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那个时间和武汉一些非常民间的人士来往很多，我估计是陈松叶的影响。陈是个非常好客、非常江湖的男人，他的为人方式不仅让我这样的城市人大开眼界，更让来自农村的王家新迷离其中。陈有许多女朋友，陈的男朋友中也多是有不少女朋友的，这个时候，一位不知道是宜昌还是沙市来的会拉小提琴的女孩子进入王家新和沈瑞花的空间，我知道的时候，已经闹到水深火热了。
那天晚上，沈瑞花急忙找到我，要一起去找王家新解决问题。我当时天真地建议，要不要请高伐林，高是做思想工作的专家，沈说王和高已经不说话了。我觉得莫名其妙，在武汉大学门口的公共汽车站，沈和王吵了一晚上，王痛苦地解释，并且还哭了起来。这让我不知所措，我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还以为是王的内心脆弱。
后来我才知道，王家新本来可以和沈瑞花一起分配到北京的，结果却是发配原籍。王认为是沈和高伐林在学校就这个问题说了对他不利的话，才导致他连武汉都留不下来。
我后来责怪过沈瑞花，我说就算朋友不做了，也不应该做敌人。沈瑞花急了，说你怎么也这样不理解我？我是为了挽救他。
果然，沈瑞花分配到北京水利部以后，主要的精力都用来解决王家新进北京的问题。只是王以后好像没有再和高伐林来往。
王家新没有到新单位待多久，通过顾城、杨炼几个帮忙，认识了在《诗刊》当副主编的刘湛秋。1992年，我在北京再见刘湛秋，刘跟我说到当时王家新的窘状，刘那时已经和在《诗刊》帮忙的一个女孩子好上了。他们当时办了许多诗歌学习班，全国各地召了几十万学员，每天有大量的信件要处理，也就要王家新和那个女孩子一样，每天收发信件。刘说，没有想到自己那么看重的顾城会打自己女人的主意。
也有人和我说，王家新在《诗刊》是计件工资，用糨糊封一个信封是几分钱。《诗刊》赚的是文学青年的血汗钱，作为文学青年的王家新靠文学青年的支持，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北漂一族。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湖北有许多文学青年都是这么在北京或者武汉什么地方漂着的，很多人都得到湖北文学院的庇护。湖北文学院的创办者是徐迟和李建纲。徐迟经常在外地跑，真正管事的是当时的副院长李建纲，他带领文学青年靠给别人写报告文学赚点经费，然后补贴给文学青年搞创作。王家新、陈应松、野夫、野莽、许向明、王继、古清生等上百位文学青年经常在他那里报销各种费用。
李建纲1979年到湖北省作家协会工作，一直没有解决住房问题，处于天天跑月票的情况。直到1983年，文联在东亭一路特一号盖了第一栋宿舍，才由骆文做主，分给他三房一厅。而在此之前，整个文联都在武昌紫阳路215号办公，条件非常差，很多从农村解放回来的老文化没有自己的住房，徐迟也才勉强在院里搞到一间小房子，老作家阳云只有在《长江》编辑部住。但也正是那个时期的《长江》，发表了许多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著名作品，这里面许多就是李建纲约来的稿：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三部，廖静文的《徐悲鸿传》，秦瘦鸥的《劫收日记》，沈从文的系列小说……
这里面和我有关系的就是北岛的小说《波动》，是王家新拿着油印本来找我的，当时作者名字用的是艾珊，我连夜看完，小说的故事非常吸引人，写法也大不同于当时的现实主义方法，后来我才知道作者是用了苏联作家《绝对辨音力》的手法。在我的要求下，父亲力排众议，用作者本名赵振开发表了这篇小说。
小说的轰动造成父亲给省委宣传部作检讨，为了发表一些好文章，父亲经常要进行这样的检讨，好在一检讨，领导就让他过关，继续他的编辑工作。最近，王家新发表回忆录，只字不提我们父子对北岛作品传播的贡献，真是人一阔脸就变了的典型事例。当时我还努力推荐我的中学老师张志扬的有关哲学、美学的文章，张其实刚刚从7年牢狱生活中解放出来，在武钢四中喂猪，他当时的文章是我唯一读不懂的文字，所以我很崇拜他。但是阳云当时负责理论文字，他也读不懂，坚决不让发表，这是我对阳云唯一的遗憾。其实阳云是个非常好的老头，可惜他眼界不够开阔，到了80岁也只能出一两本书，几乎没有进入真正的图书市场，他有个亲哥哥，叫覃子豪，在台湾是著名诗人。只是他好像只崇拜徐迟一个人，他认为只有徐迟才是现代派。张志扬现在海南大学，已经是国内著名哲学、美学的专家。我大学毕业分配不好，张老师还亲自陪我去学校找有关人士说好话，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仍是我至今感念的。
