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元代官方对典当双方的制约和保护是很明确的。典当行不得违例取息，当物毁损须赔偿；当户逾期不赎，将缴纳相应的惩罚性利息，典当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当物进行变卖。明代设立了基层社区的民间实物借贷机构，并规定了其人员组成和运作方式，《明史》《志》第五十四《食货》二记载：“孝感饥，其令请以预备仓振贷，帝（太祖）命行人驰驿往，且谕户部：自今凡岁饥，先发仓庾以贷，然后闻，着为令。”又《志》第五十五《食货》三记载“嘉靖八年乃令各抚、按设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正，能书算者一人为社副，每朔望会集，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户主其事。年饥，上户不足者量贷，稔岁还仓。中下户酌量振给，不还仓。有司造册送抚、按，岁一察核。仓虚，罚社首出一岁之米。其法颇善，然其后无力行者。”
从明代中期起，典当业开始兴盛，其中民营当铺最为兴旺，各地的商人和商帮如徽商、晋商等纷纷涉足典当业。明代严禁官吏私自放贷和从事典当业，《大明律》规定：“若监临官吏，于所部内举放钱债、典当财物者，杖八十。违禁取利，以余利计赃重者依不枉法论。并追余利给主。”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明代对典当的利率有明文约束，基本上坚持了“一本一利”的原则，并提出了相应的惩罚规定。《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
清朝典当业民当、官当、皇当三足鼎立，清朝很多的民当东主开始走上与官僚政治相结合的商官勾结、多种经营之路。清末时期，许多买办资本家也兼营典当。清代衙门自己开设公营当铺遍及全国，成为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皇当是清朝皇室补给开销，争夺社会财富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盛行于雍正、乾隆两朝。
对典当业进行纳税管理，始于清初清顺治九年（1652年），典当行领取营业执照，始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清朝典权制度在法律上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乾隆年间规定典卖契载不明之产，如在30年内，契内无绝卖字样，即以绝产论概不许找赎。这是对典期的最高年限加以硬性的规定。清宣宗道光二年（1822年）十一月在一道谕旨中，对民间质押当铺的作用给予肯定并立法加以保护，谕旨称：“民间典质称贷，有无相通，事属常有。江西省所属，向有殷实之户，于青黄不接之时，将余谷听农民质押，以有余补不足，沿行日久，贫富相安若再加立禁令，官为限制，事涉烦苛，致滋流弊。”（《清宣宗实录》卷45，道光二年十一月壬辰条）清王朝对典当的开明政策有利于民间典当业的发展。
另外，清政府对包括旗地在内的官地典当行为做了严格的禁止。这是出于维护满族贵族的特权和清王朝统治的稳定而制定的。实际上，旗地旗房的私下典当与买卖屡禁不止，已成为公开的交易。
清代的民间借贷组织在一些地方小规模的运作和发展。“摇会”是福建民间金融互助组织。它由若干名“会友”联合组织起来，每人每会出一定资金，然后由会首或一名“会友”轮收诸人之资，从首名会友轮收至最后一名会友为止，这次摇会就算结束。但哪一位会友在哪一个会期收款，采取摇签或者采取“投标”方式，后者带有明显的高利贷性质。
综观封建社会的农村民间金融的概貌，在整个封建社会农村民间金融有以下几个特性：
1.每个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对农民的赈灾救济，并由此设立了相关的机构，建立了相应的制度，由民间自己推荐的人来进行民间式的管理，但必须按时上报管理信息，这种民间式样的管理多多少少带有国家指导、民间自己管理借贷业务的性质。同时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出于维护王朝统治目的的做法虽然历朝不绝，但往往执行到中途就夭折。因此，反而助长了其他的农村民间金融形式的发生发展。
2.每个封建王朝，都对民间存在的互助性质的借贷关系给予一定的生存空间，有的甚至以法律形式肯定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其原因，不外乎在于这种互助性质的借贷活动对增强社会底层的凝聚力有积极的意义，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作用，能够体现统治者的仁爱胸怀，有一定的道德教化功用。
