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忆起来，我最早有印象的杂志叫《文艺新天》，那是家父李建纲主编的一本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刊物，由于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东西，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字报的载体，里面充满了极“左”文章。
正是读这些文章，培养了我的文学爱好。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再去读那些文章会感到味同嚼蜡，可我当时却十分喜欢那种战斗力强的檄文，加上以后读鲁迅的著作，使得我今天仍没有办法改变大批判的文风。我后来想，可能就是因为读《文艺新天》起步，才会对鲁迅的文章那么热爱，可以说，“文革”的大字报文风在某种程度上是来源于鲁迅先生的。
至于家父在“文革”以前主编的《武钢文艺》，却是后来才知道的。“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父亲曾经和一帮当时的文学青年去北京串联，那时我5岁，也跟着去了，从此知道了一个叫王府井的地名。
回来就发现父亲经常不见了，大概一年才能见面一次。后来才知道他是到什么五七干校去了。那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日子，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子，感觉每天都漫长无比。
那个时候最能够打发时光的就是读书了。谈不上什么爱好，只是为了让日子的艰难变得模糊一点。父亲给我买了一箱子连环画，大约也有100多本。我后来非常后悔，这些小人书竟然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是卖了还是送人了，已经忘记了。
再后来，我注意到了父亲的藤条箱子，那里面都是中外名著。父亲回家的时间多半在整理箱子里的书，我想也就20来本吧，比起我现在的收藏，实在少得可怜，但当时在武钢，恐怕他的藏书是最多的了，收藏的质量也是最好的。
我对那些书产生兴趣，不是去读，10岁左右的我还只能读一些浩然的小说，箱子里的书对我来说实在太深奥了。那个时候我对绘画发生极大兴趣，这对那些中外名著就成为一种灾难：我把那些插图，那么精美的插图，一张张撕下来，去和画画的小朋友交流。
父亲心疼得很，一再教育我，插图只有保留在书上，才能保存的时间长。我可不管那些，还是不断地撕。现在想来，我对书的爱护，就受父亲的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不知道我所生存的地方是怎么回事。只是看到一帮又一帮的人来我们家谈文学。1973年以前，我们一家五口住在红钢城11街坊55门的四楼上的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那是一套两室居，我们和人共用厕所厨房，因为空间的狭小，还和邻居闹过不少矛盾。有一段时间，还和周学南是邻居，后来才知道他也是个作家，而且是很年轻时就出道了。
从五七干校回来，父亲分配到电器修理厂的宣传科，当时的莫科长非常照顾父亲，认为父亲还是个人才。只是厂里的宣传科，平常也就是写一点好人好事的小稿件，没有多大意思。但是父亲仍然全力以赴，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为了改善父亲的生活条件，厂里为他分了一套独立的一室半住房，在红钢城20街坊，一住就是10年。
1973年到1983年的这10年，正是中国发生时代转变的时间，在压抑沉闷的政治空气里，文学成为一种喘气的方式。1974年和1975年，我热衷于在街上看包括陈振家等人写的大字报。1975年到1976年，《武钢文艺》也开始有限度地恢复编辑，好像那个时候一会儿归党委宣传部管，一会儿又归公司工会管。父亲被调去再做编辑，他就随着刊物一下到宣传部一下到工会。当时父亲40多岁了，似乎又找到一点文学的感觉，很多喜欢文学的人都来和他交流，家里经常坐满了人，不仅有武钢的，还有不少武汉市的，我印象深的像杨书案，就经常来谈他的儿童文学。父亲喜欢到青山公园散步，那些文学朋友便经常跑到公园里聚会。
到了1978年和1979年，爱好文学不仅可以使自己的业余生活丰富起来，在《武钢文艺》发表东西还有可能改变工作条件。于是武钢的文学活动空前频繁，每礼拜几乎都有文学聚会。那真是个文学的年代，至今让我怀念不已。
我是在那个时候和董宏量、王继、池莉、喜宏、周震亚、王志钦、郑建荣、朱逢文、陈振家、杨荣福、黄自华、董瑞杰、李汉江、董洪胜、罗金强、董明江、罗时汉熟悉的。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帮非常有活力的文学力量，我当时的目标就是向他们看齐，希望有一天在武钢有他们那样的名声。
