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看到韩寒神话的破灭，这涉及一种精神取向。因为相对于郭敬明来说，韩寒完全有别于80后的自恋、虚伪、虚荣，他没有那么多准风月谈，他的写作既不是80后喜欢的下半身，也不是郭敬明之流专门给月经初潮的小女人写的臆想文字。在很大程度上，他有为国民写作的担当。
在方舟子与之对掐之前，我只是感觉，新浪网好像对他是网开一面的，尽管他也曾经抱怨敏感词的问题，但是，他的大多数文章还是可以一路挂过去的。这在其他网络写手，是不可想象的。由此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卧底？是不是早就被招安了？是不是应邀继续扮演一个愤青而实际已经在小骂大帮忙了？
因为像这样的例子并不在少数，张艺谋就是一个典型。自从张艺谋进入大陆主流，曾经帮助他的几个国际电影节再没有让他入围。从钱的角度，张艺谋也知道小众和大众的区别。那么，韩寒同学虽然银根不会吃紧，而且有所谓赛车收入，可他毕竟不能与郭敬明的收入相拼，所以走中间路线是当务之急。
本来，事情的起因几乎是一个玩笑，如果韩寒同学不去应招，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年轻人经验不足，还是自己心虚，韩寒没有沉住气，应该说，他是中招了；中招以后的韩寒，居然一下子暴露了80后的一切毛病，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想，方舟子当初也是一种玩笑的态度，如果韩寒没有小瘪三那样的失礼，方舟子的科学论证怎么也不会修理到韩寒头上。
此地无银三百两，韩寒果然失态了，他应招的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充斥着韩寒式的错别字和病句。在这些文字里面，没有了韩寒以前的冷静、睿智和幽默，却是常常狗急跳墙、泼妇骂街、语无伦次。待到他团队的背景人物——一个娶了电视剧女演员的书商出来摆平的时候，场面已经失去控制。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书商系河南人。
演员需要包装我们是知道的，作家需要包装我们是现在才知道的，能够被包装的作家好像不是太多。
包装以后是为了什么？书商应该不是慈善家，书商也是需要利益最大化的，否则他也娶不起需要物质享受的女演员。
特别说明一下，韩寒与方舟子这次春节前后的大戏，至少是直接为韩寒集体赚了大钱的，于他个人，广告是要多接一些的。如果不能猜测方舟子是和韩寒合伙，那么方舟子一不小心就替韩寒做了托儿。
河南书商刚开始还以为自己是阿庆嫂那样的“沉着冷静有胆量”，想把故事娓娓道来，尽量编辑得圆满。但是，他没有做到滴水不漏，而是撒了一地。常识告诉大家，水这东西，一旦落地，就谁也分不清脏还是清了。他可能自己也意识到越描越黑，所以警告团体、警告自己，赶紧刹车。因为这已经不是韩寒个人的事情了，这涉及一个庞大团队的吃饭问题，有许多人的利益在里面，如果不好好解决，河南的同志恐怕要乞讨着回他的老家去了。
但是韩寒还是早放出风去，他要到法庭上去告方舟子，这个一向不承认衙门的同志，最后却选择了衙门来解决问题。
文化官司文坛打，这是历来的游戏规则，民国年间的中国文化人架打得厉害，互相慰问对手的祖宗是经常的事情，不过都没有听说什么告到官里去的。只有新中国成立以后，严格说是最近20年，好像是韩少功带头，把北京大学一个教授告了一状，说那厮泄露了自己抄袭一事，于是热闹了几年，后果是韩少功的小说多卖了十几万本。就是这样，那年在三亚见面时，韩少功仍然承认自己的作品还是卖不过郭敬明，小四的少女拉拉队实在太可怕了。
韩寒可能想到了他的家门，有点和尚摸得，我如何摸不得的怨妇心态，于是有了第一个韩，就有了第二个韩，于是就不寒而栗了。
刚开始看方舟子的文字，认为这次方兄是不是老花眼了，随着他几万字的一一铺开，才明白一个成功的作家背后一定有个不成功的作家父亲。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韩寒实现了父亲的文学梦想。韩寒文字里面大量的苏俄文学痕迹是他无法回避的问题。
由此我们知道，标榜独唱团的韩寒仍然是一个合唱团的领唱而已；不同的是，别人的合唱团员工都在台面上，他的合唱团员工站在了大幕之后。
上海作家其实一直有集体创作的习惯，“文革”时期有一部非常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就是集体创作的。现在去百度搜一下，这部小说还有两万多的条目。当然还有著名的石一歌的大批判文字，是十一个人的集体作品，十一人之中就有我们现在知道的余秋雨先生。幽默的是，当年的余秋雨曾“出于幽默”，在全国媒体提出悬赏，如果有人能找出出自他手并署名“石一歌”的任何一篇、一段、一行文字，他情愿支付全年年薪并在全国媒体公开道歉，结果在持续了一年多的公开“悬赏”期间内并无人回应。 好像郭敬明去了上海以后，也是迷上了集体创作，你可以说他是抄袭，也可以说他是与人合作，这是不是受到当地人写作习惯的影响？
看看《独唱团》里面的文字，虽然署名不同，文风几乎一致，大有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效果。郭敬明的团队自然更是这样，郭是抄袭起家，他抄别人，别人也抄他，整个一个东风吹战鼓擂现在文坛上谁不抄谁啊。于是郭敬明成为中国作协师爷王蒙高调推荐的转世灵童。有一点现在就可以断定，卷入几十万网络写手的韩寒、方舟子的文字怨，是可以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