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大变革的到来，战国时期的学术文化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据《汉书·艺文志》载：“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为了适应政治需要和学术思想的流派日益增多，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且他们确是“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因此各国的封建君主对各家是“兼而礼之”。由于当时不主一家，允许各家之间展开相互的批判和论战，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中最著名的大师。他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他精通儒学，熟读诗书。曾游历齐、宋、滕、魏等国，受到各国君主的尊重和优待。他游说的目的，是希望当时的君主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孟子》一书，就集中反映了孟子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关于性善论
性善论是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滕文公上》中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意思是说，孟子开口不离尧舜，同滕太子谈论了人性本是善良的道理。在春秋战国时期，《论语》中记孔子论性的言语并不多。如《阳货篇》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里只谈论人性相近，并没言其善与恶。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在谈及人性时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所谓性，虽然没有明确点明善恶，但其言下之意却有天命之性本善的含义。孟子作为子思门人的弟子，则系统地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论。这为后世的儒家学派关于人性善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孟子在《尽心上》中说：
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第二十一章）
孟子的意思是说，君子的本性，即使得志能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不会有所增加，即使不得志而隐居也不会有所减少，这是天赋的本分已经确定了的缘故。君子的本性，仁、义、礼、智植根于心中，它产生的气色是纯正的，显露在脸上，流溢于背部，延及到四肢，不必说话而只要一动作就可以使别人一目了然。这段话着重强调了君子的本性是天赋的，仁、义、礼、智这些天性是与生俱来的。孟子又在《尽心上》说：
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第三十八章）
认为形体容貌是人的天性的体现，只有圣人才能把人的天性体现在形体上，道出了形体容貌和人的本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性的问题，孟子时代也有不同的说法。孟子的性善论是和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的辩论中发挥的。《告子上》就记载了他们之间关于性问题的辩论：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第一章）
告子认为人的本性好比杞柳，义理好比杯盘；把人的本性纳于仁义，正好比用杞柳树来制成杯盘一样。以此来说明仁义等道德属性是经过后天的培养教育而形成的。告子的观点受到了孟子的尖锐批评。孟子说：你是顺着杞柳树的本性来制成杯盘呢？还是毁伤杞柳树的本性来制成杯盘呢？如果要毁伤杞柳树的本性然后制成杯盘，那也要毁伤人的本性然后纳之于仁义吗？率领天下的人来损害仁义的，一定是你的这种学说罢！孟子在这里驳斥了告子关于人性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具备仁义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天生都是善的，仁义是人天生就具有的，只要让它顺其自然地发展，无需加工制造。
至于人性是否本来就具备先天的善性，这一问题他们继续辩论了一番。《告子上》载：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第二章）
告子用流水因形势而变化的例子形象地说明人性天生没有善与不善之分，后来有人善，有人不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造成的。而孟子则认为，水确实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难道也没有向上或者向下的定向？人性的善良，正好像水性的向下。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下的。现在用手击水，可以使水花溅起来高过额头，设法阻挡水流，可以使水流到山上去。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形势使它如此的。人可以使他做坏事，其本性的变化也如同这样。孟子的这段话，驳斥告子关于人的本性没有善与不善的观点，强调人性天生都是善的，就像水一定向低处流一样。
孟子还批评了告子关于人性是一种天生的生理本能的观点。《告子上》载：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第三章）
