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报告
某某老师说过历史水平线的暴涨这个话题。的确，在座的硕士生比我十二年前知识丰富，视野开阔，开题报告也做得有模有样。不过，既然是开题报告的论证会，就得提三点意见，一点建议，否则，就太不负责任了。
选题太大，是第一条意见。大多数同学的选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也足够了。为什么要选那么大的题目？是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还是有足够的才能大而化之？是担心题目小了无法体现自己的理论雄心，还是惯于在思想的跑马场上信马由缰？或者，便于在网络上剪贴拼凑？
论证空疏，是第二条意见。几乎半数的同学选取“巴黎手稿”为蓝本，为了什么？这个文本固然重要，但无论怎么重要，也不过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段，况且，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的研究者们早已把它折腾得底朝天了。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先是西方学者，再是苏联东欧的学者，然后是中国的学者，翻箱倒柜，边边角角都搜罗将尽。今天还能弄出什么新花样吗？这样的文本不是不能碰，而是一般人碰不起。斗胆去碰，也不过是把既有的研究成果综述一番罢了。也有一些同学，接触认同之类较为新潮的题目，这值得赞赏，表明了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好奇与热衷。只是，停留在既有的理论平台上，能有什么样的作为呢？做研究要从最基本的材料开始，在搜集、梳理、消化材料的过程中，慢慢地找出道理，培育出理论的线索。这材料可以是理论著述，也可以是具体的数据，可以是新闻报道，也可以是个人的耳闻目睹。
乏善可陈，是第三条意见。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话，是最严重的问题。那些干巴巴的句子，是从别人的文章和书里摘录的，偶尔漂亮的表述，也是从别人的菜园和花园借来的。在开题报告里，很少能看到某个同学的思想形象，稚嫩但却鲜活，粗糙但却生机盎然的思想形象。可以是花朵，可以是树木，或者，是某种可爱的动物，总之要有一种形象。哪怕是笨重的机械装置。若是能让我们看到白云在空中漂浮，马儿在草原上奔跑，那更是了不得了。遗憾的是，在大多数同学的文字里，只能看到僵死的、散乱的、勉强凑在一起的字、词、句。
用眼去读，用心去体会，用感觉去书写，是我唯一的建议。读书、思考和写作，都是生活的有机组成。写论文不只是为了交待一件事，或完成一个任务。写论文的过程，是生命不断丰富，思想不断生动，感觉不断充实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愉悦的，尽管诸多的折磨。在写完最后一个字，能感觉到成长和成长的快乐，而不是长长地松口气，啊，好不容易，总算把它打发掉了，然后去有滋有味地消遣。
从夷到洋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元26年设立的，名为回回国子学，教授波斯文、亦思替非文和阿拉伯文。从回回文之类的名称可以看出，那时就开始采用“专名+类名”的方式来指称外语。明朝设置“四夷馆”，一方面教授境内少数民族的语言，另一方面教授其时亚非通行的语言。除了“专名+类名”外，明代人还用“番语”、“番文”指称外语。
鸦片战争后，清人用“夷”指称西方列强，英国是“英夷”，法国是“法夷”，美国是“米夷”。公文中凡涉及西方的事物，均冠之以“夷”字，如“夷酋”、“夷馆”、“夷商”、“夷俗”等。“夷文”、“夷语”开始普遍用于指称西方的语言文字。
洋务运动后，清政府创办了约30所“洋务学堂”，其中外国语学堂创办的时间最早，后来的科技实业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也很重视外语教育。奏折、谕批中不再出现“夷文”、“夷语”，取而代之的是“洋文”、“洋语”、“方言”、“广方言”、“西文”、“西语”、“外国语言文字”等，英语、英文、法语、法文一类的“专名+类名”的方式也开始流行。值得留意的是，“外国语言文字”先是缩略为“外国语”，而后又缩略为“外语”。依据现有的教育史文献，外国语一词出现于清廷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外语一词大约出现在民国末年。1948年3月，上海《大公报》组织了一次外语教学座谈会，与会代表的发言材料后来刊登在《大公报》上，文中可见“外语”一词。
