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辽金诗歌与元好问
当中国中原地区正处于五代更替的时期，生活于辽水上游(现今内蒙古东南)的契丹族各部落得到了统一，于公元907年建国，916年取国号契丹，后改称辽国。辽国虽然幅员万里、地域广阔，而且立国时间长达200多年，但它建国初期是奴隶制国家，后来虽然逐渐封建化，但文化发展仍然十分落后，保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为数很少。
公元1115年，逐渐强大起来的女真族以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为中心建立了金国。1125年，金灭辽，不久即进兵中原。1127年，徽宗、钦宗二帝被金兵掳走，北宋结束，南宋开始，此后长期宋金对峙。金朝文化虽然比辽进步，但与宋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
金朝统治区内也有不少人留下了诗作，清人郭元yú釪在元好问《中州集》基础上编成《全金诗》一书，收入金代358位诗人的5500多首诗作，规模也相当可观。这些诗作反映了金文化从几乎没有文字的原始状态，到逐步与汉文化相互交融和吸收，最终走向成熟的过程。到金朝末期，在蒙古族的威逼下，金政权被迫南渡，国势也逐渐衰微，最终被元所灭。这个时期有不少诗人写出了反映社会动乱现实和人民灾难的诗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就是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祖辈系南北朝时期北魏鲜卑贵族拓拔氏。他是唐代着名诗人元结的后裔。元好问生活在金末社会动乱的时代。22岁时，蒙古成吉思汗率军攻金，元好问之兄被杀，元好问逃到邻县躲藏才幸免于难。
27岁，蒙古军南下，他携全家逃亡到今天的河南。32岁中进士，后来做过几任县令。41岁时调任京官，移家金都汴京。第二年，蒙古军围困汴京，他与广大军民一起经历了艰苦的“围城十月鬼为邻”的生活。再一年，金亡，他又携友人之幼子白朴和所有被俘金朝官员百姓一起，被驱赶至聊城(今山东聊城)监管。脱离监管后，他转回家乡，终老不仕，一心着书立说，直到67岁去世。
元好问一生饱受离乱之苦，他亲眼目睹了蒙古灭金这一惨痛历史的全过程，深切地感受到金王朝的腐败无能，亲见蒙古侵略者的残暴，亲身体验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甚至沦为阶下囚的痛苦。他将这一切用诗歌真实地记录下来，从而使他的诗歌成为展现金元易代时期社会动乱的历史画卷，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意义。
元好问是文学创作的全面手，涉足诗、词、文、散曲、诗论、笔记小说等多个领域，尤以诗歌成就为最高。他的诗歌创作分为前、中、后3个时期。
前期是27岁前，为准备阶段。他因从小能诗被称为“神童”，到27岁时，虽然年纪不大就已经经历了诸多苦难。他把逃亡与战乱中的所见所闻写成诗歌，表现出对现实社会人民苦难的强烈关心，凡读到他诗的人无不为之惊叹，于是“名震京师”(《金史》中《元好问传》)。这标志着元好问正式登上金代诗坛。
中期是2747岁之间，从他移家河南登丰起，直到金朝灭亡为止。这是他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由于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主力把注意力放在西域，金王朝得到了暂时的安宁。金王朝统治者因此又飘飘然起来，错误地认为金王朝不会很快灭亡。
元好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举出仕的。然而，好梦不长，事实给了所有对金王朝抱幻想的人当头一棒。旋即而来的亡国惨祸使人民饱受苦难，诗人身历和目睹这一切，悲从中来，他以饱沾血泪的诗句揭露了金统治者的暴政和蒙古侵略者的暴行。诗人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和对文字驾轻就熟的能力使其诗歌取得了金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后期是金亡后至诗人去世。这个时期，诗人成为金代遗民，他拒绝做官，一心着述，将全部精力用在整理金代文化上。在访诗和收集史料的过程中，诗人往来各地，探幽访胜，更增加了其文化的底蕴。生活的变化引起诗风的变化，其作品虽仍时时发出哀国之痛，但多数作品已经转向描绘山水风情或与友人应酬唱和，从而开辟了元好问诗歌晚年的新境界。
元好问的代表作主要还是中期作品，如《壬辰十二月车驾东守后即事五首》(其二)：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今谁在？莫拟分军下井xíng陉。”
又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zhān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hú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他的这些诗歌虽然是写时代的离乱苍凉，被称为“纪乱诗”，但诗中并不是一味悲凉叹息，而是蕴涵着一种激昂慷慨的豪气。有些诗还在观察历史现象的同时努力探究造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从而引发人们深深的思考，如《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出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qīn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元好问不仅诗写得好，词也写得好。他现存词300多首，数量和艺术水平均为金代之冠，其词风与诗风相似，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代表作有《木兰花慢·游三台》、《水调歌头·赋三门津》等。题材涉及丧乱、爱情、咏怀、吊古、送别、咏物、射猎、边塞，可谓应有尽有。
元好问诗词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是与其对诗歌理论的深入研究分不开的。他写了《论诗绝句三十首》，全面评论了自汉魏至宋1000多年间重要的诗人和诗派。他论诗崇尚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和清新豪放、刚劲雄壮的艺术风格，他喜爱淳朴自然、浑然天成的语言文风，主张诗歌应有深厚博大的内容意境。从这些观点出发，他热情赞扬“四海无人角两雄”的曹植和刘桢，称颂陶渊明是“一语天然万古新”；他激赏《敕勒歌》中有“中州万古英雄气”；他因陈子昂扫荡齐梁诗风而称赞他是“合着黄金铸子昂”；他欣赏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是“笔底银河落九天”；他赞同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评其为“眼处心生句自神”。
同时，他批评那些只追求声律而不重内容的形式主义作品，批评那些学习古人只模仿其形式而未学到精神的诗人。他不满意孟郊等人的穷愁苦吟，更不喜欢张华、温庭筠、李商隐等人多写儿女艳情。当然，对文学作品的风格、内容，不同人完全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总起来说，元好问是喜欢昂扬向上、关心社会的作品。他对诗人多数有褒有贬，特别是对苏轼、李商隐、黄庭坚等诗歌大家更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价，其观点受到后世诗学研究者的重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元好问以诗论诗的诗作本身也是绝好的诗品，例如《论诗绝句三十首》(选三)：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元好问以后，以诗论诗似乎蔚成风气，清王士禛、赵翼等人都深受他的影响。
