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说
一、简况
宋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与唐代双峰并峙的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宋代诗人不仅继承了唐代诗歌的丰硕成果并努力发扬光大，而且更注意题材的现实性、语言的通俗化和内容的理性化，从而形成了宋诗不同于唐诗的特有风格。宋诗数量巨大，是唐诗的好几倍。如果仅从数量上看，宋诗的发展势头丝毫不逊于唐诗。但对唐诗与宋诗的优劣特色，后人一直争论不休。毕竟唐诗有着原创的辉煌，而宋诗虽然也小有开拓，终归还是步唐诗后尘，所以宋诗虽然也留下了无数优秀的篇章，但地位还是要屈居唐诗之后。不过宋词却当仁不让，后来居上，成为可与唐诗争雄比高、抢占天下的一代文胜。宋词的内容在北宋前期仍沿袭晚唐和五代词风传统，以艳情为主，后经过几代词人的努力开拓，逐渐扩展，几乎与唐诗一样丰富多彩了。然而宋词的语言更加瑰丽，感情更加细腻，音韵更加优美，形式更加自由舒展。它的独特艺术魅力是五七言诗难以达到的。词的出现极大地吸引了文人的注意力，一时间词人词作风起云涌。终宋300年间，有记录的词家达1430多人，词作达20860多首，使宋代诗词园地异彩纷呈、美艳无比。词是宋代文人对文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后世文人无不对宋词偏爱有加，学习研究和沿袭效仿者难以数计，而能超越者却如凤毛麟角。
二、宋代诗词繁盛的原因
宋代诗词的高度发展与宋代社会的政治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979年，北宋灭掉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广袤的中国大地又一次获得了统一。鉴于唐代藩镇割据祸国殃民的惨痛教训，北宋统治者采取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首先，对武将有诸多限制和控制措施，例如频繁调防、走马换将，使武将有兵权而无重兵，或握重兵而无兵权，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武将拥兵自重、割据叛乱的可能性。与之同时，朝廷广开科举，大办教育，网罗贤才，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宋代不仅继承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还严格考试程序，扩大科举名额，放宽录取条件，提高被录取者待遇，相应地在京师设国子学、太学，在各州县设学校，各地私立的书院也逐渐增多。这些举措都为培养人才创造了条件。在科举考试中，北宋初年偏重诗赋，仁宗以后又偏重策论。国家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宋代学子们以学求仕的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宋是盛唐之后不久的朝代，盛唐诗歌的影响必然反映到诗词文赋上，而且当时成功进入仕途的士大夫们也都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于是出现诸多士大夫喜欢以诗文表白自我和实施政治教化的情况。
另外，印刷术的进步对推动文化发展也起到了难以言述的巨大作用。印刷术在唐代已经发明，而繁盛却在宋代。先进的纸张印刷便捷迅速，书籍大量出现，公私刻书、藏书都异常活跃。由此，文化的传播之快之广较以往朝代已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宋朝就时间而言距盛唐不远，仍处在封建社会向上发展的时期。其时农业、手工业、商业及海外贸易都繁盛发达，这就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聚集为都市文化提供了条件，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宋代文学包括诗词的创作，使其日臻兴旺和发达。
以上是宋文化发展迅速的内部原因。但是，这一内部发展的积极因素却受到宋王朝外部环境的极大压抑。
