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走了。
他自己决定了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方式，这种方式再一次将诗人的自决醒目地摆放在今天的文学英坛之中。
没有一个熟悉他的朋友会在那一瞬间相信这么一种事实：在武汉最好的一家医院，住了很久的徐迟忽然从他所在的6楼病房的走廊翻栏杆而下，他是不小心掉下去的，还是果断地跳下去的？这永远是湖北文学界的一个谜了。那是1996年的事情，至少我不会相信他是自杀，因为在我认识他的十几年过程中，他是我见到的最乐观的诗人，他几乎和所有人见面时都会说一些高兴事。
直到1999年，我在重庆近90岁高龄的外婆从她住的14楼跳了下去，我才忽然想到，也许，徐迟和她一样有了某种幻觉。外婆去的那天晚上，月光很好。我很奇怪，重庆那么多的高楼，很少有像广东这样在所有的窗口上安装防盗网的，哪怕是在外婆住的14楼上。可能是窗外又大又圆的月亮使她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美感，我在1998年5月去重庆时，她已经认不出我了，一再逼问我：“是不是武汉来的？那你认不认识李更？”最后我告诉她我就是李更，她还认真地问：“你就是李更呵？”居然笑出了眼泪。我想她也许是把窗口当成了门口，或许在翻越窗口的时候还在抱怨这门槛太高了。
徐迟应该没有得老年痴呆症，他直到晚年还在勤奋写作，并且我一直认为他最后的大部头《江南小镇》是他最好的作品，当年作家出版社才印刷了几千册，并且再也没有重印，这本书是我看到过的传记中最好读的一本。家父在去瑞典准备写自传时，我强烈地向他推荐这本非常朴素又十分诗意的自传，我当时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有资格写自传，我就要写《江南小镇》这样感觉的东西。
那么他是否也抱怨过医院走廊栏杆太高了呢？栏杆外面，他看到了一片空旷之地，那是他潜意识里的向往所在。
去世之前，他的确抱怨过武汉，非常认真地告诉朋友，自己不应该来湖北的。
其实，不应该来湖北的作家还有很多，他们在湖北过得都不好，但是他们都没有像徐迟这样公然抱怨。就我所知，他最大的抱怨就是武汉的天气，夏天把人热死，在没有风的晚上，武汉的夏天能够闻到熟肉的味道；而冬天，人的骨头都会冻得生痛。所以他在这两个季节里一般是不待在武汉的，在他去世之前的几年中，他总是想方设法到南方，到深圳、珠海，就是他告诉我父亲，珠海是个养人的地方。后来我在望海楼陪他散步时，他还告诉我，是他提醒李建纲，如果儿子要到广东找工作，可以选择珠海。从这也可以看出他对父亲的关心，实际上，他们是互相关心，父亲是他的文学徒弟，他带着父亲跑了不少地方，而父亲，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两人共同创办了湖北文学院。徐迟是院长，李建纲是副院长。
在武钢四中上高中的时候，在记忆中最叫我不能忘记的就是班主任对我说，徐迟和你爸爸总是互相吹捧。原来是他们两个经常在报纸杂志上讨论文学现状。
我无法想象迟老仙去的决心，相信许多和我一样的文学守望者都在问为什么？
这绝不是诗人的时髦，尽管徐迟年轻时是有名的现代派。
屈原、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闻捷、朱湘以及后来以海子为代表的几个小年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的政治背景下，他们走了同一个终点。
后来，大名鼎鼎的徐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大约是1977年底，我在武昌紫阳路215号那个小院子里见到徐迟，那时候正是我努力要将所有汉语文章分行排列的日子，我身上随时可掏出一本或两本脏兮兮的塑皮小本，里面抄满我认为是诗的东西。
在那个堆满杂物的院子里，只有门面和院尾才有二层的小楼，两侧是走道式的平房，徐迟和其他几位大作家就住在那里，那类似广州过街骑楼的通道，既是徐家的阳台，又是湖北省作家协会暨省文联人员上下班的必经走廊。
作为其中的子弟，我是慢慢才明白，那位长相酷似法国喜剧大师德富耐的人是文联图书室书架上那一大堆发黄的书的作者之一。
徐夫人的美丽是我后来在《江南小镇》的扉页中见到的，而当时已是一种引人入胜的传说；可我见到的只是一位矮个的小老太太慈祥地忙进忙出，她在走道上做饭，每天生那个蜂窝煤炉子，见人都笑，那是一种极纯洁、极无历史烟尘的微笑。
在《长江》丛刊的编辑部里，徐老舒服地靠在并不舒服的硬板大背椅上眯缝着眼认真翻我的小本，半天，用浓郁的南浔口音问我：哪里是开头呀？
立即闹了我一个大红脸，那时我最欣赏卞之琳的《断章》，所以写出的句子皆无头无尾无标题。当时他只是泛泛地夸了我几句，具体的已记不清了。
老诗人阳云用四川话鼓励我：不要紧，徐迟年轻时断句比你还奇特，他可以把一个字用大小不同的字号排列一大堆以强调他的感觉。