“番文”和“番语”之类的称呼，体现了“尊夏攘夷”的华夏中心观。“洋文”、“洋语”一类的称呼，显然比“夷文”、“夷语”多了尊重。用“方言”指称外语，多少流露出华夏中心观的痕迹：外语嘛，不过是汉语的一种方言而已，是附庸的“四方之言”。无论如何，洋务运动后，“语言通、文字辨”成为强烈的呼声，1904年颁布的“学制”提出，“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游、游历、游学无不窒碍”，因而“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英文，而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意思就是，文史哲之类的学科，只有精通外文之后才能有最深刻的把握。这种见解可谓高矣，想必今天的很多学者都未必认同。那个“学制”还说明，通商口岸附近的高等小学堂也可以开设外语课。
清廷如此重视外语教学，原因之一是鸦片战争期间和列强谈判不断，却无称职的翻译人员。有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1860年，英国参赞巴夏礼被清军俘虏，奕訢劝他给联军统帅写封信，转达议和的愿望。巴夏礼依照要求用汉语写了一封信，并用英文签署日期和姓名。奕訢不识“夷字数行”，担心有诈，故请识夷字者辨别，原来不过是巴夏礼的个人签名和日期而已。这件事让清廷官员感慨不已。
本着“师夷制夷”的原则，洋务学堂注重外国语文和科学知识的传授，也没有放松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教育，为了配合教学，还鼓励师生翻译西书，从而培养了一批译才、使才和通才。更大的作用在于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特别是给科举造成重创。最为根本性的作用还在于逐步打开了国人的视野，培育了开放的胸襟。
自以为是
今晚读博士时的同学聚会。过后，一位同学对我说，某某同学人很聪明，就是太自以为是。我说，谁不自以为是啊，不自以为是，还能“他以为是”吗？想想看，大家都是读了博士的，工作也有若干年了，从理论到经验，从经验到理论，谁不会一套一套的啊？说别人自以为是，恰恰表明自己自以为是。
说别人自以为是的人，属于客观主义者。这个主义的特点，是相信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存在，它或是基础，或是本质，或是事实；也相信这个客观的东西是可以发现的，只要抱着公正、无私的心态，就可以不多不少，不前不后地把握它。这个主义的信徒呢，往往认为自己发现了这个客观的东西，别人看法与他不同，自然就是自以为是，而不是以客观的是为是了。他不曾想到，即使果真存在客观，谁又能做到公正无私呢？人都是有私心杂念的。指望人完全摒弃私心杂念，无异于让万有引力失效。
说别人自以为是的人，有的是抱着高傲的灵魂。他高高地漂浮着，居高临下，俯视着这个世界。他可能历史方面的书读得很多，对官场和商界的经验不以为然；也可能在官场和商界游荡多年，对高等学府里的理论不屑一顾。
有一些说别人自以为是的人，心里是很委屈的。他说的道理不为人重视，甚至被指为幼稚，而他，却只能看到那么大的天空，只能讲出那样一些道理。他始终以为，自己看到的那片天空，就是整个的天空，自己讲出的道理，就是全部的真理。
自以为是谈不上什么缺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头脑，自以为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是生活在这个领域，就是生活在那个层次，谁也无法体会所有可能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自以为是即使意味着欠缺，也是无法避免、无可奈何的。谁也无法成为全知全能者，相对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宿命。当然，在自以为是的同时，还是尽可能多一些倾听，哪怕倾听之后依然自以为是。
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来说，自以为是是不可或缺的品质。“是”与其说发现出来的，不如说是发明出来的；它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规划的目标，不是既有的存在，而是想象的未来。这类似于圣经里写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考茨基和列宁的区别就在这里。列宁置身于形势的矛盾之中，抓住机会，即使形势“不成熟”，也要加以干涉，这种“过早的”干涉，在根本上改变了各种力量的“客观”关系，从而把考茨基以为的“不是”变成了“是”，与之相应，考茨基所谓的“是”也就变成了“不是”，考茨基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叛徒了。借用齐泽克的论述，列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善于区别马克思已做的和他打开的可能性，发现“在马克思之中又超越马克思的东西”。由此，对马克思的重复，就不是重复马克思所做的，而是“重复”马克思从未做过的。
