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我在重庆休年假，一个朋友急迫地给我打电话，要求我为他多买几本《诗歌》月刊，并且生怕我不帮忙，一再强调：“我保证给你付钱！”
其实他不付钱我也会为他买，尽管他还欠我的麻将钱，尽管他还欠很多人的麻将钱。但是，作为一个文学中年，他能够继续进行诗歌创作，我还是为他高兴，总是比那些空头诗人强。要知道，他一下发表了一组呢！
跑遍重庆城乡，根本就没有什么《诗歌》月刊卖，别说《诗歌》，所有和诗歌有关的刊物都没有。
到了武汉，我想武汉应该是个有文化的码头了吧，还是没有，去了许多邮政局，因为书店是不大卖杂志的，邮政局可以订阅杂志，按照道理，也应该是杂志的主要销售点，但是非常失望，没有就是没有。现在的营业员十分热情，看到我在选择，马上过来询问：需要什么？可是面对我的提问，要不就是一脸茫然，要不就是非常果断。《诗刊》？《星星》？不知道喔。
我想他们不需要抱歉，应该抱歉的恐怕是编辑这些杂志的编辑们吧，是他们自己亲手把自己的刊物赶出了市场。
曾经，我在珠海组织过几次图书签售，拉过几位诗人参加，结果非常惨淡，用门可罗雀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就非常生气，告诉我以后不要找他卖书了，并且强调：“把诗歌还给诗歌，把市场还给市场。”诗歌和市场，在许多诗人眼里是没有联系的。
奇怪，有生产者，却没有消费者。最奇怪的是，今天的诗人似乎越来越多，或者严格地说，是写诗歌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按照韩寒的说法，是会按回车键的人越来越多，好像进食过多却不能正常排泄，诗人们只能相互消费乃至自我消费。
而因为不少官员为了证明自己的文化能力，他们纷纷进行恶补，除了去大学买文凭，文化修养的最低门槛居然是文学，而文学中的最低消费，他们认为是诗歌：不需要那么多汉字。
于是，诗人官员，或者说是官员诗人层出不穷。
官员手里有资源，怎样让国有资产合理并快速地流入诗歌领域，成为诗人们集中精力研究的课题。拉官员入伙，让官员成为诗人，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同样，怎样使自己管理的城市快速文化起来并由此得到上级的提拔，成为官员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对江湖中的诗人进行资助，让他们为自己唱赞歌，这是最慈善的行为。
就这样，各个地方开始新的诗歌运动，什么“春天送你一首诗”，或者“雨天让你一身湿”之类的诗歌大会开幕了，有的地方甚至大张旗鼓地搞了诗歌节，舞台上，肉麻PK麻辣，人人都能吼一嗓子。
根据有关方面调查，越是穷地方，越喜欢办诗会，越是没有文化的地方，越热衷搞文学。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古人真有先见之明。
办诗会的好处多多：第一，不用花自己的钱了，一切公家报销，吃喝拉撒睡，像当年孔子那样周游列国。第二，诗歌杂志可以借此成立同志会，卖不掉的杂志靠同志们帮忙，发展下线，层层传销。第三，有关人员乘机圈钱，采取少上菜多报账的办法，尽量让热钱进入自己的腰包。第四，想评什么鲁迅奖的可以直接与评委接触，想泡妹妹的可以近距离接触。第五，组织者可以互相邀请，我到你那里，费用你负责，你到我这里，费用我负责，其实呢，费用都是各自政府或者企业买单。
难怪图书市场上看不到什么诗歌刊物，而诗歌刊物却越办越多，没有门店的经营，不就是传销组织的重要表现吗？
功夫果然在诗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