北宋初年，虽然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统一，但这一统一既不稳定，也不长久。宋朝总共的300年间，与宋同时并存的外族政权就有辽(907-1125)、西夏(1032-1127)、金(1115-1234)、大理(938-1254)，以及高昌回鹘(981-1209)、咯喇汗(约940-1211)、蒙古等。面对这么多虎视眈眈图谋中原的边境外敌，宋王朝的国策却是“守内虚外”。对内是严加防范，勿使内乱，削权夺势，互相掣肘；对外则屈节投降，步步退让，纳贡割地，软弱可欺。宋代对武将的政策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主和思想长期占上风，即使与外敌交战也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求和、割地、纳贡的结果又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致使全国各地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朝廷内部党派之争此起彼伏。国家的“积贫积弱”终于导致北宋的灭亡，失掉半壁江山的宋王朝从公元1127起偏安一隅，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从此后，抗金和抗元的斗争又节节高涨，主战与主和派相持不下，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不稳定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
宋王朝的内忧外患使得宋代文人心中满腹忧虑，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国家兴亡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在他们的诗歌文词中不见了唐代的豪情，也极少歌功颂德之声和天马行空的浪漫，同时却多了细密、严谨、深沉、平实的风格，使得诗歌多而不盛，实而不华。当然，宋诗与宋词又各具不同的风格和发展历程，是应该加以区别和认真研究的。每逢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就会大量出现在诗歌之中，突放出夺目的光芒。宋代正是这样一个“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年代，大批爱国诗人和词人在北宋和南宋灭亡之际，不甘心祖国的沦亡，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泪凝铸成一首首铿锵的爱国主义诗篇，为后世之人留下了珍贵的礼物。
三、宋诗的特点
唐宋均是诗歌之盛世，诗歌数量之巨、人才之众可互相媲美，难分高下。然宋之初，“词”作为新体诗如春草初发，蓬勃兴旺，其轻灵婉转、意动神摇之态令无数人叹赏。由于“词”极适于抒情，所以宋初之际“诗”、“词”就有了不成文的明显分工：“诗”严肃正统，用以“言志”；“词”坦率随意，用以“言情”。诗词的分工使宋诗的风格迥异于唐诗，因为凡抒情之作多入词而不入诗，凡述志之论多入诗而不入词，诗人在创作之际鉴于目的的不同会事先有所选择，这样宋诗中的抒情成分就大大减少。
宋步唐之后尘，士大夫们的诗兴丝毫不亚于唐代，那么诗歌拱手将言情的任务奉送给词，让出来的偌大空间就必须要由其他内容来补充。而且，凡文学之天才必不欲重蹈前人之旧辙，而欲标新立异以凸现一己所长。唐诗犹如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令宋代诗人钦羡景仰，但也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充分认识到超越唐诗的困难，因此必须另辟蹊径、别开章法，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因此宋人是最肯学习唐诗而又最不肯模拟唐诗的。宋诗与唐诗之别常常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宋诗详唐诗之所略，略唐诗之所详，唐人不敢或不屑入诗的内容宋人都拿来入诗，就连苏轼、黄庭坚这样的诗歌大家也有很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扇、咏饮食的小诗，这在唐人眼中是绝对不屑一顾的。这就形成了宋诗“以俗为雅”的特征。其结果，一方面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能力，使诗歌更平易通俗、贴近生活，但另一方面也使诗歌变得琐碎、平庸、单薄和枯燥。
宋代诗人多数政治地位较高，生活条件优裕，他们关心国事，但脱离人民，所以他们的诗以自己的生活环境为基础，就很难有杜甫、白居易那样深入下层人民实际生活、反映社会各层面真实状况的力作，而是喜欢以学问相比高，以议论为风尚。更由于宋代国力远不如唐，内忧外患，国策尚且“守内虚外”，诗人们也就随之具有了“内敛而不外扩”的性格。
这使宋诗呈现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严羽《沧浪诗话》)的特征，使诗歌失掉了唐代的风韵和情致，而代之以更多的理趣和直白。
综上所述，唐诗和宋诗渊源相近而风格各异。唐诗如江河奔流，汹涌多姿；宋诗则如湖泊静谧，广阔深邃。唐诗的浪漫豪情令人感到痛快淋漓，宋诗的现实与理趣则迫人抚案深思。唐代诗人的成功是天人各半，诗之出似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而宋诗之成则纯出于有心有意，希冀以人力巧夺天工。唐宋诗风格不同，感受不同，后人对此褒贬各异而争论无穷。
