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悄然无声地降临，村子里的一切也变得模糊起来。远处的山峰刚才看去还是棱角分明，这会儿也成黑黝黝的一片了。不知名的夜归鸟迷了路，发出一声悠长凄迷的尖叫，消溶在夜幕中。一阵秋风吹来，凉阴阴的，出了汗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寒冷起来。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回到村子的时候，同学们大多已经端上了碗，大家坐在廊檐的石阶上，闷头吃饭。借着厨房门口一盏昏黄的灯光，我发现班团干部都不在。肯定是黄老师又叫去开会了。不一会儿，他们就都回来了，纷纷端起自己的碗，快速地往嘴里扒拉着饭菜。黄老师随后也来了。她倒背着双手，一脸的严肃。但她始终没有看我一眼。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她宣布，吃完饭后到大队部会议室开会。
同学们都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都猜到了会议要干什么，比往常开会来得都整齐，看上去一个个十分精神，看不出劳累了一天的疲劳。这种状况，在突发事件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节奏后，经常会出现。会场气氛凝滞而不安。
我仍然找了个角落，坐直身子，不停地做着深呼吸，以缓解紧张不安的心情。熬人的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那一刻。枪声一响，开了局，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黄老师终于走进了会议室。她严厉的目光扫视着，最后在角落里找到了我。她叫我站起来。全班同学的目光也一下子聚到我身上。她冷冷地说：“春霭，你把今天白天在地里发生的事叙述一下。”我没说话，沉默着。心里想，反正你都知道了，还用我说吗！其实，黄老师也并不见得真要我来复述，这仅是一种开场白而已。
果然，沉默没有持续多久，黄老师便让郝芳芳发言。他讲了事情的过程，然后针对我的那句话，开始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接着，班团干部也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对我提出了批评。写了入团申请书的进步青年们遇上这种机会，争先恐后地朝我开火，因为这是最能表现一个青年阶级觉悟高低的时刻，他们都生怕落在了别人后边。他们的发言像一把把犀利的匕首，直刺我的反动思想。当时报纸、电台批判“修正主义”常用的语言都用上了。总之一句话，这是我的反动本质的大暴露，是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涂脂抹粉。
一眨眼，深夜两点多了。同学们还意犹未尽。我始终低着头，一副诚恳接受批判的样子。长时间站立，腿僵，脑子也发麻了。同学们无论怎样慷慨激昂，我都没感觉了。
表现最积极的郝芳芳一次又一次站起来向我开炮，到后来无言可发了，竟站起来抓耳挠腮张了几次嘴巴，却始终没有讲出话来，就又坐下来。当黄老师准备宣布暂时休会时，郝芳芳终于再次站起来，果断地作了如下发言：
“团支部书记肖慧敏同学平时和春霭接触比较多。春霭能说出如此反动透顶的话来，肯定不是偶然的，在以往的工作及与人交往中，我觉得，他控制不了那么严，定会有所暴露。经常关心他的肖慧敏同学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觉察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一次言，说一句话，这是不是不正常？我希望肖书记能站出来主动揭发。”
说实话别看他手舞足蹈，振振有辞，而我却根本没听进去，而最后这一席话却真的将我从麻木状态中拽了出来。郝芳芳不说，我还不知道肖慧敏还没发一次言。我不由得提起了精神，心里反而有点忐忑不安。不知她会做出什么反应，也不知她会作怎样的发言。我这才意识到，她的发言，对我才是至关重要的。
郝芳芳的最后发言，也使同学们感到惊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会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肖慧敏似乎早有准备。她合上一直在记着什么的笔记本，缓缓站了起来，轻轻清了清嗓子，开始发言——
“刚才同学们的发言十分踊跃，十分深刻，我基本同意大家的观点。这充分说明，同学们通过参加农村劳动，锻炼了身体，更重要的是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刚才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春霭同学虽然是生在旧社会，但还是长在红旗下的，同样沐浴着党的阳光和雨露，为什么会说出这种原则性的错误的话来呢？肯定有深层次的原因。而这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想只有春霭同学自己知道。所以我建议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从灵魂深处好好地找找根源，这样才能提高觉悟，站稳立场。至于说到我和春霭同学的关系，这怎么说呢，他从小失去父母，靠哥哥嫂嫂抚养。哥嫂压缩回农村后，他孤身一人。作为团支部书记，当然应该比别人更多的关心他才是。说到这儿，我觉得春霭同学应该扪心自问，你走到今天的这个样子，对得起含辛茹苦供养你的哥嫂吗？你哥嫂是苦大仇深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你想去吧！”
好一个肖慧敏。她的发言滴水不漏，句斟字酌，无懈可击，简直就是一个总结发言。她没有给我扣一个帽子，没有一句过激语言，还趁机将我俩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解释得一清二楚。无怪乎肖慧敏发完言后，黄老师半天没有说话。最后只好简简单单说了几句就散了会。
不过，肖慧敏的发言仍然在我心中激起了波澜，尤其她提到了哥嫂，我的心真的被绞痛了。他们如果知道我今晚这么被人批判，一定会痛苦万状。
批判会后，给我的第一个惩罚是闭门思过，停止参加劳动。那时候，能够参加劳动，是一种政治待遇。连参加劳动的资格都失去了，说明已被打入另类。
我一个人在房东家写检查，院子里静悄悄的。本来，鸡鸣犬吠，是农村特有的声音。由于这阵子农村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甭说做小买卖，养鸡都不允许了。听不到家禽之声，院子里寂静得让人心里害怕。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和同学们一起劳动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剥夺了这种权利一个人闭门思过，真是再痛苦不过了。
