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考入了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
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感到非常沮丧，那个时候，老师是个让人瞧不起的职业，师范师范，同学们说是叫人施舍给你饭吃。
可那个年代，能够上个大学就十分了得了，100个考生里，顶多录取一个，真的是百里挑一，哪里像今天这样，三个考生就有两个被录取，只要肯花钱，没有上不了大学的。
但是我在中学阶段没有好好读书，和人忙着谈文学去了。虽然自认为文学谈得不错，但当时大学里可没有特长生这一说，不能靠推荐入学，就是初中进高中，也要过考。初中快毕业时，武汉已经有了重点高中这种做法，那是1978年。我的班主任是个历史教师，他认为我是必然进重点高中的，因为我在武汉钢铁公司第四子弟中学是语文成绩最好的，而武钢三中才是重点高中，直到现在，三中仍然是湖北省重点中学，其学生是以善于进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闻名的。我的一位做记者的朋友因为报道此事还得了全国新闻大奖。
很可惜，我没有进入三中，我的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而留在四中，尽管还是所谓的快班，我已经有抬不起头的感觉。好在开始分文科班和理科班，当时凡是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几乎都进了文科班，就像今天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都去考什么美术学院。
我倒是真的开始学习美术，直到高考前几个月才因为色彩过不了关而急忙放弃，改考文科。语文考了武钢地区一个高分，数学27分，英语8分。
武汉师范学院却是个历史悠久的学校，可以追溯到清末，据说武昌师专是其前身。我们进去时，校园靠近沙湖，有不少旧建筑，房子没有超过三层楼的，大都破旧不堪，却是实木地板，让人怀旧。中文楼是个标准的凹形三层结构，中文系在一楼、二楼，三楼是外语系，我不知道进入大学是可以找女孩子的，还是一如既往地找文学同路。我的一些同学就在三楼开始发现他们的花姑娘了，而我，则发现这个学校竟然有毛泽东晚年最后提到的几个文化人之一的冯天瑜，还有当年与何直一起发表讨论现实主义道路文章的周勃，还有直接教我写作课的涂怀章。
但是武师从77级到我们80级，几乎没有什么喜欢文学的人，不像武汉大学那样，文学已经成为一种运动，几乎人人都拿起笔来，小说、散文、杂文，到处是文学的大字报。特别是诗歌，更是学生们爱好的东西，青春期，诗歌就是最好的排泄物。我的同学里，只有历史小说家杨书案的儿子杨帆和他当时的女朋友范春歌在向一些文学刊物投稿，他们是79级的，经常和80级的一起上大课。这二位后来没有继续自己的文学梦，杨帆做了不成功的商人，以和靓女谈恋爱闻名，他谈的最出名的一个女人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姜丰，和姜的爱恋导致他的婚姻破裂，并导致他代表新加坡方面在武汉开发的长江广场失败。范春歌也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但她在新闻方面却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女记者里面，她是最早获得范长江奖的，大大小小获奖无数，大大小小担任的职务也不少。
有人说文学误国，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文学，甚至不是精神的东西，是物质，1979年开始的新时期，最需要的是物质，是钱。
误国没有，我不知道，可我现在知道，文学起码把我误了。在文学领域混了20多年，没有发财，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其实在湖北，文学误人的事情多了，最典型的，还是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那些新军中的革命党，他们是一个文学小组的，孙中山搞了那么多次革命，都没有直接推翻清政府，这些文学青年有一天酒喝高了，头脑一热，一个姓熊的大喊一声，革命去，枪就走了火。文章写错了可以重新开头，枪一响就是政治问题了，可是这些文学青年毕竟没有斗争经验，就像没有学过开车的人，一不小心把车发动了，只好硬着头皮开下去，直到撞着个老司机黎元洪，文学青年才作鸟兽散。
武师没有文学气氛，我只有到其他大学去找，去得多的是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南财经大学。
