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天，去了趟北京。上次去北京，还是2003年，不知不觉就过了7年，怎么都觉得，好像刚刚才去的，天安门还是那个天安门，大会堂还是那个大会堂。
主要是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北京，所以尽管北京几乎天天都在变化，我也几乎随时了解。一位老友在北京做电视节目十几年，每次和我通电话都是教育的口吻，告诉我现在纸媒如何不行了，电视台才是蒸蒸日上。不过，他的节目确实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都是主打产品，上次去看他是在羊坊店，一条大街两旁都是围绕中央电视台吃饭的文化人。
现在？他告诉我，已经在CBD办公了。什么是CBD？你怎么连CBD都不知道？他摇头：知道曼哈顿吗？没去过吧？那好，你就去一下北京的CBD就知道曼哈顿是怎么回事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辉煌。
我从北戴河坐动车到了北京，下了地铁就不耻下问，人家告诉我，你去国贸吧，上去就是。地铁是北京最方便最实惠的交通，据说不少名人都选择地铁出席各种活动。
进了地铁才知道，身体不好的人还是不要坐它的好。首先，我不是自己走进去的，而是被管理员推进去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楔子被钉进去；然后，你想动摇一下都不可能，我甚至试着双脚离地；重要的是你如果到站不在车厢门口，极有可能坐过站，因为你可能挤不出来。
让我尴尬的还有，我拿出一张50元在自动售票机买票，居然没有给我找零。我找当班服务员，说是过两天再来吧，机器坏了。我过一个礼拜去找他们，他们还是磨磨唧唧的，叫我再过两天，我说我马上离开北京了，为了这个找零我已经多住了两天，如果再过两天，我的损失会更多，何况，说不定过两天他们还要我再过两天呢。服务员笑：你这算什么，好多塞的是100元的呢，你只当是给伟大首都作贡献了呗。北京人的幽默无疑是高尚的幽默，什么都往崇高了去比。其实也是怪自己，北京地铁到哪里都是2元，想贪便宜，结果首都人民不答应。
认真说，如果不是高峰，坐公共汽车是最好的，没有地铁那么挤，还可以沿途看风景。上去国贸站，还真把人看糊涂了，高楼大厦遮天蔽日，夜幕降临，果然灯火辉煌，北京人说找不到北，我什么也找不到。
问为什么叫CBD？没有人能够回答。都是外地口音，据说真正的北京人已经被挤到五环以外去了，他们一开自己的手机就有这样的短信：河北人民欢迎你。好容易碰到一个老北京，一老头，他漫不经心地告诉我：C代表中国，B代表北京，D代表大北窑。
大北窑？1984年春天我就住这里啊，十字路口这边是个公共汽车的终点站，有好几路公共汽车在这里发车的。那一年，我和七八个人创办了一份小报，我被派过来当驻京办的负责人，那时还没有驻京办这个说法，那年我21岁，我们在白家庄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招待所租了一个地下室，在里面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那个时候方便面刚刚出现，024元一袋，两包可以吃饱。其实上面就有食堂，有柿子椒炒肉、茄子烧肉、西红柿炒鸡蛋之类，但是我吃不起。
地下室整天机器轰鸣，因为上面是高层楼房，我是头一次看见那么高的大楼，居然是居民楼，我一直不明白那些机器是做什么用的。里面没有四季，如果不看表，根本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白天在里面不开灯，绝对伸手不见五指。我觉得我就像在一个坟墓里。我像一只鼹鼠，爬出来蹿进去，我可能把我一辈子的地下室指标都住完了，当时觉得，有一天我发财了，一定在北京住到地面上去。
直到我在珠海工作了好几年，去北京我还是首先选择那个印刷厂的地下室，我在那里唱《长江之歌》，美声的，自我感觉穿透力很强。我甚至差一点在那里找到爱情，一个负责登记的单眼皮妹妹，山口百惠那样的，非常欣赏我的独唱，当时我觉得她也是临时工，将来，可能不好办。等我若干年再去北京，才知道人家已经去外交部上班了。
我在那里请客，叶文福、高伐林、陈松叶等。
关键是，我在那里住，但是我采访的都是中国的名人：刘亚洲，他非常满意我的专访，认为像法拉奇，他骑自行车带我进入北海旁边一个军人把门的大院，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当年袁世凯住的中南海；丁玲，在军博对面的木樨地22号楼，上面都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人物，有我们湖北去的姚雪垠，有刚刚下台的陈永贵，有康生的老婆……我还采访了刘胡，耀邦之子，他翻译了《哈默传》，那时的马未都还是《青年文学》一个普通编辑，他给了我一本杂志印的笔记本。又见杨炼、江河、钟阿城他们，我在一个月之内见面的上百人，后来都成为名人。
我在亮如白昼的国贸茫然四顾，找不到一点当年的痕迹，china，china，拆啦，拆啦。
我亲爱的拆啦，一个老外路过我，微笑着对我学说中国话：我爱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