3.对于赢利性的民间金融活动，统治者都会以各种方式予以制约，或者是用法律的形式或者是诏书的形式。原因在于整个封建社会在政策制定方面基本上是围绕一个“重农抑商”的前提展开的，以小农生产为特征的农业生产是整个社会基本的生产方式。以农为本的思想贯穿数千年，农村民间金融必然难逃被制约的命运。尽管如此，农村的有息借贷虽然历经改朝换代战火洗劫却始终没有被消灭，客观上就证明了它具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也正好印证了马克思所持的观点：“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同小生产者、自耕农和小手工业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4.农村的民间金融虽然处是被制约的角色，但统治者往往也承认了它的存在，接受了它存在的现实，于是针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各种法律条文纷然杂陈于历代律令当中。同时，也成为政府、政府官员、皇室积极参与谋取暴利的手段之一，虽然有的朝代严禁官员介入，但形同虚设，作用有限。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组织和规范的民间金融形式已经被整个社会接受，而且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几乎连统治者自身也对它垂涎三尺，这也足以说明它自身生命力的顽强。同时相关的法律和制度随着历史的进步逐步完善，成为后人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文献。
5.农村民间互助性质的借贷、有息借贷、典当这些作为农村民间金融的形式，在南北朝以后就一直处于一种共存而不互相排斥的状态，甚至是在某一个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区段有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功效，也没有因为某一个形式的发展而影响到其他形式的存在和发展。究其原因，在于汉代以后对盐、铁、开矿、钱币铸造与发行流通的国家专营，通过这种方式国家牢牢控制了金融命脉和经济大权，而民间的借贷、典当并没有被看作是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因素，而且也很难发展到影响国家的金融命脉的程度；到清朝，典当业被作为一个特殊行业进行登记收税管理，这个行业的发展始终没有形成几个人或者几个集团的实力庞大到可以对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步，它的发展始终是在零散状态下的私营、官营共存的局面，所以农村民间金融的这些类型在当时人们未必有这个观念，他们的存在反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繁荣，他们的存在对社会本身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社会也给这些后人称为的民间金融形式提供一定的寄生的空间和可以利用的制度、文化、意识形态资源，所以他们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有一种互相依赖、互相利用、互相从对方吸收各自所需的资源的机制，正是这种机制的存在不但证实了统治者在制度供给时的理性，也证实了那个时代的农民和社会下层人群在处理自己生活与周围环境关系时的理性，这两种理性在历史的进程中的社会稳定时期基本上是互相融合和彼此谅解的，也就是说既存在国家的制度上的实质秩序也有一种非制度的民间秩序在实质秩序之外客观存在，二者可以互相认同，也可以互相作用。原因在于两者的出发点的不同和所要达到目的的不同。下层人群的理性的目标和国家的理性的目标既可以是相同的也可以是分离的，既可以在相同中有分离，也可以在分离中有相同，所以统治者更愿意走认同的道路，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延续国家的命运。因此，对农村民间金融的默认、宽容与民间金融的自我发展形成一种特殊历史景观。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的社会阶层会加入到由农村金融所发展出的某个行业，于是更多阶层的理性在他们和国家理性的博弈中，促成了制度的进步和行业的拓展，所以这个行业的发展本质上应当是底层人群的理性和国家理性互动的动态结局或者多个阶层的理性与国家理性互动的动态结果。
二、封建时代及其以前的农村民间金融形式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较为正式的农村民间金融形式既有古老的高利贷信用形式——当铺，也有自明朝中叶产生的钱庄，还有清朝出现的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票号等。另外，在农村地区较为广泛地存在着民间借贷、合会、高利贷等。
（一）当铺
