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山死了？”听见这消息时，王蒙显得很震惊，那是在珠海的一次小聚上，笔者想，这种表情大概不是王蒙经常有的。
也许没有人想到贾大山的死会引起同仁们那样多的感慨：作为一位新时期最早出名的农民作家，至死也未能出一本专集。他的淡泊名利，可谓名副其实。
早在“文革”后期，贾大山就开始在复刊的《人民文学》上发稿，打倒“四人帮”之初，他就以《取经》的短篇小说名震当时的文坛。那时候，连王蒙这些尚未“解放”的中年作家也对他存有深刻印象。
贾大山的才气，还远不只写小说，他最让人难忘的是即兴创作语录体，在文讲所学习那阵儿，所有的作家，包括老师都对他的仿“最高指示”入迷，要知道，能引作家们开怀的笑话可不是一般的幽默。他的能力惊人，能把所有人事，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口吻评述一番，讲话的语气、神态，遣词用句的方式、结构都几乎乱真。
那些学成归来的作家们（如今都成了各地文学界中坚），立时将在贾大山身上取到的“经”散播各地，语录体文学时尚一时，至今令人称绝。我想，贾大山令人难忘就在于文学术语中的“这一个”。单纯读他的小说，就凭他多年出不了书这一点上来看，起码也是未迎合市场经济的需求，还有，其小说也未算得上精品。
当然，这方面，贾大山所在的地方文化部门是有责任的，以其今天如此隆重力捧什么“三驾马车”，而忽视贾大山的存在，简单地说成是失误，还不如说是该省的一个笑话。
贾氏为人厚道，敢于直言。所以不被当地甚至也不被全国有关方面看好。
贾大山真正的成绩，在于对民间文学大宝库的充实，世事野史，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要知道，能流传于老百姓口头上的文学，远比见于白纸黑字的文学价值更高。谁都知道，能不靠书本、不靠电视广播，而能让自己的作品活在人们的口头，肯定是给人留下刻骨难忘的印象的。中外作家，能达到这个水准的不多。
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里，至今仍有许多藏于民众而未开掘的珍品，特别是那些经过千百年千口万口的传诵、修正的东西，不论是史诗还是乡间小调，那都是真正民族骨子里的文化。
贾大山生前未留下书本，但他留下了口碑，足矣。
不求做个成功的人，但要做个独特的人。
笔者近日在书店发现一批当年鸳鸯蝴蝶派们的散文选集，说不上特别好，但却都很独特。
我就喜欢这种独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