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的气候，四季分明，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立秋的当日，气温就有明显的变化。风吹到身上，阴凉了许多。而且一天凉似一天。国庆节一过，宽大的杨树叶子就飘飘零零落个不停。它们是在人们不经意间变得枯黄的。这时候的校园，到处飘落着枯叶。同学们将它们拢在一起，找吸烟的老师借来火柴或打火机，将树叶点着，于是乎，校园里便弥漫着灰白的烟雾。雾中，不知是谁触景生情还念了两句诗：“落红并非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诗情伴随着阵阵不太难闻的焦糊味。人们还拎来一桶桶石灰水，用扫帚刷到树干上，半人高左右。这时，校园里显得萧条而整洁。这景象告诉人们，冬天快要到了。
每年到这个季节，是我们下乡帮助农民秋收的时候，这种劳动远不是出点力气就完事的。它被赋予了太多太多的政治内涵。通过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体验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克服身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当时人人都会背的两句诗是：没有大粪臭，哪有饭菜香？同学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劳动人民的手上脚上虽然沾有屎尿恶臭味道，但他们的思想是香的是最革命的，他们的心是最红最红的。我们这帮还称不上是知识分子，甚至拿着麦苗当韭菜，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中生们，虽然身上没有屎臭，但灵魂肯定是不纯洁的，需要通过劳动，通过人民公社的社员们的教育来加以净化。
对这样的劳动，学校当局重视，班主任重视，班团干部重视，不得不让每个同学都重视。尤其那些积极要求入团的进步青年纷纷写决心书，把这种劳动比作火线，争取火线入团。经过大会小会层层动员，大家情绪激昂，大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味道。
这座城市的东面，是一个又一个的山峰，延绵上百里。层层往上，越来越高，接近山顶，变成岩石地带，没有了田地，没有了村庄，只有岩石。这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山了。就在这山的皱折里，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村庄。我们劳动要去的那个村子，就嵌在东南角的一个深沟里。
一大早，同学们背着行李，结队而行。大家将平时在学校穿的衣服收了起来，换上了专门劳动时才穿的旧衣服。衣服大多很旧，钉着大小不一的补丁。衣服本身几乎发白了，补丁颜色较深，很不协调，视觉十分强烈。铺盖外面用塑料布包着，有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队伍逶迤上百米，像一群逃难的山民。一条土路直通村子。秋季干旱，路上浮土很厚，几百双脚接连踩在上面，搅起一股狼烟，遮天蔽日，像是有千军万马在行军，着实壮观。
大队部门前的土场上，一群小伙子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都穿着血红色的秋衣秋裤，脖子上围着一条雪白的毛巾，十分精神。随着鼓点的节奏，他们全身强烈地扭动着。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这个村。敲锣鼓的小伙子大多面熟。同学们心里也都清楚，这群小伙子的风采，主要是展示给女生的。他们在扭动身躯的时候，眼睛总是瞟着队伍前面的女生们。我们这些女生，别看在班里一个也显不出什么特别的风姿来，可在村里的这帮小伙们的心目中，她们个个都是白雪公主。有几个从来都缺乏自信的女生，一到这儿好像也都找到了自信。
去年劳动结束回到学校，肖慧敏就接到过这个村一个小伙子的信。当时小伙子任村里的副大队长。信中他向肖慧敏展现了他政治上的雄心壮志：第一目标，争取由副大队长转为正大队长；第二目标，公社副主任。信中再三表示愿意和肖慧敏交朋友，希望肖慧敏能给他回信。肖慧敏将信交给我看。我问她：“回不回信？”她反问：“你说呢？”我揶揄道：“这小伙子政治抱负还蛮远大的。”她接着我的话，讥讽道：“是呀，公社主任也只敢想当个副的。——他以为我没见过个干部。”说着，当着我的面把信撕了。那位小伙子知趣，肖慧敏不回信，他也就没再穷追不舍。
锣鼓队的小伙子们抢着帮女同学拿行李。他们终于发现，女生里面少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有一个小伙子忍不住发问：“那个长得最漂亮的女生怎么没有来啊？”女生们都装糊涂，表示不知道小伙子指的是谁。郝芳芳忍不住，站在远远的地方喊了一嗓子：“在家抱孩子呢。”
男同学都会意地笑了。发问的小伙子不解地摇了摇头，拎着两个行李卷踅进一个院子。两个女生空着手紧跟在后面。
劳动任务很单纯，就是掰玉茭棒子。同学们一字儿排开，将已成熟的玉茭掰下来，身后有村民们负责归拢，负责运到地头，然后由马车运回村里的打麦场上。活计虽然不算重，但几个地垄走下来，大家已是满头大汗了。一声“休息啰”的吆喝，同学们纷纷跑到背荫的地方坐下，带领干活的老伯急忙劝阻，说不可，容易感冒。深秋天气，凉风是往骨子里钻的。女生们就是比男生听话，生怕贼风钻进她们的骨头缝里去，纷纷离开荫凉处，走到太阳地里。男生们不以为然，在收工回村的时候，好几个男生喉咙开始发痛，说话声调也变了。我就是其中之一。
