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现在记起他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因写《野百合花》而丢了脑袋，他是我党最早翻译马列著作的人之一，在当时就是共产党政策理论的著名引进人。一个文人，因写文章出名，又因写文章送命，这在历史上也不是很多的，除了明清的文字狱外。
据史料记载，因为敌情危急，要及时处理有问题的人，以免发生叛变投敌之类的事，军事领导下令用刀砍，为的是节约一粒子弹。
有人证明，王某自恃功高，吃饭时老抢在众人之前专挑肉沫，以至于后到者常常只能吃白饭。人缘不好是铁定的。当然，那时生活水准不高，有肉沫的时候也不多，按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退一万步讲，也该有点“融四岁能让梨”的品德，人家一个封建社会的幼童尚能如此，你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理论家怎么能这样干呢？尽管你体弱多病，需要营养，但谁又不想弄点口福？
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熟人谈起他来还是没好感。仔细一想，文人大概总是如此，为一点蝇头小利坏了大印象。不论你做了多少事，只要有一点不讨人喜欢，你就有可能成为众人的对头。尤其是文人多又不善于掩饰，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掩耳盗铃，或者认为这种利益本该属咱家所有，犯不着谦虚。另一类则聪明得多，别人送过来的好处还要客气一番，一只手拒绝一只手接受，甚至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拿一个金元宝，表面再作出廉洁自律的样子，说不定大多数人还以为他是个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呢。
文人不会做。这几乎是文人的通病，当然这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文人常常做了好事不讨好，或者做了好事到处自吹，你不吹人家不就觉得你很谦虚吗？如果没人愿意证明你干了好事，而你又十分想让人知道，也得找一种比较体面的方法，比如向雷锋同志学习，像他那样把自己每天干的好事记下来，再当做思想汇报送到领导那里去，这该多好？
中央终于为王实味平了反，大约还发了10万元的抚恤金，其在湖北山沟里的老伴怎地能忍心花丈夫的夺命钱呢，想来想去，大概有人从中还做了工作，把钱捐出来设立一个纪念王实味的文学奖金，旨在扶持文学新人。
但是如果笔者有幸接受一笔，也断不敢接手的，那钱上分明滴着王实味的鲜血，我又有何理由去花掉它呢？
自然，文学总是要有传人的，当年轻人接过老人家送过的钱时，你是否成为王氏的传人？是继承他的不拘小节的个性，还是承受他莫名的命运？在考虑好这些之前，你能伸出手去吗？这个钱可不像工资那么好接的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