去得最多的当然是武汉大学，那里的环境、建筑，以及学生的形象，我都觉得这才是文学之乡。依稀记得，我去武汉大学是张祖慰的介绍，那个时候，祖慰好像刚刚从广西调动到湖北，他自己是个男高音，夫人在武汉音乐学院教二胡，他和夫人住在音乐学院的亭子间里，他当时40多岁，喜欢搞文学聚会，我知道沙龙这个词语还是从他那里听说的。祖慰当时是以幽默讽刺小说闻名全国的，后来他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笔锋的文体：报告文学。他的报告文学获得过不少全国性的大奖，其中有一篇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的《转型人》，为人们报道了洗掉脚泥，扭转传统农民形象的钟华生，从此，我就知道有珠海这么个地方。
在此之前，我也参加过类似沙龙的聚会。大概在1978年、1979年，在武钢那个圈子里，我见到了一位长相清甜的护士，她在武钢卫生防疫站工作，当时爱好文学的漂亮小姐是很引人注目的，所以她一出现在我们的小组里，马上受到欢迎。她不喜欢高谈阔论，也很少把自己的作品拿来讨论，显得不太合群。她的诗歌写得非常好，但我们这个小组多是写小说的，大家并没有把她当回事，按照当时说法，只不过又是个文学花瓶。
没有想到她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中最富有的女人——池莉。这位从仙桃考入冶金医专的女孩子，至今我仍然认为她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美女作家。那个时候，池莉也就20岁出头，在她眼里，我还是个小孩，巧的是，我住的红钢城20街坊和她住的卫生防疫站宿舍就在一起，我又在她工作的楼上跟着一个叫袁宗华的国画家学习水墨，所以就这样熟悉起来。袁和池一样，在武钢卫生系统是另类，大概是因为对艺术的追求，使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方式以及生活作风，领导对二人的管理一直头痛。袁有很多女学生，因此很遭议论，他是医院美工，单位在顶楼给了他一间好大的工作室，他经常是通宵在里面活动，那个时间虽然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问题，但是因为艺术活动搞什么小团体也是不能容许的，特别是晚上人来人往的，把门卫弄得很紧张。袁还经常睡在单位，他又是武钢画家中最喜欢标新立异的，比如带头画人体什么的。
他们来往并不多，但池莉显然是欣赏袁的，所以在她以后的小说里，袁是一个充满文化悲情的人物。因为池莉在武钢的命运也非常不好，甚至她在和第二任丈夫相爱时，单位领导在大会小会上不断谴责她，想把她的名声搞臭，其中一个领导的儿子是我初中同学，我曾经要求同学回家劝告其父，这不是生活作风问题，和袁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这当然是一点用也没有的。池莉至今也不能原谅那些迫害过她的人，甚至不愿意和武钢的人打交道，她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是对自己过去的经历一种怀旧式的嘲讽。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成了她的小跟班，也许是我的童言无忌，使她觉得我还没有学会虚伪，江城夏日里那个白色短袖上衣和花布大摆裙的江南女子，一直是我头脑中池莉的永久形象。她从来没有和我探讨过文学，总是日常琐事，到武汉市文联工作后，她还给我介绍过女朋友，对这事她曾经很生气，因为我表现得无所谓，没有向她汇报以后的过程。其实这是我感到尤其自豪的事，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当时武汉几个名女人，像三特集团总经理王苏、《武汉晚报》的名记程秋萍，都给我介绍过女朋友，她们大概看出来我不善于和小女孩交往。
到了武汉大学，才发现玩在武大是名副其实的。每次去武大，感觉他们好像都不用上课，整天忙着各种活动。当然主要是文学活动，准确点说，就是诗歌朗诵会特别多。那个时候，感觉是另外一种“文化大革命”来了，各个学校都有串联的积极分子，在武汉大学的礼堂里，我作为武师的代表被高伐林、王家新安排在第一排就座，还要像其他学校的代表一样，被点到名字时要起立转身向全场同学挥手致意，接受一阵欢呼。
这样的代价是，我成为武师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毕业分配时，成为武汉学生中唯一的“优秀分子”被分到乡村中学去了。这里要强调一下，武师虽然不是个好学校，但对武汉学生留城还是特别照顾的，不仅照顾武汉学生，连乡村来的学生，也是尽可能留在武汉，所以武师虽然没有出什么学术类人才，却为武汉各级政府培养了不少官员，像曾经的武汉市长李宪生，就是毕业于武师的，曾经的市文化局长还是我的同班同学。但是李宪生就读武师之前后，也是武师管理最混乱的时期，不说别的，就是一个人事制度，就让人糊涂，比如我们中文系80级的辅导员，一个大龄女青年，自己都没有上过大学，还一直跟着我们插班学习，但却是我们的领导，原因是她父亲是武师一个副院长。过去在内地有子女顶职一说，警察的儿子当警察；工人的儿子当工人；记者的儿子当记者；但是领导的女儿当领导也只有在武师才会出现。当时的状况，后来被武师自己的教授涂怀章写进了一本很轰动的长篇小说。
