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歌星黎明有一首主打歌曲谓之《我来自北京》，黎明十分得意这种有历史渊源的介绍，表明自己是大有来头的。
从首都到地方，尤其是那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形成一种地位落差，形成一种人事距离。这种落差和距离使国之心脏来的人有那么种自得、甚至是某种自大。
政治文化的中心，传媒的发达，想出人头地者自然心向往之。
有一班新闻系毕业的大学生，其中分到新华社的不出几年，副高职称拿到手了，分到省市的，才拿个中级，而分到地县的，才闹个初级。分配之初，他们才华一样，分配之后，随着时间过得越长，之间的差价也越大。因为新华社可以自定职称，下面地县得向市里、省里申请，人多粥少，自然造成巨大的不公平。
同样，留在北京的当个处长、局长玩儿似的，哪怕从不上进的，只要不犯错误，到点升级，顺理成章。到了地方就立时三六九等显现：省里的弄个处级没问题，市里弄个科级没问题，到了地县，只有不入流的股级，或者一般干部而已，可能还抢得打破头，阴谋诡计还使了一大堆。一位高材生因在校时不善于巴结辅导员，被分到县里，领导他的小科长天天给他小鞋穿，而他的同学，在北京已坐上副部长的位置了。
这是新的三大差别。
所以大家憋着劲儿要到北京去。当然，市场经济左右了今天的社会生活，人家说，当官要当地方官，同样级别，在北京是条虫，可能只有骑单车的份，到了地方就成龙，也许就坐上“红旗”“奥迪”之类。而对于想以文学来改变命运的人来说，到北京才是入龙门，意味着可直接与中央级报刊的编辑打交道，只要是真有才华，立时就会被发掘出来，同一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上露面，和在什么地方小刊小报隆重登场大不一样，因为那说明全国读者都看到了你的创作。
当年沈从文流着鼻血还坚守在严冬的北平，说明他早有眼力。
而今，在京城流浪的文人成千上万，他们不要户口，不要工作关系，凭自己本事吃饭，即使再艰苦，精神上也是充实的。一位在深山铁矿干了十几年还混不出人样的文学中年，到北京不出两年成了名家，电脑换了几代，他说：“这就叫首都，这里竞争虽厉害，但人人去想怎么在业务上超过对手，而不是到处打小报告搞人际纠纷，在流动中涌现活力，如果还像当年按户口粮本吃饭穿衣，还像当年人事制度那么死板，我这一辈子算交待在官僚手上了。”
更有人一针见血：京城为何名家多？并不是他们水平更高，而是仗着北京人，到地方成钦差。特别是那些评论家，如果不是占着《文艺报》之类的好位置，能成名家吗？在京城报刊上发个豆腐块都是最高指示，放到地方来看看，依某些人死抱教条的水准，恐怕投个稿都困难。
在地方上你要成功，你需要百分力的话，而在北京你只花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就够了。
因而你要想成名人，最好先成北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