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本质来看，典当只不过是以一定物品为抵押取得一定当金（贷款），并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赎回原物的一种融资行为。其涉及交当人、当铺及抵押物。抵押物品是典当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抵押品的存在才使交当人与当铺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债权债务关系，使其不同于一般的直接借贷关系。交当人必须以一定的物品做抵押，方可取得当铺的放款，并按要求在当期内还付息，取回抵押物品；而作为当铺在收取抵押品时，先对其估价并决定一定的放款数额，同时，在当期内要承担妥善保管抵押品的义务，在放款期限内收本金和利息，并将抵押品返还交当人。可见，典当的本质属性是一种物品抵押款行为，典当双方由此形成特殊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和消灭有固定的场所——当铺。
（二）钱庄
钱庄又称钱铺、银号，其最初是为适应明清两朝特定的货币制度而发展起来专门进行银钱兑换的信用机构。唐宋时期就出现了专门经营兑换业务的组织，如金银铺、兑坊等。宋朝出现的用铜钱换铁钱，用小钱换大钱，以及官吏们傣钱来做兑换生意取利，都是钱币兑换业务。另外，在对外贸易中也常常需要外来货币的兑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货币经营业——用货币商品做买卖的商业首先是由国际商业发生的。只要有不同国家铸币的存在，在外国购买货物的人，就要用本国的铸币换成当地的铸币；并且反过来。可见，早期的对外贸易也需要货币兑换业的存在。据考证，钱庄最初出现在明代，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年），因为“大明宝钞”跌价，取消了用银的禁令，于是白银和铜钱公开合法流通。而当时铜钱的种类和数量很多，重量成色杂乱不一，对白银的兑换比率具有较大差异，且时常变动，这给商品交换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因此出现了许多从事钱币兑换业的人。随着兑换业的发展，单纯经营兑换业务就可以取得盈利，早期的钱庄开始出现。
到明朝末年，钱庄已成为当时主要的信用机关，从事金银钱三者间的相互兑换业务，承做顾客签发票帖取钱的业务。同时，钱庄还积极承揽放款，主要以消费信用为主。当然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对工商业的放款也有所增长。但是存款业务却一直没有得到发展，人们仍然不愿意将钱存在新兴的钱庄里，宁可存在巨商大贾的柜中。
清代仍然是采取银两、制钱并行的“二元”本位制，银两、银元和铜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起流通，这种复杂的情况造成了兑换业的发展。乾隆初年，钱庄的业务还主要以兑换业为主，其经营内容和活动范围非常狭窄。钱庄的真正发展是在乾隆后期，其业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存放款业务开始成为其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规模较大、资本较多的钱庄，逐渐经营起放款的业务。放款的对象主要是商号，每年都对丝、茶、糖、棉、烟、麻各行业发放大量贷款。此外，也办理工业放款，不过因当时工业尚不发达，故放款数量较小。钱庄放款的利息率，比当铺要低得多。乾隆年间典当利率大概总在二分以上，而钱庄放款利率多为一分左右。钱庄在乾隆年间已相当活跃，银钱比价的波动，多少受它们的操纵。到嘉庆道光年间，钱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存款业务也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主要吸收私人存款和政府的公款。此外，钱庄还发行钱票、银票两种兑换券，作为信用货币在市面上流通。钱庄多为私人独自开设或合资开设。
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钱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如作为中国钱庄业发祥地之一的绍兴。在明代中后期，境内商品交换日趋繁荣，内地货与外洋货同时流通于城乡市场。随着商品流通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境内货币种类增多，外国银元流行，钱庄业逐渐兴起。至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境内已出现现兑钱庄（以兑换为主要业务）、汇划钱庄（以异埠款项划拨为主要业务）、非汇划钱庄（以本埠存放款为主要业务）三种类型的钱庄。钱庄不断增多，除城区外，商品生产和流通比较发达的农村集镇，也都有钱庄之设。光绪十二年（1886年）仅山阴、会稽两县就有钱庄42家。到19世纪末，绍兴钱业市场颇为活跃，促使资金的合理流动，得到供求之间的平衡。
