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第一任总编辑有句名言，大意是新闻稿子就是24小时的生命，过期就作废。无论记者写得多么有文采，都没有什么挽救的余地，最后可能只有文本的意义。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说的话更加有真理的意思了。因为新闻大致都要跟随政治，每个国家、每个政党，甚至每个社会团体，都有自己明确的政治倾向，做新闻，尤其是报纸上的新闻，都不可避免地要受一定的政治影响。
1984年，我在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工作，当时我们曾经为新华社一些卓有成就的老记者出了一套文集，一人一本，那些前辈非常激动，有些人年过花甲还是头一次出个人专集。他们非常认真、非常慎重，但是认真慎重的结果是编辑工作非常缓慢，我们是书商，要求的是时间效率。
一位大牌记者对我说：哎呀，这还真不能看了，都是过时的东西。我说：越是过时，越有历史价值。他说：不是呵，你看，都是历次政治运动中说的假话，还有批判邓小平的东西，不行不行，这不能拿出去，就是出版社也不会通过的。
既然新闻不能不跟随政治，这些情况就不能避免，谁做记者都是这样。关键是，如何跟随政治，和政治要不要保持一点距离？
其实，按照我的观点，什么时代出什么样的新闻文字，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回过头去看，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可以让今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气氛。
只是那些被现在政府明显纠正过的事情，再收入到今天的书里，如果不加以特殊的处理，恐怕是不容易出版的。后来果然耽误了出版时间，重要的是耽误了发行的时间，那些书卖得非常不好，尽管都是中国最有名气的记者的作品集，尽管他们自己就编辑得非常仔细，经过多少次的筛选，把不符合政治空气的文字都去掉了，还是不受欢迎。记得当时有个老记者无可奈何地说：在中国当记者就是这个命，你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思维去完全客观地报道现实，那么你的文章自然会随着时代变化而被淘汰，你个人当然也跟着被淘汰，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名字的记者不可能多。
2004年6月，我年休回武汉，在红钢城的地摊上，发现了一本1989年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的《十年新闻写作变革》，518页，415万字，整本书讨论的都是1979年到1989年的中国色彩的新闻写作现象，可惜这本书的观点现在也过时了。
新闻写作最重要的是举例子，不妨在这里举书中的文章作例子。书中说，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成功的经验；但是，他们这些年来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他们的做法曾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中央一些报纸曾给予了应有的支持，也遭到了某些人的非议和抵制。从1984年3月起到1985年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对大邱庄进行了连续报道，先后发稿29篇。
这个力度不可谓不大，这组报道也获得了全国新闻奖。我们现在有点记忆的人都知道，当时不单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乎所有的传媒都争先恐后地报道过大邱庄主人禹作敏的先进事迹。当禹后来关进牢房以后，当年参与报道的记者、编辑都非常尴尬。应该说，禹的个人变化就是中国政治变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禹作为个人，他是作废了，随之作废的就是那些记者和编辑的劳动，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还靠写禹的文章得了新闻奖。但这一切，都不能挽救他们的新闻作品成为垃圾的事实。
新闻写作，说到底是一个饭碗而已，不是一种事业。除非你个人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不为一时利益所驱动，通过多少年的纵向、横向分析比较，才能作出自己独立思想的判断，这样才能写出具有时代深刻意义的新闻文章。
即使有的记者现在能够想到写作时怎样将作品的后世意义预存空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大公报》的张总编辑多么英明，他一句话的生命居然长过他肉体的生命，并且还将继续发光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