那个时候活动能力最大的要数王继了，因为他出了长篇小说，当时名气比较大，有点小领袖的味道，经常在自己家举行文学活动，讨论各自的作品。那时候真的是很认真的，经常争论，有时候还搞得面红脖子粗的。记得池莉来过两次，她不喜欢这样的聚会，来一下就走了，有人对此还很有看法。当时她主要是写诗歌，因为女作者少，大家非常重视她，当然，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漂亮的女孩子会成为未来中国文学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我们这些人都成了她的群众基础。
那个时候，谈文学，几乎是我们唯一的社交方式，只要是谈文学，陌生人就可以成为朋友。我记得1979年，一个雷雨天，我在武钢四中上高中一年级，董洪胜、罗金强来找我，没有多少客套，就说自己听说四中有个人写点东西，想来交个朋友。我马上为他们介绍了我的班主任周震亚，这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吃饭、谈文学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董瑞杰，我当时最佩服的就是他能够一边聊天一边写作，他的俗民化的写作题材，在当时是领导潮流的，可惜一直没有出头的机会，直到10年以后完全脱离文学圈子。还有我的同学张兴旺，在高中时，他的诗歌就写得很有灵气，以他当时的写作才能，完全可以在湖北诗歌界占一个位置，但是他没有坚持下来，直到多少年以后重新捡起来，把自己耽误了。而喜宏，我从来就认为小小的红钢城是放不下他的，他的天才不仅表现在文学方向，他的绘画、社交能力、他对数字时代的适应，都成为他今天活跃在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理由。还有陈振家，多少年的努力终于修成正果，一不小心写了本《邓小平智源》，成为主旋律的畅销书，年近花甲还和年轻人一样在北京做北漂一族，可以说是活到老，漂到老的典范。
武钢文学人中，最具亲和力的要数董宏量了，这么多年，没有看到他和谁真正翻过脸，他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组织能力，成为武钢文坛的当然领头人。传帮带，在他这里，武钢的文学传统得到很好的继承，他和原来的李建纲、陈龄等人一样，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武钢的文学青年的。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人，武钢文学在武汉市以及湖北省的文坛上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
我特别感谢陈龄，我第一次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作品，就是经过他推荐。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自己在起步阶段的艰难，这个时候的帮助是最珍贵的。我记得那些日子，陈龄非常细致地为我修改作品，为了鼓励我，他找出当时刚刚出名的顾城等人的作品，说，你不比他们差。他当时帮我向好几个刊物推荐诗歌，甚至，看到我写的字太潦草，还亲自帮我抄写出来向外寄，现在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编辑？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陈龄不仅培养了像池莉那样的大作家，也培养了我这样的文化混混，如果他能够继续鼓励帮助我，可能我也有机会进步得快一点。
我现在还经常回想起朱逢文对小说的白描手法的解释，当时曾经不以为然，说他落伍，今天看来，白描的确还是小说最见作家功底的手法。还有董明江，记忆中那过早的谢顶和长期潮红的脸面。一个从不抽烟的男人却死于肺癌，这使人常常有种人间不公平的感慨。最不公平的还是写了一辈子却没有成功，但是他最后的一篇作品，是完全可以和任何一个散文家的作品媲美的，那对生存的渴望至今让我感动。和我同年龄的朋友，现在想想，也是文学把我们联系到一起的，像彭汉清、尹科伟、周鹏、张兴旺，都是靠写作在武钢的文化圈子里走到了一起。尽管文学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但我想文学给他们的烙印是永远消失不掉的。
我是在武钢开始我的文学梦的，不论现在走到哪里，这个梦永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实在太需要这个感觉了，这是我们的一种潜在力量。不论今后会有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文学都会是我的一个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