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第二章）
孟子就曹交关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问题作了回答。他认为，凡事都在乎做，不肯做则举不起一只小鸡，肯去则可以成为乌获。人人都具有仁、义、礼、智等天赋的善性，只要按尧舜之道切切实实从孝悌做起，就都可以成为尧舜。
综上所述，孟子主性善之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都是先天固有的。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使这些品质扩而大之，以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孟子这种性善理论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节关于仁政论
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仁”的学说。所谓仁就是“爱人”，他认为仁是贵族才能具备的一种品德。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反对国君横征暴敛，反对用残杀的手段统治人民。他提倡“为政以德”即主张对劳动者实行怀柔的政策。到了战国中期，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把孔子的“德政”思想发展为更为完善系统的“仁政”学说。这为后来我国封建社会的儒家奠定了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孟子的性善论是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他要求统治者从天生的“恻隐之心”出发，“推己及人”。“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第七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第六章）作一个行“仁政”的“仁君”。“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他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上》第十五章）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第十一章）“仁政”就是“先王之道”，就是古代“圣王”治理国家的方法。究竟怎样才能行“仁政”呢？
孟子首先提出了“制民之产”的主张。他在《梁惠王上》中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第七章）
孟子认为，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只有士人能够做到。至于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便也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样，就会放荡邪僻，无所不为。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对他们施加刑罚，这等于设下罗网坑害人民。哪里有仁爱的人做国君却做出陷害人民的事情来呢？因此，英明的君主规定人们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后再引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他们就容易听从了。在这里，孟子强调指出，只要人民有一定的维持生计的产业，就容易接受为善的好思想，就不会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为了实现“制民之产”的理想，孟子又提出了“井田制”的主张。所谓“井田制”，就如孟子在《滕文公上》中所说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第三章）
孟子讲述了井田制的具体实施方法，即每一平方里的土地为一个井田，每一个井田有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有田，以外八百亩分给八家作私有田。这八家共同来耕种公有田。公田上的农事完成了，然后才敢去做私田的事情。孟子希望滕国君臣们结合本国的实际去实行井田制。这是治国的方法之一。
孟子的“井田制”，是一种托古改制的主张。它是夏、殷、周三代古田制的变革。《滕文公上》一篇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第三章）
孟子指出，夏代每家五十亩地而实行“贡”法，商代每家七十亩地实行“助”法，周代每家一百亩地而实行“彻”法，实际上税率都是十抽一。“贡”，是根据耕地的收成，按若干年收成的平均数作为征收标准的一种定额献纳赋税的制度。“彻”，是春秋以前通行的一种按当年的实际收成抽取十分之一的税法。“助”，是借民力助耕公田的一种劳役租赋制度。古代贤人龙子说：管理土地的税制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孟子引龙子的话，认为“助”法最好，“贡”法最不好。“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得一个定数。不分丰收和灾荒，都按这一定数来征收。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使老百姓辛辛苦苦不得休息，终年地辛勤劳动，却不能供养自己的父母，还要去借债来补足赋税，使老人、小孩饿死而抛尸于山沟之中，那作为百姓父母的作用又在哪里呢？孟子又说：《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同上）
孟子引《诗经》上的话，说明殷、周时代都实行井田制，都是实行“助”法，希望滕国也应该考虑实行减轻百姓痛苦的“助”法税制。孟子认为，只要能实行井田制，就能实现他所构想的王道乐园，如《梁惠王上》所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第三章）