告子认为人性就是人天生具有的生理本能。这种观点受到了孟子的反驳。孟子打比方说，白羽毛、白雪、白玉在具有白颜色的具体属性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它们的本质属性并不相同。狗、牛、人在具有能运动、有知觉的具体属性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所以孟子利用告子前面的说法，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推出“狗性同牛性一样，牛性同人性一样”的荒谬结论。孟子正是用这个结论的荒谬，来指责告子关于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的荒谬。
孟子和告子还有“仁内”、“义外”的辩论。《告子上》载：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第四章）
在上面的争论中，告子首先把人性看成一种生理本能，所以说食欲、性欲是人的本性。他认为仁是内在的东西，是从自己的内心产生的；而义是外在的东西，是由外物引起的。孟子向告子提问说，怎样叫做仁是内在的东西，义是外在的东西呢？告子回答说，由于长者年龄高才受到我的尊重，敬重的观念不是我所预有的；正好比外物是白的，我便认为它是白色之物，这是由于外物的白而我加以认识的缘故，所以说是外在的东西。孟子对告子这一观点作了反驳。他认为，马的白和人的白给人的感受或许相同，但马的老和人的老给人的感受却不同，可见人们对老的感受不是由老者这一外物引起的，而是从自己的内心产生的，这就证明义是出自内心的，而不是由外物引起的。接着，告子又以爱自己弟弟和不爱秦人的弟弟以及尊长者为例，再次说明仁是出自内心的，义是由外物引起的。孟子也以吃秦人的烤肉和爱吃自己的烤肉为例，认为爱吃烤肉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感情，所以爱吃烤肉是由外物引起的结论与实际相矛盾。孟子以此来证明告子的荒谬和自己的正确。本章里孟子尖锐地驳斥了告子关于义是由外物引起而不是出自内心的观点。
关于人性的问题，孟子通过与其弟子公都子的一问一答，驳斥了当时学者对人性的三种观点。《告子上》载：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第六章）
公都子向孟子讲述关于人性的三种观点：一是告子的观点，即人性没有什么善，也没有什么不善。二是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所以周文王、周武王在时，百姓便趋向善良；周幽王、周厉王这样的暴君在时，百姓就趋向横暴。三是有些人本性善良，有些人本性不善良。所以以尧这样的圣人为君，却有象这样不好的百姓；以瞽瞍这样坏的父亲，却有舜这样好的儿子；以纣这样恶的侄儿，而且为君王，却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的仁人。针对这三种不同的观点，孟子提出了反驳的意见。他认为，人的质性天生都是善的，有的人不善不是他的质性不善，而是没有发挥这种质性。同情心，每个人都有；羞耻心，每个人都有；恭敬心，每个人都有；是非心，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都是先天固有的，不过不曾探索它罢了。所以，只要一经探求便会得到，一加放弃便会失掉。人与人之间有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的，就是不能充分发挥他们人性的本质的缘故。孟子还引了《诗经》和孔子的话说：《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第六章）
孟子引《诗经》和孔子的话说明，每种事物都有自己的法则，人的法则就是天生都有善性，只要掌握了这个法则就会好善。
孟子在《告子上》中还分析和阐明了有的人不善是由于外在原因造成的。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第七章）
孟子认为，在丰收年岁时，少年子弟心中宽松无虑，故多懒惰；在灾荒年岁里，少年子弟心中苦闷烦恼，故多横暴。这不是因为天生的资质如此不同，而是由于环境使他们心情变坏的缘故。他还以大麦生长为例来加以说明：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不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第七章）
孟子认为，大麦在有生长条件的地方，都能顺利地成熟；而人和大麦一样，在条件好的环境中，都能为善。至于人的品性存在差别，那是因为社会环境有好有坏造成的，就像大麦的生长有好有坏是因为土质、雨水、管理的不同造成的一样。孟子还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第七章）
孟子认为，凡是同一类事物，都是大体相同的，为什么一说到人便怀疑了呢？圣人也是我们的同类。所以龙子说：不看清脚样去编草鞋，我知道决不会编成筐子。草鞋相似，是由于各人的脚大体相同。孟子以此例来说明，同类事物都大体相同，人与人，包括圣人在内，都是同类，所以本性也都相同，都是善的。孟子还说：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第七章）
孟子认为，口对于味道，有相同的嗜好，易牙是先得到我们的口味的嗜好的人，假使口于味道，人与人天生不相同，就像狗、马与我们人类不同一样，那么天下人为什么都跟从易牙对于味道的嗜好呢？一谈到口味，天下都期望做到易牙那样，这就说明了天下人的味觉大体相同。耳朵也如是，说到声音，天下人都期望做到师旷那样，这就说明了天下的听觉大体相同。眼睛也如此，一谈到子都，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他美丽。不认为子都美丽的，是没有眼睛的人。孟子分别就味觉、听觉、视觉为例来说明，人心也是相同的，都是善的，有的人不善是因为外在原因造成的。
孟子为了推广他的性善论，还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说法。在《告子下》中载：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