参加这样的劳动，唯一让同学们高兴的是管饱吃。但对我而言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自小吃惯了大米，对一日三餐顿顿小米着实是不习惯。有句俗话叫看菜吃饭。意思是说，饭吃多吃少，是根据菜来决定的。每顿的菜是土豆丝。饭不限量，土豆丝可是有数的，吃不了几口饭，菜已经没有了。肖慧敏时时在注意我，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她总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将她碗里的土豆丝拨到我的碗里。她自己常常端上饭到宿舍去了。后来她告诉我，她从家里带有好多小菜，并装在瓶子里，藏在枕头底下。凡端碗回住处吃饭的女生，都留有一手。她是团支部书记，更得保密，否则，影响就大了。
我和肖慧敏闹了一段别扭，早就和好了。我也早就习惯了她给我东西吃，我也不再把她此举当作是对我的施舍，而是当作对我的关心。几年来一直是这样的，同学们也都见怪不怪了，都认为我的情况特殊，有同学给点关照也是应该的。
由于轻微感冒，身体有点不适，今晚的饭吃得更少，扒拉两口，就想回住处睡觉。偏在这时，黄老师宣布，晚饭后到大队部会议室听忆苦思甜报告。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其实，每次下乡劳动，都有这项内容。请来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控诉解放前地主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然而，每到这时，我便不由得想起了姨妈，就是那位对我如慈母般的姨妈，她就被定成了地主婆，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她与压榨劳动人民的恶霸地主联系到一起。因此，对忆苦思甜，我总也没多大兴趣。但是，这种消极情绪只能憋在肚里，是万万不能表露出来的，在当时上上下下都抓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一上纲就是重大的政治立场问题。
会是不敢不参加的。我早早来到会议室，找了个黑暗的角落坐下，将脑袋抵在荫凉的粉墙壁上，昏昏欲睡。
作报告的是位七十多岁的老汉，我们进村前一个多月刚结婚，老伴六十来岁，前夫去年因病去世。黄老师主持报告会。她先讲了一通这个报告的重要性，然后就由老人发言。严格说，当时那位老人也不给黄老师长脸，一开始他就像个说评书的漫无边际地白话起来。结构不紧没个中心内容。讲一会儿就说不清道不明地说“那时候苦哇”，嘴上说苦面部表情却依然欢悦。每当这时，坐在一旁的黄老师总是用幼儿园阿姨给小朋友讲话的那种语调对老人说：“老大爷——你不要着急，好好回忆回忆。比如，地主是怎么毒打你的，他是如何不让你吃饱肚子，逼你干活的？……”
不问还好，一问老人倒来情绪了，他当即把本来就音调不低的话音一下又猛提八度说道：“地主？打俺？——他敢？方圆几十里你问问，谁不知道俺这个车把式！他要打了俺，俺不给他赶车了，哭都来不及。”老人两根手指捋着他不太长的胡子，脸上是一副自豪的神情。
为替黄老师解围，郝芳芳赶紧站起来发问：“老大爷，给地主打长工，苦吧？”
老人斩钉截铁：“苦！哪能跟人家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们比呀，提笼架鸟、谈笑风生……”末了，又加了一句：“苦哇！”
紧接着老人又说一句：“俺就是受苦的命！庄稼人，啥时候不是受苦的！”黄老师郝芳芳一看有门，老大爷终究找到感觉了。于是赶紧插话：“对！老大爷，今天我们请您来就是想听听，你为什么受苦……”老大爷没多考虑顺嘴说道：“唉！”
气氛又陷入尴尬。肖慧敏凑到黄老师耳根嘀咕了几句，黄老师扭头又跟坐在一旁的大队干部商量了一下。大队干部点点头，站起来对老人说：“走吧，回家歇着去吧。”
老人顺从地跟着大队干部走出会议室。刚跨出门槛，就听大队干部说道：“看你能的！地主都不敢打你，就你能？早给你说了嘛，就说打来着，受了苦，吃不饱，不就一句话嘛，这几句话你就不会说……”
老人走后，黄老师清了清嗓子，严肃地说道：“老人年纪大了，许多事情肯定是记不起来了，又不识字，采用作报告的形式效果不一定好。我看这样，一方面给大队联系一下，看村里有没有其他受过苦，又能讲一点道理的贫下中农，好好准备准备，再作一次报告。另一方面以小组为单位，利用劳动空隙，在田间地头，采用访贫问苦的方式进行。”
第二天，同学们一边劳动，一边议论起了昨天晚上的报告会。郝芳芳大声发表着见解：“这个老人，缺乏阶级觉悟，受了压迫剥削还不知觉，这是最可悲的。”
我心里本来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明知道这是要不得的，但总想排解一下。听了郝芳芳的高论，竟然不假思索地脱口说了句：“郝芳芳，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地主都那么坏。”
此话一出，把正在干活的同学们都惊住了，齐刷刷地站在原地不动，诧异的目光一下子射向我。谁也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种话来。我自己也没想到。此话一出，我预感到说漏了嘴，闯祸了。
果然，郝芳芳第一个反击过来：“春霭，你这是在散布反动言论。”
没有退路了。我有些激动，压抑多时的情绪有些控制不住。“你不要乱扣帽子。我不是说整个地主阶级是好的，而是说个别的地主分子不一定都那么坏。”
肖慧敏不知从哪儿冲过来，站到我面前，厉声喝道：“你还说！——越描越黑！”转过身，朝同学们挥挥手，“干活吧。”
不再有人说话。只有玉茭黄叶的沙沙声，棒子掰下来时的“咔嚓”声。这种沉默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的心情沉重起来。回村的路上，同学们各走各的，仍然没人说话。郝芳芳走在最前头，第一个回了村。我知道他是赶回村向黄老师汇报去了。我的双腿变得滞重起来，走在了最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