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清”运动的岁月里，生活条件的艰苦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成果，要能挖出“四不清”干部。不断传来别的村子挖出了大队长、大队书记、会计一类的“四不清”干部的消息，有些村子整个班子全“烂”了。而核桃洼，迟迟搞不出成绩来，连主攻方向都不明确。担任工作团政委的梅书记在几次汇报会上点了我们的名。
打不开局面的症结在于冯多奎和肖慧敏，他俩对村里的问题看法上产生了分歧。
这个村的大队支书兼大队长，早年当过兵，复员后回村务农。出身不用怀疑，家庭状况也十分清贫，看不出能贪污大队多少钱财。在村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村子穷得丁当响，可供贪污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多吃多占是会有的，但一定要挖出几个贪污犯一类的干部来，实在太难。可是，这话在当时要说出去没人信，上级反倒会批评我们缺乏阶级斗争观念，对复杂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被假象迷住了眼睛，只好紧跟上面的步调，拼命去揭盖子，在村干部里寻找“四不清分子”了。
迫于运动的压力，大队支书主动向工作组做了几次检查。也没说出多大的问题来，能让人觉得还算是问题的话，是他与支部副书记兼妇女主任任菊仙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由于有了这种关系，他才把她拉入党内，并提拔当了村干部。
这个任菊仙，在村里算个人物。她长得漂亮，于是就有了“狐狸精”的美誉。她丈夫也是这个村的，当兵后没再回到村里，在县电业局当了一名工人，每月工资收入二十多元。这在当地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任家的生活条件村子里的人是没法比的。她的家在村头一个小峁上，新砌的五孔窑洞，山石垒起一人多高的围墙，独门独院。当年支书死死追求她，没有成功，但情意未断。丈夫一个月才回村一次。支书三头两日摸黑去菊仙家幽会。村里人都说，菊仙家的狗就认支书，别的人还没到院门口，就狂吠不已，而支书一来，却悄无声息。村民的意见都是冲着菊仙，骂她是勾引男人的“狐狸精”。
肖慧敏的观点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斗争重点应该放在菊仙身上。冯多奎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支书最可恶，占了菊仙这么多年的便宜，还要给人家头上扣屎盆子，太没良心了。肖慧敏反驳，说冯多奎你这是人性论。冯多奎也不示弱，什么人性论？关键是看菊仙干了什么没有？她家经济条件好，吃好点，穿好点，又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更没证据说明是贪污来的，凭什么要整人家！
两位组长争执不下，事情汇报到了工作团。梅书记基本倾向肖慧敏的意见，认为从女人打开缺口容易些，加之菊仙缺乏群众基础，便于打开局面。
冯多奎是个倔人，九头牛拉不回他。工作仍然无法开展。工作团便派了一个叫谷德厚的干部来村协助工作。谷德厚是校党委人事处的干事，前年才毕业留校，听说是梅书记的红人，准备提拔担任副处长。他永远是一张笑脸，一副虚心谦恭的举止。他修养极好，从来不激动，总是那么平稳，有耐心。他对事物的分析，提出的解决办法，让人感到很绝。他首先听取了两位组长的汇报，然后分别与工作队员们谈话。轮到和我谈话了，让我大吃一惊。
他说，现在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村干部身上了，而在工作组本身。村里的“四不清”干部已经拉拢了工作组的某个成员。反过来，工作组的某个成员变成了“四不清”干部的保护伞。必须首先整顿工作组，把隐藏在工作组内部的保护伞打掉，否则核桃洼的“四清”运动就会夭折。他提醒我要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坚决与“保护伞”做斗争。
近年来，我脑子里阶级斗争那根弦也绷得紧多了，谷德厚分明是在敲打我。谷德厚是要朝冯多奎开刀了。显然我已被当作冯多奎的外围力量。
工作组一进村，冯多奎就看中了菊仙家，主张男队员都住她家。凭良心说，菊仙对我们工作队员挺好的，断不了给我们做点好吃的。晚上饿了，有烤红薯；衣服脏了，就给我们洗洗；她丈夫回来了，还会弄几碟小菜，喝上几盅，生活上少受了不少苦。要不是谷德厚从“纲”上来分析问题，我真看不出菊仙有什么不好。要我平白无故地去斗争菊仙，真不忍心。
工作组开会了。会议一开始就陷入僵局，气氛十分紧张。我的脑袋都要裂开了，心里紧张得要命。高中虽然经历过对我的批判，但比起现在的阵势，差多了。那时候同学们批评我的语言虽然也上纲上线，但大多是空泛无力的帽子，是小孩子们不懂事的瞎嚷嚷，心里并不害怕。而现在，是真真实实的真刀真枪，有在刀刃上行走时让人胆战心惊的感觉。现在的一言一行，决不是儿戏，是要负责任的，是担着政治风险的。