半个月的劳动结束了，我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一直带回了学校。对我的批判由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过渡到又红又专的讨论，我被列为只专不红的典型，学了知识是为地主阶级效力的反动学生。
我被停止上课，继续写检查。几次在班会上作公开检讨，但一次也没过关，原因是检查不深刻，没有挖出根源。
这天，同学们又都上课去了。我躺在床板上，苦苦思索着。同学们还真没说错，我之所以会冒出招来祸事的话来，根源不就是姨妈对我的影响吗？触及到这一点，根源就算找到了，检查恐怕就算深刻了，也就能过关了。但是，最终我还是否定了这种想法。绝不能出卖姨妈。我一旦说出姨妈，郝芳芳他们一定会口出秽言，辱骂和攻击姨妈。那样，我的检查可能过关了，但姨妈却会被无端地糟践和亵渎，让她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我的良心也会永远遭受折磨。
宿舍门开了。有人朝我走来。我蒙住头躺着，没有理会。
“为什么不去上课？”
是安老师。我一骨碌坐起来，没有回答。安老师这是明知故问，他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沉默片刻，安老师瞪着我像是责问，又像是自问：“上课是学生的权利，是神圣的，是谁给了这么大的权力，可以随便剥夺一个学生的上课权！”
安老师的话，让我心里发热，让我得到抚慰。眼里悄悄涌上一层雾似的东西。
“春霭同学，我可提醒你，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混淆了。你出身贫民，怎么会是政治立场问题？地主阶级，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具体到某一个人，是有不同的。严格地讲，你那句话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即使有错误，必须区分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还是政治立场上的错误。充其量也是个认识错误嘛，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对待一个中学生呢？”
眼泪终于夺眶而出。我的头靠在拱起的双膝上，暗自叹息。此时此刻，我真想扑上去，伏在安老师的胸前大哭一场。但我没有这么做。
经安老师这么一说，我的头脑反而清醒了。我在检查里坚持认为是思想上认识不清。虽然仍然没有通过，但这条底线绝不放弃，坚决否认在政治立场上有问题。
眨眼工夫，就要进行毕业考试了。黄老师再一次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有的同学学习成绩可能会毕业，但政治思想却毕不了业，那样，能不能参加高考就难说了。
我彻底泄气了。看来，我的政审是很难过关。政审不过关，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毕业考试一结束，我就给哥嫂写信，表示要响应党的号召，向邢燕子学习，回乡务农，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锻炼自己。同时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开路。
这天，刚走下宿舍楼，迎面遇见了安老师。他一脸怒气，冲着我嚷了一句：“糊涂！”头也不回走了。我站在原地愣怔了好半天。
肖慧敏悄没声息地出现在面前。自我被批判以来，她还从没这么近距离和我在一起过，也没说过什么话。说实话，在这期间，我还真想念她，一直盼望她能突然出现在我身边。虽然落空了，但我很能理解她。
“不考大学上高中干什么？”她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你早点找份工作也好补贴家用，何必耗费这三年时间？”
我很委屈。“不是我不想考，而是……”
“就是你不想考！你要是态度坚决，谁能怎样呢？”她也像安老师那样头也不回地走了。
学校召开全体毕业生动员大会。校长主持会议并讲话。他着重讲了一颗红心两套准备的辩证关系。首先是考大学，接受祖国的挑选，然后才是第二套准备：到农村去，到工厂去。
动员大会之后，又召开了班主任会议。黄老师参加完会议，立即将班干部都叫到她的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宿舍已经熄灯了，黄老师办公室的日光灯仍旧通明。郝芳芳不知有什么事，是最后走进宿舍的。他不顾大伙都睡了，生硬地喊我：“春霭，楼下有人找。”宿舍楼外的树荫底下，肖慧敏熟悉的身影迎着我走过来。她拉起我就走。到了主楼背后，她轻轻喘着粗气说道：“告诉你，我们刚开完会。黄老师大概被校长训了一顿，着急了。校长要她把班上比较有把握能考上大学的人数报上去，黄老师报不出来。刚开完会，将全班同学整个排列了一下，一致认为，文科里你是最有把握的。黄老师让我给你做工作……明天开始，你赶紧进入全面复习。”
肖慧敏说这番话时一脸的喜悦，我听着更是发自内心地高兴，浑身感到轻松。
第二天，黄老师开了一个全班动员会。她一改平日严肃的面孔，笑盈盈的，会议因此也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欢快气氛。她没讲几句就转到了我身上：“春霭同学，你这一段的情绪不对嘛。你说的那句话肯定是错误的，老师，同学们批评你是为了帮助你。通过批评教育，认识提高了，这就很好呀。你赌气不参加高考，这是不对的，辜负了大家对你的希望。毛主席说过，治病救人嘛。春霭同学本质是好的，烈士子弟，能有什么问题？”烈士子弟？我糊涂了。同学们也一片哗然。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批判这样的同学，显然是一场误会。
没几天，哥嫂来了信。信中问我为什么不参加高考，突然要回乡务农，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信中最后告诉我，省市民政部门几次派人到村里调查，已经确认我的生父为烈士，并确认我为烈士子弟，将每月发给抚恤金。有关材料已经寄到学校了。
原来如此。
不过我还是不大清楚，是谁在关心我的事情呢？民政部门怎么会单单为我专门派人去核实我的生父呢？从来信推断，不是哥嫂主动提出这件事的。
我想到了姨妈的姐姐，那位来到村里拿走姨妈遗物的大姨。
她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