这以后见他的机会就很多，偶尔进过几次他的卧室兼书房，可能是家父叫我到他那拿什么或取什么东西吧，不然我是无胆量擅闯名人之门的。那时在湖北的历史文化名人还不少，像给周恩来做过秘书的吴奚如，老倔的聂绀弩，碧野，安危，那个业经拆掉改建酒楼的地方真来过不少名流，几乎当时所有经过武汉的大作家们都进去过，他们去拜访徐老。
徐迟彼时最崇尚《昭明文选》，他的报告文学写得如此瑰丽奇崛，完全是受文选的影响。自然，这与他诗人的眼光是有很大关系的。
近20年以后的1996年，文选才在读书界火热起来，可真正能像他那样融会贯通者恐怕仍不多。
无人否定，徐迟开创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一代文风，他与黄钢二人将湖北的报告文学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新闻史。
徐迟所报告的人物，真乃个个不倒，人人不朽，之后，中国文学从单纯的小说、散文、诗歌转入时代纪实的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说，徐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水岭式的人物，有人说他是超现代的，亦有人言他是极守旧的。
说起前者，读者当然了解他起步的诗文是何其欧化，在当年众多留洋归国的文人中，其文风亦是狂飙突进、卓尔不群。他一辈子追随新时代前进的脚步，以旅行者的目光搜寻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以敏锐犀利之笔记录历史。到了晚年又迅速掌握电脑，用电脑打出了上百万字的作品。他所关注的高科技使他时刻走在其他中国文人之前。
而说到后者，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他看不惯那些自诩为现代派，其实只是一些私我情绪的写作者。他尤其对贾平凹的《废都》感到气愤，认为那是下流文学的集大成者，在封建社会的文坛中也不过如此了。
进入70岁的徐迟开始变得偏激，凡与他相投之人哪怕社会名声再不好听，他亦尽力支持，反之，则绝不来往。有些作者利用他这一点，拉好关系，连书都未写出来先请他作了序，然后压出版社出书。徐迟热爱火热的劳动，爱护工人作者，但如此几次，也使敬重他的其他作家欲言又止。
他不喜欢别人写他，大概怕别人不能给予公正描述。他老伴去世前，他中断美国为期一年的写作休养，专程赶回东湖边送行。那次我破例为他写了一小文，其中有句“人们忽然发现世界上多了一位老人”。
作为老人的徐迟不仅越发龙钟老态，也和其他老人一样遇到续弦的问题。
当他这一问题得到解决时，为着版面需要，我又首发消息，当时被几十家报刊转载。其实他却是不允当地记者报道的，快嘴快舌的新夫人倒是见人就谢我的帮助。新夫人的女儿白灵，后来连续嫁与文化名人，名气甚至大过了徐迟。
好在徐迟后来见到我并未责怪，他到珠海找我去见面竟然完全不提这个，只是像一般老人那样告诫我要和领导搞好关系，不要太有个性，否则在现实生活中要吃亏的。好景不长，徐老子女们与那位女教授发生了冲突，以至演变成离婚大战。我记得当时回武汉，徐迟又到外地去了，他的子女把他住的水果湖高知楼的房门钥匙换了，以至于徐夫人回不了家。大战后的徐迟不仅身心疲惫，而且由于子女长期不在身边，孤独的徐迟再也没有激情放歌畅写了。长期住院改变了他对人生的许多看法，然而，如此热爱人生的徐迟在身体远未到退休之时提前放了自己的长假，这其中发生的许多因由，恐怕再也说不清了，他和其他诗人一样，也要带走属于他一个人的那份秘密吧。
他后来和章含之走得比较近，作为乔冠华的老朋友，他好想和她变成像黄宗英和冯亦代那样的伴侣，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他甚至准备住到章含之的四合院里，但是到关键时刻章女士退缩了，她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这对徐迟的心态变化起了重大影响，之后，老人抑郁了。
作为一个生活了八十几年的作家，七卷、八卷的文集容量似乎显得太少太少，而与他同辈的作家在三四十岁时即已达到这个分量。
如果要挖掘他内心的包藏，恐怕只有从其日记和书信里找了。
回头想想1989年初，他与众诗人来珠海参加笔会，曾专门叫我陪他到特区报电脑房看小姐们操作电脑，回去以后，他真的置了电脑，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脑，那个时候他还买不起进口的电脑，国产的电脑好像还没有问世，他自己大概是用的家庭黑白电视机作为显示屏，再找人装了键盘，就这样小米加步枪地干了起来，在年轻作家里面，大概也没有几个比他更早换笔的了。一转眼，10年飞逝，哲人其萎。他实在不能在这样大好时代中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