随着钱庄的发展，其活动中心也由北京逐渐转移到上海。光绪二年（1876年）上海单是汇划钱庄就有105家（所谓汇划钱庄是指由上海的大钱庄组织一个汇划总会，作为相互清算机构，凡加入汇划总会的钱庄就叫做汇划钱庄），此外还有100多家小钱庄，合计有大小钱庄200多家。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的广州，1873年参加钱庄公会的钱庄就有68家（不包括兑换店）。钱庄的业务范围也大大拓展，如一些银行业务——票据贴现、短期拆息、买卖生金银和兑换、发行汇票等，不同的钱庄以不同的业务范围进行经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京津一带的钱庄业被侵略者所洗劫，房屋被烧、现银被抢、契据被毁。当时北京有300多家钱庄，几乎无一幸存。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金融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1897年上海钱业界的“贴票风潮”，使上海的钱庄业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是很快钱庄业的实力就恢复过来。到1905年，上海南、北市开业的钱庄又达到了102家，1908年又增加到115家，重新兴盛起来。1910年，又出现了导致钱庄倒闭的所谓“橡皮风潮”。风潮的起因，是当时一个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设一家“橡皮公司”，大造舆论，鼓吹经营橡皮可获厚利。在他的引诱下，投机者风起云涌，许多商人争相向钱庄借款购买橡皮股票。钱庄本身也投以巨资，橡皮股票上涨了20多倍。这时麦边乘机将股票全部抛出，卷款潜逃。商家始知受骗，顿时橡皮股票一落千丈，成为废纸。投机橡皮股票的商人纷纷破产。钱庄受影响而倒闭者有20余家。当时外国银行还握有倒闭钱庄签发的庄票，纷纷持票向上海地方政府要求赔偿，清政府迫于压力责成上海地方当局向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借款350万两，负责付清外国银行和洋行所执未付的庄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内外贸易的扩大，钱庄与外国银行、洋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样，钱庄就为外国银行所利用，加强了它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不管是“洋厘”的升降，还是“银拆”的高低均由钱业决定。上海九八规元和钱庄的庄票仍然是金融业记账和款项清算的重要工具。不管是银行与钱庄的收解，还是银行与银行之间的账款结算都要委托钱庄代为办理。尤其是钱庄的贷款业务不需抵押，注重信用，加之运用票据活跃资金，使其在资金取得和使用上灵活方便。商家更愿意与钱庄发生业务关系，而不和银行往来，使钱庄在金融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随着外国银行的入侵，钱庄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外国银行所利用，也因得到外国银行的支持而获得了发展，更加兴盛，其充当了设在通商口岸的外国银行与内地的工商业之间联系的桥梁。特别是外国银行通过直接向钱庄放款，逐渐操纵了钱庄的业务活动，使钱庄逐渐成为外国银行的附庸。
在中国新式金融机构产生时，钱庄在一些地方如上海，仍然超过新式金融机构而占有主导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钱庄在进出口贸易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钱庄老板一身二任兼当买办，钱庄凭借租界依附于外国侵略势力，通过外国银行融通资金进行进出口贸易，衔接通商口岸洋行和内地商人的交易。
当然，钱庄在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开展国际贸易等方面也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而发展迟滞，钱庄往往经营一些不正当的业务以取利。另外，由于钱庄本身资本微小，经营管理方式落后，往往造成过度信用扩大。特别是由于其仅注重信用，而不注重抵押或担保，容易发生贷款收不回来的事件。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上海就曾发生“贴票风潮”，使得经营贴票的钱庄全部倒闭，其他钱庄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票号
票号又称票庄、汇兑庄，最初是专门从事汇兑业务而发展起来的信用机构。对于票号的起源众说不一，一般认为由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创设的日升昌是我国第一家票号，创设的时间大约是1824年（道光四年）。票号的业务与唐之飞钱，宋之便换，明清之会票（即汇票）这些由政府办理或商人兼营的业务相似。票号最初只为商人办理埠际间的汇款，后来又有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票号的发达，大概在咸丰、同治年间。由于当时国内各地战争不断，不便于运送现银，通过票号办理汇兑的需求增加，推动票号的产生。