回到自以为是这个话题上，自以为是不是缺点，却也不能停留在这里，重要的是，把自以为是的那个“是”呈现出来，让它从看法、意见或思想转变为活生生的“是”。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话：就你能，你试试看？！意思就是，把你自以为是的那个东西摆出来，才能让人心服口服。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自以为是的东西，是无法验证的，只能说说而已。这样，自以为是就只能是自以为是了，无法成为公共的“是”。
恼人的整理
中午在万圣书园，不经意间看到署名为林语堂的一本书：《怎样说话与演讲》。林老前辈还有这等著述啊？！翻到目录页，眼睛又为朱自清三个字所吸引。朱老前辈作序，这书身价可窥一斑了。依据习惯，再翻到“编后记”。
先是说明口才艺术越来越重要，相关的书刊畅销不衰。然后说明该书初版于1920年，其时很受读者欢迎。接下来的第三段有点意思。编者说向著作权继承人联系版权时，后者不能确认作者是否著有该书。刚感到有点意思，就觉着“添堵”了。编者说：“由于原书在20世纪初出版，当时的语言、修辞和现在的习惯终有一些区别，故稍加整理，并适当补入一点内容，使原书更有参考价值。”
此话差矣。
其一，高估了自己。自古以来，都是先生替学生改文章，大师替无名润色。编者大名我是首次听说，即使鼎鼎，也不会高于林老前辈吧。林老人家“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亦庄亦谐，是小品文的高手。编者竟然大言不惭“稍加整理”，奇谈也。还“适当补入一点内容”，怪论乎，除了狗尾续貂，还能说什么呢。
其二，低估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若有拗口、不流畅，读者自然会念叨：这个词，就是现在所说的那个词，这句话，就是什么什么的意思。质言之，阅读中都有一个“整理”的环节，只有经过“整理”，书本上的文字才能进入读者的大脑中去，和既有的知识、思想融为一体。“整理”的过程中，有加法、减法，也有乘法。每个读者的知识结构、文化层次、兴趣爱好不同，“整理”的方式和结果也就不同，不必劳动“编者”来“稍加整理”。
其三，破坏了历史间距及其美感。古人说话和今人不同，百年前的语言和今天的不同，说明社会在变化，历史在变迁。今人的生活习惯和前人不同了，可以有新的交通、住宅和言说，这无可非议。但，若要保护文化遗产，还是尽可能维持原有模样的好。总不能说故宫不适合现在的生活习惯，就装修成时尚的格局吧。古董的美，有很多方面，之一就是时间带来的。回到林老前辈的书，其中现在读来的不顺溜，恰恰是一种美。
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道路的确曲折，瞿秋白上世纪30年代初称“五四式白话”为新式文言，是非驴非马的骡子话。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大众语讨论，都是讨论现代中国语言怎样能变得顺畅、流畅、通畅。这个时期的作家，没有谁的文章完全合乎今天的语法。随便在鲁迅的书里找一页，随便抽一段，都会有和今天的“一些区别”，难道，都得“稍加整理”才能再版？今天和以往相比，思考肯定有所深入、细化，莫非也给鲁迅著述“适当补入一点内容”？
编者若真的替读者考虑，可以效法古人添加“评注”的办法，在自己觉得可能给阅读造成障碍的地方，标识现今的替代语汇，或者“稍加”解释。这样，读者既可以一睹林老前辈和现在的“一点区别”，也可以利用编者偶尔提供的拐杖，遇到不顺不平、坑坑洼洼，快一点迈过去。不过这样，我倒要替编者担心了：有文化的人会责怪编者多此一举，有高度的人会批评拐杖难以立足。
洗的人生
旧的风俗中，婴儿出生后第三天要给他洗澡，称作“洗三”。人这一生，总和洗脱离不开，不是洗这个，就是洗那个，不是这样洗，就是那样洗。洗的动机和目的，就是把黑的洗白，把脏的洗干净。
洗手是每天要重复很多次的行为。记得读研究生时，有个同学每次摸过钞票和饭票后，都要洗手。这不只是因为纸币上有细菌，在他看来，金钱是不干不净的东西，文化人不应该和钱打交道。把手洗了，就可以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地读书做学问了。从这我们不难理解，改邪归正被称作“洗手”，改换行当也叫“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