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父亲做这个职务首先还是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气。早在1953年，他就代表湖北省出席新中国第一次全国青年创作会议，19岁的他到怀仁堂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后来出版的20卷《1949—1979新文艺大系》中，他的名字出现在1954年的记录上，和他同时出道的工人作家有上海的唐克新、胡万春、东北的李云德，还有后来做了大官的郝建秀。从《大系》的记录上看，他的进步缓慢，虽然湖北方面也为他出了小说单行本《去工地的路上》，但却是起了个大早赶个晚集，他连自己的处女作也没有收集，自己早年的书一本也没有收藏。相反，上海的胡万春不久就由姚文元作序出了小说集，成为中国工人作家的优秀代表。到了1979年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华社发了一张几位工人作家的作秀照片，和以上提到的作家一起合影的还有广东的陈国凯。
打倒“四人帮”以后，父亲连续发表了《三个李》《打倒贾威》《牌》等中短篇小说。陈荒煤带头评论他的作品，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火起来，最火的文艺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中午开播的小说连播，当时主要是播长篇小说。《打倒贾威》惹了武钢的个别领导，他们一致要求要打倒李建纲，在武钢范围内封杀所有有关李建纲的出版物，以至武钢的工人跑到外地去买回来传播。这个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连续播送《打倒贾威》，一年里反反复复播了好几遍，“贾威”们没有打倒李建纲，李建纲却以此参加各种笔会，到处游山逛水，甚至还去省作协当了官。他的对立面不无泄气地说：李建纲当湖北作协副主席是历史的误会，他怎么能和姚雪垠、徐迟、碧野排在一起呢？
父亲是个非常听话的干部，因为姚雪垠、徐迟、碧野等不爱管事，姚更是长在北京享受副部级待遇，湖北作协就是骆文说了算，父亲只是按照他的意思做具体工作，当然也替他得罪人。他从工人队伍里出来，自然也向着工人作家，甚至专门调了一些工人作家到作协工作，有些人就对他不满了，认为他搞帮派。实际是作协老同志都有身价，他指挥不动，只有去找几个肯干活的人。
有些莫名其妙的议论甚至把我也装了进去，记得我的写作课老师涂怀章在同学中说我在外面发表作品是沾了父亲的光。他在学期终了，勉强给我的作文考试60分，还说是看在李建纲的面子上。他甚至说我的文章是李建纲写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的文风和父亲差别很大，父亲喜欢小说，我喜欢理论。
2005年10月，在湖北孝感双峰山，武汉作家协会举办的长篇小说创作班上，我见到了离开武师就没有再见面的涂怀章，他对我很热情，并且解释了当时为什么给我60分的原因，那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李更的文章抨击了时弊，引起学校当局的恐慌，当时是准备给我处分的，还是他涂怀章为了保护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和学校领导争取了好久，出于治病救人，让我过关。事实证明，他涂怀章是有眼光的，而且那篇作文很有主见，20多年以前就能够对国家宏观调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是非常难得的，是属于叫早的公鸡。
其实，父亲在我的写作上从来都是口头表扬，在他负责的《长江》丛刊上，没有发表我一个字，他给很多青年作者推荐过稿件，从来没有具体帮我推荐过。反而是他调来的陈龄后来也做了《长江》副主编，为了我的稿件多次向外省杂志推荐，虽然都没有结果，但我仍然十分感激他，他也是首先发现池莉的编辑。
我当时对父亲意见非常大，多次说，人家茹志鹃都亲自推荐王安忆。他说，你是王安忆吗？再说，刘真已经就这个事写文章批评茹志鹃过分了，人家顾工想帮助顾城，都不自己出面，还是公刘在帮忙。
池莉说，以后做了编辑一定发我的东西。果然，她一到《芳草》当编辑，立刻找我要稿子，并且是整版发表我的诗歌。