实行了井田制，在生活物资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再认真办好学校，反复地讲明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能把国家治理到这种境界，就是王道的成功。所以，孟子把井田疆界的理正，提高到“仁政”的开始。他在《滕文公上》中说：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孟子认为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和清理井田的疆界开始。疆界没有理正，井田的大小就不均，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合理，所以暴虐的君王以及贪官污吏一定要打乱正确的田间限界。田间限界正确了，分配人民以田地，制定官吏的俸禄，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决定了。一个国家要富强就得发展农业生产，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得管理好土地，所以孟子十分强调实行仁政必须从理正井田的疆界开始。井田疆界整正了，分田制禄也就合理了。
孟子在实行井田制主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取于民有制”，反对过分的剥削。他在《滕文公上》中说：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第三章）
孟子认为，贤明之君一定认真办事、节省用度、有礼貌地对待臣下，尤其是征收赋税要有一定的制度。他引用阳虎的话意思是说，要发财致富便会妨害讲仁爱，要讲仁爱便不能发财致富。仁爱的君主态度恭敬，必然以礼待下；生活节俭，必然取民有制。孟子还劝诫当权者应该轻徭薄赋。他在《尽心下》中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第二十七章）
古时征赋役有规定：夏季征收布帛，秋季征收谷物，冬季征发劳役。孟子认为君子对这三种赋役只能使用其中的一种，暂缓使用其他两种；如果同时使用两种赋役，就会迫使老百姓饿死；如果同时使用三种赋役，就会迫使父亲和儿子不能相顾。言下之意，统治者如果加重百姓的各种赋役，老百姓受到摧残，国家就会败亡。孟子就在《梁惠王上》里揭露魏国贫富不合理的现象：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第四章）
孟子认为贫富悬殊的现象，实际上是执政者带领禽兽来吃人。人们厌恶禽兽互相残杀，而执政者却率兽而食人，这不是失去了仁爱之心了吗？
孟子还认为，争取民心是实行仁政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梁惠王上》对惠王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第五章）
孟子认为只要有一百里见方的小国就可以行仁政而使天下归服，何况大国呢？大王假若向百姓实行仁政，减免刑罚，减轻赋税，叫百姓能够深耕细作，早除秽草；还使年轻的人在闲暇时间来讲求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办事尽力和待人诚信的道理，而且在家里用这些道理服事父兄，在外事用这些道理侍奉尊长，上朝便来尊敬上级，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拿着棍棒去抗击秦国、楚国的身穿坚实盔甲、手持锐利刀枪的士兵了。这就是说，老百姓生活富足了，深得民心了，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会奋勇抗击敌人。孟子又在《公孙丑下》中强调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第一章）
孟子论述了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又决定于施行仁政与否。他先以两个“不如”指出“人和”在战争中的重要性，然后以攻城得天时而不能取胜和守城得地利而弃城逃走为例，说明不管攻城者获得多么有利的天时，守城者占有多么优越的地利，若没有“人和”，也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从而为论证“人和”的重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孟子提出争取“人和”的关键在于“得道”，而“道”的得失，又决定“助”的多寡，亦即得“人和”与否，从而说明施行仁政对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凡是“失道”的君主，不管他有多残暴，迟早总会被推翻的。《梁惠王下》有记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第八章）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类人，我们都叫他作“独夫”。桀、纣就是这样的独夫民贼，商汤王、周武王兴兵讨伐他们是正义的。孟子在《离娄上》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第九章）
孟子认为，夏桀和商纣两个暴君失掉天下，是由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失去人民的支持，是由于失去了民心。得到天下有办法：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得到天下了。得到人民的支持有办法：得到民心，就得到人民的支持了。得到民心有办法：人民所需要的东西给他们，为他们积聚起来，人民所厌恶的东西不要加给他们，如此而已。因此，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的思想。他在《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第十四章）
孟子认为百姓最为重要，没有百姓就没有国家；国家制度是为百姓而设的，所以国家的重要性次于百姓；君主是为百姓办事的公仆，所以是不重要的。所以得到百姓的欢心、便可做到天子，得到天子的欢心便可做诸侯，得到诸侯的欢心便可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就得废掉旧诸侯，改立新诸侯。孟子这里强调了立国以民为本的重要性。
孟子还提出君主应该与百姓同乐的思想。他在《梁惠王下》有一段与齐宣王的对话：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手？”（第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