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领导搞好关系，与群众搞好团结，这对于文人来说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尤其一些个性较强的文人，往往很难解决这种难题。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就有不少例证说明这并非现在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一种历史沿袭，文与官的对立，还成为文学史、哲学史的一种形成因素。
最著名的莫过于王安石、司马光和苏东坡。苏氏作为永久在野党，老是和当权派对着干。认真说起来这其实是文与文的对立，从资料上看，都不是为了私利，而是出于公务，是因民族、国家上的不同问题的不同见解，对立是高尚的。
与王公大臣乃至宰相不和，都不算要命的，最怕与最高领袖皇帝大人有过节，则危在旦夕。如屈原，总想让楚王按照自己想法来，办不到就终日以泪洗面，直至轻生，于今看来都不过是种小国利益的盘算者，设若都如屈原阻挡统一，中国还有今日这样的版图吗？
和下层官僚搞不拢，不妨越级攀阶。事实上，七品官往往比五品官更难缠，而五品官可能还不如三品官好打交道，三品官又不如一品官更能识人识才。有些文人长期深入基层，却不受顶头上司赏识，整天被训得孙子似的。如果就此罢休，活该倒霉。机灵的科长不行找处长，处长不行找局长，局长不行找部长，总有扬眉吐气之日。当然，前提是必须有真才实学。杜甫的日子过得不景气完全是因此人太过老实，喜欢管人疾苦，还老说自己穷，那当然不讨当官的好感；李白就不同，他虽然也恃才傲物，但却要看对付哪一号人，该服软时就得服软。服软的方法不同，所保存的面子也不同，拍起贵妃娘娘的马屁来，也不乏“云想衣裳花想容”式的妙语，这样才会讨得到酒喝。而且，趁着酒兴，可以大说空话假话而不怕脸红。如果反之，酒后吐真言，那就麻烦。
文人自古以来周游列国，从今日笔者考证来看，恐怕大都并非如徐霞客那般热爱大自然，畅游天下；而是搞不好干群关系，在一地待不下去了，只好挪动地方，失败了，嘴还硬，说什么人挪活树挪死之类自找台阶下的话。
文人中很少有人自信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地步。故土难离，既然得罪了一湾子人，那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处流浪。
流浪中还要苦中作乐，浪漫主义便多半这样产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换的地方越多，得罪的人越多。红杏出墙红，单位里吃不开，外面名声可大。不接触时，老百姓可都爱看你的文章，一见面，敢情这德性，便唯恐送之不及，哪里好玩哪里去玩吧。
但又常常是，在一个地方体验生活的人又大多成不了气候，井底之蛙，没有见识没有情绪变化中引发的感慨，也就没有什么灵感，招乡党怜爱又有何用？
作家林白被领导下了岗，十分委屈，十分无奈，自称尚无断顿之忧，精神上却承受不了。不要紧，马上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时人谓之下岗文学开山之作，要成立一个下岗党，她无疑能做领袖，至少是党内理论家，全国下岗人员皆可将其小说当党员大会的文件来读，心得体会要用火车拉。
所以，只要真有料，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精神财富。池莉当年也是被原单位头头大会小会点名批评以至批判。如今，那些骂她的人早已退休，烟消云散。池莉，当年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小护士，却在今时如日中天成了著名作家，孰是孰非，社会风水轮流转，任何圣人都坐不了百年江山。有时候，敢于坚持自己的“错误”也是成功的秘诀之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