还是靠自己，当时，朦胧诗已经开始甚嚣尘上了，因为蔡其娇、舒婷都是福建的，《福建文艺》拿出大量篇幅来讨论“朦胧”的问题，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寄了一篇去，居然很快获得通知，文章将发表在1980年11期，3000多字让编辑变成了2000字，我的文字铺正式开张了，第一笔稿费，人民币14元。
父亲比我还高兴，在这以前，老实说他并不大看好我的写作能力，对我的思辨性文章没有表态。记得他在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改剧本的时候，他把我寄给他的稿件给他的责任编辑黄宏坚看，那个女编辑自己也是小说家，她不知道我是谁，看了我的稿件，只说这个作者是个神经病吧。
后来神经病得到认可了，一大批比我还神经病的青年开始他们的时间：北岛、舒婷、顾城、杨炼、食指、江河……
接着，1980年12月，我的组诗和叶文福的组诗同时在《长江文艺》上推出，他是头条，我是二条。他当时已经是全国著名诗人了，拥有大批兄弟，现在的《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就是他的铁哥们，他当时是把我当学生、当晚辈的，叫我是一口一个“这孩子”，叫我父亲是“建纲同志”，所以，怎么也不能接受我排在他后面，怎么也应该排个和他一样著名的诗人才对呵。特别是知道我的稿费标准和他完全一样时，他拒绝领稿费。我可高兴坏了，要知道，叶诗人从来是个骄傲的公鸡，这下又出来个小公鸡，热闹了。当时，叶文福还在陈再道的部队，他都敢批评陈再道，经常跑到地方上打秋风，他的战友韩作荣虽然以他为荣，却也为他的无组织无纪律不拘小节着急。叶诗人灵感来了喜欢大量浪费字纸，他写诗有洁癖，讲究落子不悔、一气呵成，写错一个字，就把整张纸揉成一团扔了，久而久之，他的窗外形成纸冢，被领导多次警告，要知道，贪污和浪费都是犯罪。后来还是韩经常去他窗口外帮他及时处理。
在我的印象中，叶诗人是第一个敢说自己是天才的，并且认为诗歌天下无二。湖北宜昌有个诗人叫刘不朽的，他听说了很不爽，他对我说：我都是最牛的了，我都不敢称永垂不朽，他凭什么？
叶文福的急才是最让我佩服的，有一次诗人们打赌，见什么写什么，要立竿见影，七步成诗。当时桌子上有一盒火柴，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满含深情，眼睛里面几乎出现泪光，缓慢地朗诵起来：可怜一家子，挤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虽然不能站起来，可个个都正直……
他不领稿费，成了湖北诗人议论的大事，几个诗人们便决定拉上我去给他送稿费，记得当时是刘益善带领，从武昌过江到他下榻的汉口饭店去，那个时候的叶诗人是很讲究排场的，他住的汉口饭店是当时武汉最好的酒店。我们进房时，叶诗人刚好成诗一首，只见他扑在床上，把头埋在被窝里，双腿颤抖，大喊着：叶文福啊，只有你才能写出这么好的诗啊！
在他的发动下，他的家乡蒲圻成为诗的海洋，从农民到县委书记，人人能诗，我曾经多次跟着他到蒲圻参加诗会，亲眼得见那些壮观的场面：诗人们的车队一进入县城，群众队伍是夹道欢迎，真是像宋丹丹的小品所说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是相当……大餐那是一桌接一桌，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一出接一出，县长和诗人们一起不断地起立、坐下，坐下又起立的，干杯加朗诵，知道的是诗人到此一游，不知道的以为是上战场前的表决心。蒲圻诗人有传、帮、带的好传统，叶文福带出了饶庆年；饶庆年带出了王建；王建带出了卢卫平……
饶庆年写出的江南小雨愁煞了一代中国诗人，他死后多年，《诗刊》召开的诗人集会，仍然要到他的墓地上去拜访；王建从蒲圻纺织厂到珠海找工作，先后在东大集团、巨人集团、忆安科技搅得风生水起，成为罗湘江、史玉柱的善后总裁；卢卫平在保健、医药行业搞了一大桶金后，现在珠海文联从良，从老鼠向猫的方向发展。
1987年10月，我到北京采访中国艺术节，专门到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去看望独居的叶诗人，他用一条破旧毛巾请我洗脸，2004年，我看了《往事并不如烟》，史良说毛巾不要用到发硬，忽然想到叶诗人那毛巾不仅发硬，而且发黑了。1988年，我又到北京，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的地下室里，叶文福拉着高伐林来看我，我请他们吃柿子椒炒白肉，叶诗人抱怨自己的作品发不出去了。而高伐林在劲松那个只能摆一张方桌的小客厅里请客时，当问我特区是不是容留文人之地时，我无言以对。
