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竟惹得德斯蒙德·莫利斯（Desmond Morris） 在其大著《裸猿》里感慨万端地作出了更加深入的说明：在一个性快感被广泛重新分配的人类社会里，有了那么多的怨女旷夫，有了那么多追求性快感的“人性”，合理的出路必然是“窥淫狂症”。莫利斯是在最广阔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的。他说：“就其严格意义而言，窥淫狂症指的是从窥探他人的交媾中获得快感，但从逻辑上讲其词义可以扩大，从而包括对于一切性活动作壁上观的兴趣，几乎整个人类都乐此不疲。”“这方面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致我们不得不发明出一些特殊替身-男女演员——让他们为我们表演性行为的全过程。”这当然是一种更没有支点的意淫。意淫没有贾宝玉认为的那么高贵。而中国素有窥淫狂症的传统。想想《金瓶梅》第八、第十三、第二十三等回中，那些用舌头舔破窗纸以窥淫色、以听淫声的场面吧。这种种问题其实都出在中国的建筑特点上。梁思成先生用土木结构和砖石结构来区分中西建筑之不同（参阅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而更重要的区别被梁先生忽略了，那就是西人有广场而中国没有。但中国有宫廷和后花园，伟大的天安门广场不过是宫廷和后花园的延伸。在西方的广场上，年年都要举行狂欢节，它是宗教的放假，肉欲的集体的、合法的放纵——在此，福柯无疑是对的，他说：“正是放纵发现了性与上帝之死系于同一体验。”在狂欢节里，上帝死去了。而天安门广场只是古时皇帝阅兵、庄严庆典的宏伟场所（难怪一位低智商的当代理论家要以“广场”来界定中国那些老不争气的、想往庙堂狂奔的知识分子）。后花园和宫廷只适合窥淫和乱交：皇帝和皇后在床上哇哇怪叫的时候，却忘了还有无数妃嫔在想象自己就是那皇后，在与皇帝的“玉茎”——借用中国房中术的术语说——交接，也没有注意到更多的太监和宫女在表演“干夫妻”的买卖。天安门把这一功能给神圣化和扩大化了。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把韦小宝放在妓院里成长和放在宫廷中成就其伟业——小流氓韦小宝就很是在天安门广场操过几回蛋，的确十分了解宫廷和妓院的同一性。
本雅明说，妓女就是融商品和售货员于一体的人物。她自己出售自己。妓女是自食其力者。她们一直在走钢丝，因为她们在干着没有支点的买卖。从通常的意义上看，她们是可怜人。在答杨笠湖的信里，袁枚说过一句话：“伪名儒，不如真名妓。”名妓就不可怜了吗？想想李师师和杜十娘就行了。而伪名儒倒是受人尊敬！她们都是男性这个巨大买方和收购者群体的牺牲品。如今的情况是，只要是个女人，只要你愿意，都可以重操先祖旧业；在卡拉OK厅，在洗脚房，在桑拿池，在下等旅社……随处可见这些从未进行职业培训的人。据那些快感收购者们说，真是人心不古，连婊子也不如从前那么有文化、有修养、有情义了。他们也不想想，正是他们这伙人使买方市场无比庞大，以致这些秉承祖业的人都只好在岗学习。至于“没情义”云云，不就是因为她们见过了太多的没心肝的男人吗？是买方促成和生产了卖方，马克思的话是肯定有道理的；而那么多熟知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人——比如时时被媒体曝光的那些要员们——在卡拉OK厅的包间里显然忘记了马克思的教诲。这真是该打。
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记载了巴比伦的圣娼，说的是巴比伦人有一个“最丑恶可耻的风俗”：每一位妇女都必须和一位陌生男子交媾。这位男子在抛钱给她的时候要说这样的话：“我以米利塔女神（Mylitta）的名字来为你祝福。”钱币的大小多少并无关系。当完成交媾后，这个妇女就算完成了神的旨意，从此以后，任你出多少钱也休想得到她了。这是钱与性快感最神圣的结合。巴比伦人了解金钱的妙用和局限。我想，如今这铺天盖地的快感收购队和出售快感的人都普遍地误解了金钱。钱能买到一切，差不多是供销双方都认可的真理。金钱在受难。而我们什么时候对金钱有了正确的理解和同情，我们什么时候才不会仅仅凭着金钱去收购快感了。时下正在流行这样一首民谣：
结婚是失误
离婚是觉悟
再婚是执迷不悟
没有情人是废物
情人多了是动物
动物行为学认为，动物在交媾时并无什么快感产生。这是动物的大幸呢还是大不幸？不管怎样，不要再把用金钱收购快感的人比做动物了，因为这肯定会侮辱了动物。对不会说话的畜生们，我们就一定有权利把屎盆子往它们头上扣吗？
袁枚说“伪名儒，不如真名妓”有一个前提：“妓中有侠者，义者，能文者，工伎艺者，忠国家者，史册所传，不一而足。”这几乎就是柳如是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了。不过，我们对那些在岗学习的人儿们，不抱产生真名妓的任何奢望。当然，也恰恰是这些“小”妓，才真正配得上如今这伙快感收购队员们那没有支点的行径。柳如是今天的确没有了，可那是因为钱牧斋比柳如是绝迹得更早。未来呢？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佛曰：不可说，不可说。钟鸣则提醒我们：“未来的岁月将会更加夸张。”
1998年12月，上海
自问生平，都无是处。忆少年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与友者。骂坐之灌将军，放狂之祢处士，一言不合，不难挺刃而斗……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议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其或情牵脂粉，语涉狭邪，犹是香奁本色。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自序》
