理，后来被称为力学之父。在《论杠杆的平衡》一书里，他提出了杠杆定律。在《论浮力》一书里他又提出了浮力原理。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详细叙述他的具体理论，但是我们了解一个道理，即：力的概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在人们的实践之中得到的。力本身是一个抽象的语词，但是当人类了解是力的作用后，就会运用力的原理为人类谋求福利。只需考察一下当前的世界，就不难发现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前面是有关物理力的问题，现在要从语言的角度问一下，语言有力吗？物理学告诉人们有关物体力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听到力，就联想到物体力。可是在社会里还存在着一种力，这种力不作用于物体，而是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人类的心理是看不见的，但是可以从实验里证明。这就是说力的概念有了发展，除了有作用于物体的力外，还有作用于心理的力。作用于心理的力可能来自行为，也有可能来自语言。语言力是作用于心理的一种力。语言力对心理的作用是看不见的，但可以从实验里证明。
在语言里存在着一种力学关系。所以人类应该运用易于促进人类和谐的词来代替易于产生矛盾的词，实际上就是调整语词的力度。比如一位医生对一位病人初次诊断确定有高血压，立刻就对病人说道：“你得了高血压的病，以后你必须服降压药，而且要终生服药。”对医生来说，他所说的内容并没有错。但是，病人听了会感到很突然，不能接受。许多病人甚至会坚持说他自己从来就没有高血压，并且心里感到非常紧张。医生这时如果再给他量一次血压，可能就更高。医生对病人讲的是实情，然而实情相告，反而使病人的心情紧张，血压更加升高。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就是语言力的力度运用过大。如果医生注意自己所运用的语言力度，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医生对病人说：“今天你的血压有些高，是不是睡眠不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你先按照我开的药方服几天药，等两天你再到我这里来检查一次，你看好吗？”这样的语言对病人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
现在看来语言确实有力，当然语言力和物体力不同。虽然，语言力一般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是可以肯定，如若语言力一旦被人们注意并运用到实际，便会发现语言力的功效是很大的。现实社会出现过多次高楼自杀事件，有关部门派出专门人员去说服企图自杀者。目的是说服对方舍弃自杀念头。但是说服的方式各有不同。如果能够说服对方取消自杀念头，就说明说服的力度运用得当。
近几十年来西方的语言学家们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最初作为哲学问题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在上个世纪业已回归语言学，成为语言学的热门话题。今天语言学已经注意到和哲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以及社会学等的牵手合作。于是语言学已经从单纯的语词及语词的联系中冲出来，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在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中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来讨论语言力学应当是语言学研究的方向之一。实际上从上个世纪以来，许多语言学家已经开始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涉及有关语言力的外延问题。另外，分析哲学家们也很注意对语言的探讨，但是他们所注意的不是语言的力度问题，而是语词的问题，比如他们从存在句出发来讨论“存在”的问题。
这里我们试图把物理学的力学概念移植到语言学，也就是从新的角度开拓出一门语言力学。作为物理学中的力学，从广义上讲，是一种关于物体运动的学问，如天体运动力学、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等等。总之，凡是物体运动都可以用力学的理论来解释。我们这里说的语言力学同样是借用力学这个概念来描述语言在人类心理中所起的作用。
几千年来我们根据社会和历史的记载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人际交往主要是依靠语言，配合语言的有手势、眼神以及其他身体姿势。所有这些在小到一般的人际交往到大如国际的战争与和平事业中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人类生活的外层是社会，我们不能把社会仅仅看成是乡村和城镇，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讲，社会应当是一个文明系统，而且是一个不断扩大和发展的多元化的文明系统。从前面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文明系统其本身是由语言符号组成的。无论是历史上所记录的和当代人们所谈论的与解决的问题、概念、观念、理念、纠纷、争议、风俗习惯、时代精神等等，无一不是由一连串的语言符号所组成的。语言符号虽然有所不同，而其功用是一样的。
历史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必然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明或文化系统之中，个人的行为也必然会受到这个文化系统的限制，若想不受它的限制，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由另外不同的句际关系组成的语言网络来代替当前的文化系统。当然，那就需要革命，需要新观念新思想，这可能要用几十万或几百万人的生命才能换得一个新的文化系统。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任何文明系统都脱离不了语言符号。这个文明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行为都要符合该系统；否则，这个人至少会被当成一个不正常的人，是对该语言文化系统的反动。尽管在一个社会里人们的情感、生理反应和感觉器官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之中，具体的语言符号系统对该社会中的人会起到应有的限制和约束作用，如同太阳系里的行星一定会受到太阳系力学支配一样。在美国任何人可以指责总统的不是，指责者不犯法；而在满清皇朝，不要说指责皇帝，即使指责一个小官，就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人在出生的时候，除掉带有父母的遗传因子外只是一张白纸，或者如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所说是一块白板。因为他认为，根据经验，人之初除了影像和知觉，什么东西也不能呈现于心中。人要适应这个时代的文化系统，就得从一出生就开始接受语言文化系统的训练，就得被动地、不自觉地进入语言的支配领域。这一切不是自愿的，而是时代的文化为人们安排好的。一个中国的幼儿在学习走路的时候，母亲对其发出指令说：
“去！”孩子就会向着反方向走去。如果母亲对其发生指令说：“来！”孩子便会朝着母亲的方向走来。因为中国的孩子是在中国这个特有的文化环境中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如果一位中国母亲对一个没有接受过中国语言文化教育的美国孩子发出同样的指令，当然不可能产生同样的语言效果。因为美国儿童不属于中国的语言文化系统。即使在同一个语言文化系统，由于地方方言不同，语言效果也不相同。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是设想在一个可能性的语言文化系统中所出现的语言力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假设在一个理想的语言环境中的语言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