今人缪钺在《论宋诗》一文中总结说：“宋人所好之美在意态而不在形貌，贵澄洁而不贵华丽。……宋诗之情思深微而不壮阔，其气力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不贵宏亮而贵清泠，其词句不尚蕃艳而贵朴澹，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其味不重肥醲而重隽永，此皆与其时代之心情相合，出于自然。”
四、宋词梗概
词作为一种有独特风格的新诗体，其发源虽可上溯至隋唐的燕乐，或更早的汉魏乐府，但发祥兴盛却在宋代。诗词都起源于民间，但诗的发展源远流长，随着文人诗歌越来越曲高和寡，它与人民和民歌的距离越来越远；而词却不然。在宋代，词可谓源近流短，它是都市市井文化的产物，虽然很快在文人中传播开来，但在民间娱乐场所对词的钟爱却有增无减，致使宋词成为终宋一代最大众化的文学形式。上至帝王官吏，下至平民百姓，无论文人武将，不分男女老幼，莫不以听词为乐，以能词为荣。短短几百年间，词家无数，词作万千，可谓盛极一时。
词的出现使诗词有所分工。词主“言情”，而情发于心、动于中，微妙缠绵，小到一颦一笑的儿女私情，大到报国疆场的壮志豪情，或隐匿，或暴露，皆可入词。读词，似乎是在倾听作者的心声，触摸词中人的脉搏，较之诗，更真、更切、更深、更美，使人愉悦，令人陶醉，给人以无限美好的艺术享受。
当然，词并非生而如此，它从出现、生长到成熟也有一个过程。西蜀词派的“花间词人”以写声色为主，到南唐词人李煜已是声泪俱下、痛诉个人哀怨了。进入北宋，武官被解除兵权，“歌儿舞女以终天年”，文官俸禄优厚，蓄养家伎成风，此种环境和条件使得闲暇之余歌舞饮宴成为风尚。士大夫们赋诗填词，以显才智，以结友朋，何乐而不为？此时词作侧重反映士大夫阶层闲适自得的生活，笔力清新，气度闲雅，词调以简短精练的小令为主。稍后，以柳永词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喜爱的词大量出现，内容较北宋初年丰富了许多，主要反映都市下层人民的生活，词调也逐渐从小令变为慢曲长调。慢词篇幅长，容量大，手法翻新。
柳永将六朝、隋唐小赋写作技法引进词作领域，层层铺叙，处处渲染，言尽曲终，备足无余，颇受市民欢迎。从此，词家队伍不断壮大，创作视野不断扩充，使这一新兴诗体形式从诗歌大河旁的涓涓细流逐渐变成一泻千里的浩浩江水，挟五湖，纳百川，径直汇入文学艺术的大海之中。
从北宋中期到后期，从范仲淹到王安石，政治改革派兴起，其词风开始从清新婉丽变为豪爽遒劲，词调更加气度恢弘，开豪放派新声。当然，并非改革派一定是豪放派，也并非豪放派一定是改革派。略晚于王安石的苏轼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但就词而言，他却完全打破了“诗庄词媚”的风格划界，做到了词与诗同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见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他在词中怀古伤今、谈史论玄、游山赏景、赠答亲友，思之所至，笔之所及，大大拓宽了词路，扭转了词风，成为词家豪放派当之无愧的奠基者。苏轼的词风之变强烈冲击着词坛，以致他的嫡传弟子亦不敢轻置可否。
尽管有苏轼词的出现，但北宋词坛仍然是婉约派词家的天下。秦观、周邦彦等婉约派高手佳作迭出，雅俗共赏。特别是周邦彦作为徽宗朝主管国家音乐机关——大shèng晟府的官员，更是对词调规范、词句整chì饬作出了贡献。他还变柳永词平铺直叙的手法为出奇创新、曲折回环，使词的制作更上水平，更有意味，他也因此成为北宋词集大成的人物。
北宋灭亡，高宗南渡之后，中国又开始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耻辱、人民的苦难强烈地撞击着国人的心。是战，是和，是降，朝廷内部唇枪舌剑，明争暗斗。南宋的文官武将再无心儿女情长，多数词家也齐聚在豪放一派的大旗下。李纲、岳飞是南宋初年站在抗金最前线的着名将相。李纲以“咏史组词”的形式借古讽今，鼓励君王亲征。岳飞词至今虽仅存3首，却首首抗战、字字激烈，表达了誓死扞卫国家民族尊严的时代最强音。
与之同时或稍后，张元干、张孝祥也因反对议和投降而遭受迫害，在悲愤中他们写就多篇爱国抗战的词作，令读者情动心惊。
怒澜排空的南宋爱国词潮至辛弃疾而达巅峰。辛弃疾一生献身抗金复国大业，却壮志难酬。他满腔块垒诉诸词间，不但词风雄奇奔放，无拘无束，连起码的句读也奈何他不得。他继苏轼“以诗为词”的大胆革新之后，进一步解放词体，干脆“以文为词”，从此，散文句法被引入词的领域。一首词就是一篇绝好的文章，其中引经据典，评古论今，嬉笑怒骂皆成词章。
其他爱国词人还有陆游、陈亮、刘过等人。陆游以诗着称，但词也不乏“气吞残虏”(《谢池春》)的爱国热情。陈亮，一介布衣，无拘无束，词风虽粗犷发露，但横放恣肆，痛快淋漓。后起词人陈人杰仅传《沁园春》三十一首，忧时愤世，锋芒毕露，直言犯上，大有彗星袭月、白虹贯日之气象，颇得陈亮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