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还是要讲故事，正如诗歌还是要讲韵律。闻一多说要戴着脚铐跳舞，这虽然残酷，但凡事总要有一定章法，游戏也要一定规则。
小说的变法是在讲故事的基础上变化叙述的角度和方式，而不是废掉人物、情节在那里胡言乱语称什么后现代。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界，甚至把赫尔曼·沃克的作品也当通俗读物。在某些激进的文学狂人看来，凡销量大的一定是低档的，并宣布这类文化只会迎合老百姓的阅读惰性，不能提高民族的整体欣赏水平。
今天的所谓先锋们，大多也步人后尘，拾人牙慧，故弄玄虚，叙述的无主题性，人物的苍白描写，使当代文学遭受重创。
这帮人实际上很清楚自己的水准，他们明白，要想别人看不到自己的水浅，唯一的办法是将水搅浑。这样的人总是少数，为使自己不显孤立，理所当然要纠合在一起发宣言出布告，树立无数色彩斑斓的旗帜。然而他们又有着致命的缺点，互不买账。于是乎，这主义那流派招摇过市后便无甚声响。
问题在于，造成今天这样以古怪掩盖空虚的文坛局面者，大部分却是一帮有权有势的编辑，是他们慷慨地献出报刊中大量版面，才使那些无生活根基的自我主义者有了表演的舞台。更加成问题的是，那些不甘于寂寞的评论家也加入抬轿行列，唯恐读书人没看到自己对当代文化的贡献，有的甚至是违心地乱加帽子，不多发现几个这样的新人，便疑心自己跟不上潮流要被世界淘汰了。
其实，即使在西方，号称先锋的也只是极小撮人，如果他们没有别的职业，总是生活在困顿之中，是一种社会边缘人而已。
新文化运动以来，城头变换大王旗，不知出了多少社会主流的文体实验者，除了一个李金发，迄今无有多少留下名来的。
相反，新中新成立前后，从解放区文学到“文革”前的当代中国文坛，因着遵循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文艺路线，出现了大批在民众中广有影响力的文学巨著。从今天各出版社争先推出的再版作品看，这些小说并未因其叙述的落伍而丧失生命力，反而使人在今天看来更具有新鲜感。这是一长列的名单：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保卫延安》《沸腾的群山》《刘志丹》《青春万岁》《战斗的青春》《红旗谱》《红日》《铁道游击队》《风云初记》《新儿女英雄传》《闪闪的红星》《风雨黎明》《欧阳海之歌》《高玉宝》《红岩》《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苦菜花》《三家巷》《上海的早晨》《创业史》《艳阳天》《大刀记》《吕梁英雄传》《平原枪声》……
这些书的作者有些是专业的，有些是业余的，更有些是文化水准并不高的扫盲班学员。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感人，正因为他们来源于生活，贴近人民大众，不摆花架子，谁能给这些作品插上什么主义流派的标签吗？
不从生活中来，与当代社会保持距离，当然只能写那些含糊其辞，自己也不能解释清楚的所谓现代派。
其实，就我们从现在一些当红写手的作品来看，也有不少出自上述作品的影子。拿余华来说，人们只记得他的《活着》，而少有人喜欢他的先锋小说，苏童亦如此，有影响的只有《妻妾成群》《红粉》，而他大部分现代派作品却只是在他成名之后才能趁机出货。
我们今天来读《敌后武工队》这样的作品，仍然可以看出其在叙述技巧上的无懈可击，那些人物设置甚至是今天新写实作家们的启蒙蓝本，在抗日文学作品中，其里程碑的作用仍是明显的。
今天的青年作家们无疑在文化修养上是值得夸耀的，但一个人如果在政治修养上领先一步，才可能拿出更好的更有益于人民大众的精神产品来。在上述今天再版仍然火爆的经典作品中，当然有些在文字上比较粗糙，在结构上也有明显不足，但打开书卷，那扑面而来的民族风味，那朴实的生活根底，使各阶层的读者都感到亲切，这就说明了一切。
再看今天的一些名家，虽然也走俏，思维的创新也值得称赞，但令人怀疑的是，他们还有多少属于本民族的东西。翻开他们的书本，不是看到魔幻现实主义，就是什么存在主义、黑色幽默、卡夫卡……这是否可以证明作者就是跟上了世界潮流呢，由此可以宣告自己已有世界水平了呢？
自然，中国的现代文学，主要是当代文学，汲取的外来营养是比较突出的，先是日本文学，后是苏联文学，都有模式可套。如果拿来主义拿来的是有启迪性的东西那倒罢了，就怕拿来的是别人也弃之不用的东西还沾沾自喜，犹如今天一些不负责任的经理厂长周游列国去花重金进口一些别国十几年、几十年前的旧机器，岂不要招人笑话？当然，如果有人成心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进口别人的垃圾，那也是没法的事，其结果是害众人，最后还要害自己。
好像有种说法，没有长篇小说的作家在文坛上不够分量，于是时下不少作家拼命炮制大部头。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每年的长篇问世率大大超过“文革”前的总和。但愿这些作品中涌现出如上述那些巨著的新经典来，哪怕在人物、语言上有明显不足，至少可以代表今天的民族性，那就是站得住脚的作品。总之，讲故事和讲政治，应该是一种最现实的尺度，两者很好地结合就是好作品的成功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