票号的业务最初主要是汇兑，后来逐渐拓展业务，以商号和个人为存款、放款对象。逐渐地其放款主要对象变成了钱庄、官吏及殷实的商号；存款也以大宗公款为主，特别是由于票号与清政府和官僚关系密切，公、私款多存于其中。尽管票号也对一些工商业发放贷款，但其主要业务却脱离商业和手工业者，走上了畸形的发展道路。票号经营大多采用独资或合资的无限责任制形式，股本分为银股和身股，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是典型的民有信用机构。自日升昌票号成立后，其业务扩展非常迅速，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3家分号。日升昌的成功促使山西商人纷纷投资票号，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仅山西票号就有28家之多。
山西票号的分支机构不仅遍布全国各地，而且还在朝鲜新义州、仁川和日本大阪、神户、东京等地设立分号，业务活动盛极一时。由于票号本身业务主要以封建官府为依托，随着清朝末年户部银行等新式银行以及各省官银钱的设立，其业务逐渐萎缩，特别是票号的经营管理十分保守，未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最终纷纷倒闭。
票号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其起源来看，最初是由几种比较发达的行业创办的，如日升昌票号是由颜料店改营的，蔚泰厚是由布庄改营的，百川通是由茶庄改营的，乾盛号是由绸缎行改营的，等等。由商店改营票号，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汇兑业的产生，解决了商品流通中的资金流，承担了商业资金的调拨，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多由山西人创办，主要是因为晋商在商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经营地域涉及全国各地，并与俄国等进行贸易，这就需要有专门的金融机构或兼营资金融通业务的商行为其提供资金融通。特别是由于票号与清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其业务活动多围绕政府、官吏来进行，使其得到了发展。
通过为政府筹款，办理捐款汇兑，代理财政收支汇解，票号在19世纪60-90年代进入了其黄金时代。票号家数增多，经营地域扩大，分支机构遍布全国。据记载，1881年仅汉口就有票号32家。上海在1875年有票号24家，数年后增加到40多家。票号逐渐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承兑官吏的捐款，票号东伙捐买官职，汇兑京晌，兑政府财政借款、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等。除了与政府及官吏的密切联系促使票号迅速发展以外，还由于经营进出口活动的中国商人需要资金融通，各城市之间资金调度频繁。内地的商业借贷主要依靠钱庄，票号则是钱庄的后台。这种商业借贷和汇兑的要求为票号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促进了票号的发展。
乾隆、嘉庆时期，商业资本有了转化为货币经营资本或货币商业资本的条件，票号也正是在这时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态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票号虽然以商业或个人为经营对象，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微弱，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挫折，加之中国封建势力强大，票号产生以后不是越来越向资助商业、手工业的方向发展，而是与清政府和官僚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清政府官款或官僚私款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
到了光绪年间，票号已进入鼎盛时期。光绪后期发生的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虽然使票号受到了某些损失，但也给它带来了意外的繁荣，1900-1911年是票号盛极而衰的年代。票号在这一时期一度繁荣的根本原因是其与清政府互相勾结。1900年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慈禧太后西逃，路经山西祁县，入住于大德通票号。票号全力资助，清室对此倍加赏识。事平之后，对于票号更为信任。所有岁入各款，大部存入票号。从此之后，票号开始代理国库，私人存款亦大量增加，从而资本更加雄厚，营业蒸蒸日上。这一时期票号的营业机构不断扩展，较大的票号如日升昌、蔚泰厚等都有30多处分号。票号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特别是合盛元票号1907年在日本的东京、横滨、大阪、神户，以及朝鲜的仁川等设立了支店，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先河。甲午、庚子战争后，清政府被迫负担的外债和赔款大部分都由各省关委托票号汇解到上海集中交给外国银行，使票号汇兑公款的业务大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