紫阳路得名于紫阳湖，是辛亥革命埋葬烈士的地方，215号旁边就是著名的首义路，当时，那是湖北文学青年发梦的地方。首义路93号是个神秘的大院，里面有许多老树，可能还是古木呢，现在早已不存在了，那时却是湖北文化领导办公的地方，骆文就经常出没那里。当时中国几乎所有文化名人，当然主要是诗人作家，都到过那里。93号旁边是首义路饭店，好像以前就叫湖北饭店，是当时武汉保存比较好的老饭店。文联在里面租了不少房间，用来办公和招待客人。有两间一楼的房是属于父亲权限范围的，虽然现在看来那真是简陋不堪，但在当时是很好的房子，木头地板，每房4张单人床。父亲一般中午在那里休息，平常就是容留各地来武汉的作家。我最愉快的就是在不上课的时间跑到那里去见作家们，凡是有资格住进去的大都是当时中国的著名作家。
那个时候，朦胧诗人们活动很频繁，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取得正式的文学地位，在各地作协是很受歧视的。这个时候，王家新、高伐林开始给我介绍更多的朦胧诗人。
在那个饭店房间，我陪过许多作家，真正的三陪：陪吃、陪睡、陪玩。现在最有印象的，是陪上海的罗达成，罗也是工人作家出身，所以很有草根文人的气息，我和他非常谈得来，他失眠严重，到武汉总是拉着我通宵说话，我一犯困他就挖苦我。罗达成的报告文学在当时是和鲁光、理由、黄宗英的报告文学齐名的，他在上海《文汇月刊》编报告文学栏目，本来和肖关鸿是好朋友，1987年我又到上海时，先去《上海文学》编辑部见周介人，周问我到上海还要见什么人，我当然说是罗达成和肖关鸿，但周劝我最好回避，因为罗和肖反目了。
这时我才醒悟，原来作家们之间是很容易有矛盾的。1992年，我去北京看望刘湛秋，当年的劲松三刘：刘心武、刘再复、刘湛秋已经分居多年了。刘诗人住到虎坊桥去了，他住的那个楼都是著名文人，他和楼上楼下都不来往，甚至和对门的玛拉沁夫见面连头都不点，就像从来不认识。
访旧半为鬼。这是我现在经常想到的句子。2002年和经常义愤填膺的杂文大师朱健国说到这个，他有新见解：访旧半为囚。他原来许多朋友因为当官因为经商已经坐牢去了。而在文学圈子里混的，已经是访旧半为仇了。
我后来又陪同舒婷游了一下蛇山，看了上面一些辛亥革命的遗址和张之洞在武昌的痕迹，那时她已经有了江湖地位，是和福建几位评论家一起去的：蒋夷牧、刘登瀚等，有没有孙绍振已经记不得了。在蛇山上，还是那么瘦的舒婷被风几乎吹得站不住，刘登瀚拿这个和她开玩笑，她果断回击，把我们一一嘲讽了一遍。
1996年，几个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文学青年请武汉文人吃饭，讨论即将轰动全国的“红桃K”生意，池莉、胡发云、舒婷都到了场，我给他们照了不少相。
在我们那个文学圈子里，大部分人后来都吃文字饭。在武钢技术学校待了好多年的喜宏，后来和池莉、董宏量一起到武汉大学上了两年夜大学，现在是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的重要策划；野夫和李亚伟等诗人一起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出版商。
我至今认为，1979年到1989年，是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阶段，把这10年作为一个断代史写成一本书，应该是非常有分量的东西。这10年冒出了几乎所有的当代中国文学的流派和组织，1989年以后，中国文学进入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一切都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直到孩子们的文字到来，直到哺乳式的阅读到来，直到垃圾一样的文化到来。
在那个年代，进入作家协会是非常荣誉的事情，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都是众望所归的人物，他们自己的作品都是中国文学历史上完全站得住脚的经典，同时他们也热情地帮助后来者的写作。
现在，加入作家协会几乎成为一种幽默，只要你出几个小钱，只要你是什么官员，哪怕只有豆腐干、巴掌大的文字，你就可以悍然加入作协，《文艺报》就可以为你开所谓的作品讨论会。中国作家协会有些领导自己就没有什么作品可言，他们不是以作家的身份去组织大家的创作，而是以一种职业官员的形象、一种政治领导去享受协会的物质和精神资源，染指各个地方作家协会的事物，热衷于到各地打秋风，加强和地方附庸风雅的政府官员的联系，以不断在各种报刊亮一下自己的名字为荣。很多作家协会的官员偶尔也写点东西，如果不靠公款，他们一个字也出版不了。我最近在《文艺报》上看到中国作协又在开会了，在这些官员名单中，我竟然看到了舒婷的名字，她不仅被招安，而且修成正果，成为“德高望重”的一员。而那些朦胧诗人们今又安在？在那些见报名单里，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有市场价值的作家，人民所关注的，不是你作家协会又开什么会了，而是在你作协体制内能够出什么留下去的作品。难怪像于光远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宣布退出作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