元好问为了保存金代珍贵的诗歌文献历尽艰辛，编成《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全书收录金代251位诗人的2026首诗作，且每人名下各写小传，介绍其生平，评论其作品，成为研究金代文学和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成为元好问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好问自己虽然不仕元朝，但他为了保护中原文化，曾亲往汴都会见忽必烈，以说服他重视儒生，为尽可能减少由于时代变更造成的文化破坏尽了自己的力量。
第二节元代诗体的分流与演变
公元1206年蒙古贵族首领铁木真平定蒙古族所有其他部落创立大蒙古国，被尊为成吉思汗。他率领剽悍雄奇、无坚不摧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1234年灭金，1279年灭南宋，在此前后又三次西征，势力远达今日伊朗、叙利亚等地，建立了空前广大的大一统政权。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于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元朝正式开始。元朝相对于唐宋明清来说，时间并不长，但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
从消极方面讲，元是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鉴于蒙古族部落在入主中原之前尚处于奴隶制社会形态下，他们对中原地区的进攻明显带有掠夺的性质。他们对被占领区人民实行奴役和压迫，对中原古老而发达的文化实行摧残，这无疑使社会形态发生逆转，出现倒退。他们破坏农业，占耕地为牧场，使农业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他们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他们随意杀戮和劫掠人口，连儒生文士也同遭厄运。他们废除科举，使文士儒生失去了研究学问以求晋身的机会。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文化压迫的结果迫使大部分儒生文士彻底抛弃了做官的愿望，不再依靠国家政权来实现个人才志的发展，而真正走向了人民大众。他们或隐逸山林、着书立说，或进入市井勾栏，成为社会最底层的文人。社会地位的低下使他们既能深入地了解人民的苦难，也由于自己的不幸而激发出创作的热情。他们不再为仕途的进退贬谪而苦恼，也就脱去了束缚思想行为的枷锁，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人格，比之以前时代的文人更加敢于仗义执言、无所顾忌地批评当权者。这一文化与人民大众真正的结合，决定了文化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及文艺风格的根本转变，造就了元代文化独特的风貌。
从积极方面讲，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中国大地上300多年来政权并立争斗的局面，使中国的疆域比汉唐时更为广大，除新疆早已归属中国外，西藏、云南、台湾、澎湖也都归入中国版图。在这一广大无比的土地上，没有了限制人民相互往来的南北分界，更由于地域的广大和政权的少数民族性质，中国从此成为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国家。民族的杂居形成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使元文学广泛吸收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精髓，并深受其粗犷剽悍风格的影响，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唐宋的崭新面貌。
另外，在元代中后期，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和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在社会趋向安定的基础上，国家的统一、地域的广大使手工业和商业空前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都市繁华、商业兴旺的景象。而都市的增加和扩大又使市民阶层迅速壮大，人口的集中、各阶层矛盾的集中和激化以及聚居人口对文化生活的需求都使市井文化得到蓬勃的发展。同时，元代多民族杂居形成的多元思想文化的共融，不仅使宗教信仰多元化，佛、道、伊斯兰、基督教同时并存，不断扩大各教的影响，也使儒学、程朱理学并存，并且相互影响和分化。而且多元文化的影响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言行的严格的封建礼教随之松动，旧日致人于死地的纲常伦理屡屡被打破，这也使元代文学中出现了许多蔑视礼教、逾越常规的封建叛逆者的形象。
正是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成为新的转折点。市井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叙事性文学第一次压倒抒情性文学成为文坛的主流。小说、戏曲勃然兴起，而一向被视为文坛正宗的诗词却走向下坡。很多诗词作品由于其作家远离人民群众且文字运用追求高雅艰深、曲折含蓄，因而不易被人理解，更难以直抒胸臆，更有不少诗词只是表达作者个人的恩怨情愁，与民众毫无关系，当然也就不会引起民众的兴趣。至于那些专门注重形式、卖弄文才、崇尚艳丽、堆砌辞藻的无聊文人游戏，更不会为人民所接受。正是“来自民间，死于庙堂”这一被历史证明的文学发展规律决定了诗词的旧形式在元代的衰落。人民不再更多地理会咬文嚼字的诗词，而是希望寻找更加清新活泼、通俗易懂、充满生机的文学形式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自己的感情。元曲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诞生和逐步发展起来的。
应该指出，元曲在元代虽然蓬勃兴起，但在当时的文人眼中始终被认为是俗曲小道，难登大雅之堂。因此，在当时较有地位的文人中，诗词仍然被认为是正统文学，不仅创作在继续而且数量相当不少。仅《元诗选》及续集所收录的诗人就达2600多人，诗作3万余篇。
虽然后人一致认为其远逊唐诗，也不如宋诗、宋词，但从其可观的数量中仍可发现优秀的诗人和诗作。不过与元曲相比，后者更具创新意义，且内容风格更具时代特色与现实主义的精神。
杂剧和散曲合称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取得了与唐诗、宋词相并立的地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序》中指出“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从诗歌发展的角度来讲，元曲中的散曲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又一种新诗体，在诗歌特别是诗体发展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是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