1980年，湖北英山出了个诗人熊召政，他的成名作《举起森林般的巨手，制止！》就是直接受到叶文福的名作《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影响，27岁的熊召政从此进入中国文坛。
1989年以后，我和他们都失去了联系，高伐林后来陪第二任妻子去了美国，他的女儿高歌毕业于哈佛，如今是全美华人中的名人。叶文福也娶了新夫人，我的《李更如是说》出版后，他曾经给我来信，说自己在写小说，并且准备编辑一些能够赚钱的书，要我给稿子，我不相信他会成为书商，这和他的形象差得太远了。再以后，只在《人民文学》偶尔看到他的几首小诗，估计也是韩主编的照顾。
1996年，我随珠海天年公司的车队去湖南、湖北慰问水灾中的老百姓，离开灯红酒绿的湖南岳阳，仅仅50千米的距离，我看到破败不堪的蒲圻。后来我多次自己开车路过岳阳和蒲圻，这两个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岳阳的新马路越来越多，蒲圻却连一条平整的马路都没有了，就像它现在的名字：赤壁。
想当年，蒲圻是中国比较早引进外资的内地县城，1985年，蒲圻纺织厂被香港老板承包，饶庆年给我介绍过一个蒲纺女孩子，她用蒲纺的布为我做了一件风衣，我曾经穿了很多年，使我充分感受了蒲圻的暖意。现在，那些诗意到哪里去了呢？诗人们还有多少可以去的地方呢？
李建纲做了湖北作协秘书长，我就子以父贵了，1979年我还在上高中一年级，因为不喜欢当时所谓快班的班主任，我居然擅自辍学了。因为有要好的同学在5班，我就去了5班，成绩更加是一落千丈。当时的武钢四中有八个班，第8班是俗话说的“和尚”班，这个班并不都是男同学，主要是在各种考试中老是剃光头因此而得名，同学们基本不想再学习，学校为了不让这些人到社会上去捣乱而不得不继续组织他们学习。班主任是个文学爱好者，为了靠拢作家协会，他说服我去了他那个班，我也就拉了我的几个好同学一起去了。在他那个班，一向不喜欢“组织”的我在他的动员和照顾下竟然入了团。
作协秘书长除了许多烦琐的日常工作，有一个很大的权力，就是可以帮助别人入作协。那个时期的作家协会可是个最最时髦的单位，入了作协，就等于被官方承认为作家，而作家在哪个单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于是不少青年开始团结我，当时听到的都是关于我的非常正面的评价，我就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好鸟了，大言不惭地到处去和人讨论文学，甚至还为《长江文艺》开办的文学讲习班学员去讲课。秘书长大人不便于直接帮助自己的儿子，但是对自己儿子推荐的人物都十分愿意帮忙，当时我帮很多后来成为朋友的人入了作协，比如我那个中学老师、我在大学的同学、我在社会上混的朋友。
我在那个时候开始与高伐林、王家新、熊召政、郑赤鹰、邓一光接触。
熟悉高伐林和董宏量也有关系，董当年在武钢是有名的车间诗人，他在工厂黑板报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是工人们非常喜欢的工人诗人。董和高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都是汉口的老居民，住得很近，对于诗歌的认知也相近，甚至一起合作出了本诗集。高伐林去美国以后还为董宏量找过赞助，帮董也出了趟“美差”。
高伐林在大学主持的文学沙龙和董宏量在武钢主持的文学沙龙经常一起集会。那个时候虽然大学有生活补助，但是仍然解决不了文学青年的日常开销，赚稿费是大家写作的一个共同目标。高伐林是世家子弟，他家上两代在武汉是非常有名的中医，甚至开过医院，在租界有大房子，听说因为他爱好文学而放弃中医遭到家人极度反对。他不靠家庭，和我们一样，到处接有稿费的写作任务。记得武钢为了把老干部的事迹整理出来，找了不少写手，其中就有高伐林、王家新。最初编辑找我，我还瞧不起，可是一看前面人物，都是湖北一些名气不小的作家、诗人了，我也就认可了。我是给一个广东老太婆写回忆录，我还是通过采访她才知道什么是东江纵队的，记得当时弄得挺费劲的，她的广东话极其难懂，做记录都一大本，最终我写了那篇叫《在羊城的夜幕下》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