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坛上突然红起来的《马桥词典》，一下子被人指出是模仿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
对于自己能翻译的韩少功而言，领先于其他作家一步，而借鉴外来写法是不足为奇的。以韩氏为代表的业已瓦解的湘军写手一向有取人之长的特点，当年热闹一时的寻根文学即是跟从美国黑人寻根文学之后的；不同的是，人家直接查找原籍，湖南作家则是挖揭民族劣根性。
从批判现实主义角度上说，他们无疑起到了先锋作用的。
最早的《马桥词典》是无人问津的，因为有张颐武一干人马为他作了负面宣传，才有了以后的销售量，所以负面宣传是更加有效的宣传。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北岛的《波动》首刊于武汉的《长江》丛刊，似乎为华语体裁发现了一种新格式，之后果然有汪浙成、温小珏的模仿之作《土壤》。后者因着顺入主流文学，曾获这奖那奖之类，《波动》则在作家圈里甚响。
其实，《波动》之写法亦是苏联《绝对辨音力》之翻版，只不过知道的人少罢了。
严格地说，中国近现代文化基本上是模仿外来东西。拿弘一法师加工流传全国的不少曲目来说，其曲子是人家外国人作的，他只是填了个词就让国人都以为是他的创造了。
从鲁迅模仿果戈理到王蒙模仿意识流，中国近现代文学几无自己的创新，只是拿别人的瓶装自己的酒罢了。当代文学则更是如此，人家有部《百年孤独》，我们就出些个《百年风流》《百年海狼》之类，照样在全国性权威报刊上大吹特吹自己的大作。
自从叶蔚林把明显的抄袭解释成移植后，相信真正有良心的比较文学专家们也无话可说了。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文学要想在根本上出新，或许比中国足球冲向世界还要艰难。近十年来，文学上的各类文体试验均冠以名目繁多的现代派头衔，什么先锋、后现代、解构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普遍认为，这都是年轻作者为掩饰其作品内容贫乏而套用西方的一些文字游戏。
这种试验也开始逐步渗入影视，大概认真表现出来的还是所谓第五代导演们。通过对画面、光、色的运用，长镜头和无技巧剪辑的反复使用以及突然的音响和调侃性的人物对话，均企图从形式上来改变内容的单一和平铺直叙。这里面，张艺谋、陈凯歌可能是创作得最为成功的。
最近，又有媒体报道号称第六代导演的一批30岁以下的新锐开始从真正意义上将先锋作家们的作品搬上银幕，这是一些无故事、少情节甚或没什么对话，除了长久的动态画面语言，连细节也不多的影片，是否将其称之为故事片已大成疑问。苏童、格非、余华的非传统性小说受到重视。
其实，非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在“文革”中早达到极致，比如八个样板戏将交响乐引入就很使老一辈戏迷大摇其头。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今天大多数2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会哼几句样板戏，除了当年轰炸式地叫人反复观看的原因之外，我想，其艺术手法仍不可低估。
现在看来，样板戏似乎有点荒唐地表现敌我矛盾的场景，高大全式的英雄所站的位置，就是在好莱坞式人物面谱塑造之上进行了很前卫的再创造。这种创造还大大影响了现实生活，如忠字舞，今天亦可稍加改动即成不错的健身操。事实上，内地的大街小巷盛行变了味的秧歌、气功舞等皆是一种幽默的文化在生活中的体现。
在当年摄制的一些影片中，也有极先锋的形式，如在《渡江侦察记》中，敌我双方在山路上追逐，根本不管季节和地理环境的变化，我方战士出现时，一片山花烂漫；而同一路出现敌军时，却是一派枯树败草，美工为此使用了大量的颜料。于今看来，实在是大地艺术的最早表现。在《创业》中，当主人公豪迈地说“我们这里是一片光明”，即时灯光师就打出霞光万道来使英雄满面红光。有一段时间，在批文艺三突出时，曾嘲笑过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手法。而今，或可将此看做革命的浪漫先锋主义的一种不错的方式，依笔者看，不妨作为新进导演的一种创作蓝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