肖慧敏不断地看我，目光中有一种企盼。谷德厚一直是笑眯眯的，不断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最后目光也停在了我的脸上，我这才感到，在他的笑里，透出一种寒光，让人心悸。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发言了。这是躲不过去的，每个人必须做出选择，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我历数了菊仙对我们的种种照顾，结论是：这是在照顾我们吗？不！这是在拉拢腐蚀工作队员，在寻找保护伞！
会议气氛很快变了，僵局被打破了，发言也踊跃起来。会议最后确定：立即收集任菊仙的材料，工作队员立即从她家搬出来。
会议结束后，我怯生生地走近冯多奎。他鄙夷地瞟了我一眼，没有理我。
我心里感到委屈，心想，我已对得起你冯多奎了。因为最要命的可以致冯多奎于死地的事情，我已经替他隐瞒了，没有说出来。
这就是冯多奎和菊仙大女儿的私情。
菊仙有三个女儿。底下两个还小，每天天不亮就赶路去公社所在地的一所小学上学。大女儿叫大娥，已经十八岁了，小学没念完辍学在家，先是下地劳动，后来到县城她老子的供电局干点临时工。跟县城里的人比，她是农民；跟村里的人比，她算半个城里人。在城里，她有种自卑感，在村里，又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自工作队员们进驻她家，她就再没有去县城做工。乍看上去，她并没有照人的光彩，稍微认真一看她的健康和美丽让人吃惊。乌黑明亮的眼睛流露出的那种善良温顺的神色，让人看上一眼就久久不能忘记。她的一颗心，同山野的早餐一样清冽而新鲜。她掩饰不住对城市的向往，更掩饰不住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工作队员的痴迷和爱慕。老实说，这样动人的女孩，要说对男人没有吸引力，那是假的。不过，我的胆子比较小，不敢，也没对她产生非分的想法。何况在肖慧敏的眼皮子底下呢！所以，对大娥投来的大胆中透着羞怯的目光，我极力回避。她有事没事会到我们住的窑洞来。她的存在也让我们这些单身青年倍感欢愉和兴奋。
不久，我发现冯多奎与大娥的接触日益频繁起来，他俩在目光相遇时能迸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工作队员时常要深入到农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冯多奎总要找些借口留下来。终于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门反锁着，推不开。我多了一个心眼。用舌头将窗户纸舔了个洞，悄悄往里看。只见冯多奎的铺位上，被褥展开着，看不见人，却见被子底下有东西在蠕动。接着，被子掀开了，露出冯多奎赤裸的肩膀。两只玉手吊着他的脖子。我脑袋“嗡”的一下，血往上涌，心跳加快，是害怕还是性欲？我如入十里云层。我不敢再看下去了，急忙跑出了院子。
我跑到小河边，来来回回踱着步子，极力让复杂的心绪平静下来。天快黑的时候，我才回到住处。冯多奎主动和我打招呼，问我吃饭没有。他比平时殷勤，但明显表现出不自然。第二天在院子里碰见大娥，她的脸颊飞上一道红晕，急忙回屋去了。
这天，其他人都出去了，只剩下我和冯多奎。他坦率地把话挑明了：“你已经知道了，我也不用瞒你。”我故意装糊涂：“知道什么了？不明白你的意思。”冯多奎坚决地摆了摆手：“不用装，那天，你回来，见到……那个事了。你没有汇报，我很感激你。大娥这姑娘太迷人了，我离不开她。等‘四清’运动一结束，大学毕了业，我一定要娶她。看看咱们班那些女生，一个个歪瓜裂枣，哪像是个女人。肖慧敏还可以，可又缺少女人味，有事业心，官瘾也大，不懂得照顾体贴男人。”
他对肖慧敏的评价，引起了我心中的不快。他大概感觉出来了，笑了笑，赶紧补充了一句：“我不是要贬低肖慧敏，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别介意。”
大娥也不避我了。有天她突然问我：“你家住得离井远吗？”我被问愣了。我告诉她，我家没井。“那你们吃水上哪儿去打呢？”我又告诉她城里人吃的都是自来水，水龙头一拧，水就流出来了。我反问她，你不是去过县城吗？没见过自来水？她说县城吃水也是从井里打。她的话没错，我们所在的那个县城，也就算是个大村子，居民吃水全是从井里打来的。她仍不放心，又问：“冯组长家也是那样吗？”我做了肯定的答复后，她好像卸下了包袱，松了口气：“那就省事了。看俺们村里人，吃水要从坡底挑，累着呢。”
原来，大娥已经在想象和冯多奎结婚以后的事情了。
像这样的大问题，我要是捅出来，冯多奎不就完了吗？别的村已经有了这种先例，而且还是工作队员之间，结果双双被遣送回校，又双双被开除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