当铺又称典当行，最初是专门收取交当人（当户）所拥有的物品作为抵押，在一定期限内以一定的利率向交当人进行一定数额的现款贷放，到期收回本息向交当人退还物品的一种特殊金融机构。当铺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机构，据考证其最早出现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南史·甄法崇传》中记载，甄法崇之孙甄彬曾“以一束芒就州长沙寺库质钱”。这里的寺库即寺院经营的质库（即当铺），质为抵押之意，库即储藏物品的处所。从此当铺开始兴起和发展。进入唐朝，质库更加发达，不仅寺院经营，达官贵族、地主商人等也开始开设。到了唐朝，由于工商业的兴起，货币需求迅速扩大而使典当业迅速兴盛，成为古代金融业的起源。从唐朝开始，当铺即分为宫办和民办两种，当时称为“质库”。民营当铺一般规模较小。
两宋时期，当铺的名称除“质库”以外，又有“解库”和“长生库”。到元朝，当铺的名称改为“解库”、“解典库”、“解典铺”、“典解库”等。明朝时当铺的名称更多，如解库、解铺、典库、典铺、解典库、解当铺、当铺、质库、质铺、印子铺等，这足以从侧面说明当时典当业的发达程度。据统计，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仅河南一省就有230家当铺。天启年间（1621-1627年）全国典当资本约为二百万两。商人开始经营典当业并成为这一行业中的主要力量。这些商人主要是赈粟、赈盐，其次就是经营典当业，再次才是赈卖丝绸、布匹及其他各种商品。
到了清朝，典当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康熙三年（1664年）全国有大小当铺两万多家，其中山西省最多，有4695家，其次是广东省，有2688家。当铺之多是世界各国所少见的。当铺不仅从事抵押放款，而且拓展了经营业务。主要有两点：一是接受存款。富足人家开始将现款交给当铺，存储取息。二是发行信用货币。当铺接当时，有时不付现钱、现银，而是付给随时可兑现的钱票、银票，信用好的当铺所发的钱票、银票成为信用货币在一定范围的市面上流通。当时经营典当业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除了少量由官府开办的“宫当”以外，绝大多数是由地主、官僚和商人投资设立的民营当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钱庄、票号的发展，当铺的营业范围受到了冲击。但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全国有当铺“七千数家”，每家当铺的资本额高达数万两，盛极一时。如清代山西省永济县当铺业兴旺，遍布城镇与农村。名气较大的有：蒲城内的恒春当、积盛永当、捷生当、九如当，七社村的河东当，韩阳镇的永积，赵伊镇的永兴当，拷佬镇的永谊当、友谊当、永庆当，席村的恒聚当，冯营的仁义当，原虞乡县城的合成当、德生当、益业当，卿头镇的集成当，清华镇淡泊当，普乐头村的居义当。底金多者万余银元，少者二三千银元。当铺除当物外，还有当人的。上海川沙最早的典当是设在陆行的陶家典当，相传建于清道光年间。至清末，全县先后设立典当共12家。
据绍兴市人民政府网站的《绍兴县志》记载，南宋时，绍兴典当质押，见诸《陆剑南诗稿》中。明清绍兴典当业已有相当发展。造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平军入浙，典当骤减。至光绪年间（1875-1908年），山阴、会稽两县，有当铺65家，规模大小不等，大者资本二三十万元，小者不过二三万元，而利甚丰。此后，当铺从利息、收费、满货三重获利，质户蒙受损失巨大。民间当铺“外示慈善，内则苛刻”，视典当质押为饮鸩止渴。质户因负担过重，只得另谋借贷或变卖抵押品，质户相对减少，当铺因此营业清淡，店家减少。
当铺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最早的金融机构，其产生不是偶然的，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货币关系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交换规模的扩大，货币开始出现并成为交换的媒介，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早期的金融活动得以加强，资金融通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
早期的金融活动长期局限于高利贷这种唯一的信用形式。而由于其对贷款对象选择性、贷款利率的随意性和剥夺性，难以满足广大贫民和小工商业者在生产生活方面对资金融通的需求。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融机构——当铺，以间接信用不论身份地位平等地进行借贷，以抵押品约束借贷者并降低当铺风险，以基本稳定的利率放款等表明其是一种更为进步的信用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