我一直认为，我的所有基础知识都是在中学阶段解决的，主要还不是老师起的作用，甚至老师起的是反面作用，我是完全靠自学的，那些照本宣科的老师其实也是可怜之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教学主张，有的自己都没有上过大学，也是靠顶职这样的途径进的学校。在大学，你更不能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自然，在武汉师范学院你也别想学到什么学习的方法。我的教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哲学、古典文论、政治经济学、教育心理学的老师都是家庭条件很不好的同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照本宣科、固执己见，不容许学生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学生一旦在课堂上提出和他们不同的看法，考试时就会遭到报应。武师整个的教学理念就是学生一定要听话。
的确，所有听话的同学，分配时都得其所哉，而且听话的学生后来都有了各种官职，出了一大批处长、厅长。
而我，整个大学期间是写小说，我是同学中最有钱的人，因为我有稿费。我甚至用稿费买了当时非常贵的日本进口照相机。说到这里，我必须提到一点，我的年级辅导员冒领我的稿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身份证，稿费单来了，必须要到系里的办公室盖公章才能去邮政局领，我们学校自己就有个邮政所。辅导员宣布，李更利用在学校学习期间写小说，收入应该归公。于是我的不少稿费被她领了。当时我居然想不出反驳的理由，现在看来她是严重侵犯我的人权了，可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像个老鼠，搞文学创作在武师就像搞投机倒把，那个时候，投机倒把是要判刑的。
我们那个辅导员在其父下台了以后被学校清除出去，在另外一个单位也不称职，最后是上吊了事。武师后来改名为湖北大学，现在居然是一类本科，真是今非昔比啊。就是这样，我们这些人也不愿意再回学校去参加什么校庆之类的活动。
17岁上大学，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早了点儿，可在20世纪80年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应届高中毕业生几乎都是十七八岁，我上大一时，正好是17岁，其实我不算年纪小的，我们年级还有个乡村来的，才15岁，身体因为缺乏营养发育不全，几乎还没有变声呢，而我们班最大的已经27岁了。这个17岁对我还有个特殊意义，我开始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了。
其实我在17岁发表的作品，都是十五六岁时写的，刚刚来了热情，写的数量比父亲当时写的还多。1979年，正是池莉参加我们武钢文学小组的时间，父亲在《武钢文艺》负责人的位置上被一纸调令弄到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当驻会专职副主席，并负责创办大型文学刊物《长江》。出面调动他的是从延安来的老文艺干部骆文，骆是延安时期流行歌曲作者之一，东方歌舞团曾经将他的歌曲作为保留曲目：太阳一出磨盘大，姑娘树下纺棉花……
骆文复出以后，本来想进省委宣传部，因为种种人际关系问题没有去成，便到刚刚成立的湖北省文联当了主席。刚刚恢复运转的省文联、省作协也是派系林立，新中国17年，加上“文化大革命”的10年，各种运动造成文人们空前的矛盾。武汉这个地方曾经是中南局的首府，管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等省的军政要务，文化机关也不例外，来自这些地方的文化神仙不少，都是有各种领导背景的，不好得罪。大概如此，骆文就选择了有工人背景的李建纲，李来自大型厂矿，这在当时还是很时髦，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还没有过时，工农兵还是社会先锋，加上李没有在文化单位混过，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际矛盾，刚刚解放出来的那些文化人还在鹬蚌相争呢，正需要李来做中间人，45岁的李建纲一下就成为湖北作家协会的重要领导，主持日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