那些实在难缠的问题
现在我们还能不能谈论灵魂？
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愈来愈嚣张、愈来愈霸道，充分证明今天是一个不需要灵魂的年代，至少是一个灵魂必须遭到放逐的年代。因为自然科学与技术不需要涉及灵魂，有了灵魂它反而不自在。在今天，整个世界差不多都是灵魂的西伯利亚：寒冷、凛冽而又含情脉脉。即使是商品生产者号称自己的产品如何如何人性化、如何如何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努力迈进，事实最终都会证明，那不过是商品生产者在处心积虑之中，终于为产品找到了能够且必须更新换代的合法性。在现时代，更新换代既构成了资本运作的超级润滑剂，又极大地怂恿了越来越没有灵魂的消费者主动向新产品投怀送抱。技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从而找到了自己的生长点，加固了自己对人性的统治。
科学或许表征着人类求知、求真的激情，技术则纯然表征着人的欲望。在现时代，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技术都绝佳地满足了人类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和热爱堕落的天性。欲望成了人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在今天，我们能够谈论的灵魂就是欲望。这在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那里得到了公认。
鉴于科学主义的巨大成就导致的科学 / 技术上的威风，人文社会学科愈来愈愿意向科学主义靠拢，试图把自己也弄成科学。有那么一阵子，人文社会学科的从业人员普遍相信，只要他们努力，就能搜寻到关于人的心理、行为以及灵魂的普遍公式，并由此理解甚至预测人的灵魂。20世纪法国的结构主义者是这方面的显著例证。他们肯定知道，那几条干巴巴的公式一定是以消除人的复杂性、丰富性为代价，其中就包括了他们自己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他们或许不愿意承认，就在他们试图把握人的灵魂的时候，灵魂（甚至欲望）已经从指缝间悄悄溜走了。理由很简单，人文学术研究在向科学或科学主义靠拢时，必须依靠一个显而易见的预设：人类以及人类生活仅仅是个物质世界；认识人类以及人类生活可以像认识物质世界那样，得到人文社会学科的认识。在此，灵魂显然是一件不存在的事物。
过于张狂的分类学
分类学是现代社会得以成立的基础，也是现代人文学术的地平线。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观察，分类学当然有它较为漫长的行进步骤——反正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此已经有过极好的说明，不需要额外申说。分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明确区分各门学科的势力范围；它倾向于毫无遗漏地将所有事物划归到各个不同的栅栏里，以供不同学科解剖，从而提供各种尸检报告。它像我们时代发放营业执照的管理部门那样，明确规定了各门学科之间的疆界、各门学科的营运范围；它颁布了产品的检测标准、学术规范的条例等等。分类学事实上充当的是警察甚至是秘密警察的角色：它维护学术秩序，严禁各门学科的从业人员互相串行。如有此等事件发生，从业人员将在第一时间内被视为犯规、违法。
没有任何理由不承认，分类学才是人文社会学科的真正统治者和管理者。尽管看上去不像那么回事，但事实上所有的从业人员都得臣服于这位暴君。偶尔出现的几位破坏者或起义者很快就被就地正法了。在现代分类学的治理下，非鸟非兽的蝙蝠显然是难以为生的。迎合着人文社会学科对科学主义的过度仰慕，分类学明目张胆地构成了解除灵魂的最大、最隐蔽的能源。这就是说，管理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两大法人，从来就是科学主义冲动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现代分类学。很显然，在一个分类学过于嚣张的尘世，随意谈论灵魂即使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起码也是一桩奢侈的事情。任何一个人文社会学科的从业人员稍加反思就会承认，分类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愿意怂恿各门学科谈论欲望，并将欲望分割成零散的部件，装在不同学科围成的栅栏里，以供不同学科解剖。在现代学术体制的帮助下，分类学极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分类学反对整体，因为整体是分类学的天敌。但这里的难题恰恰是：灵魂从来都是一个整体，因为我们显然不能说，这世上存在着“三分之一的灵魂”或“半个灵魂”，也无法说出灵魂的肠胃、灵魂的眼睛在什么地方，哪怕仅仅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虽然灵魂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个比喻，但现代分类学却有足够的本事仅仅将灵魂看作比喻。在我们这个时代，分类学唯一的仁慈是：它愿意将灵魂实体化为零散的欲望。
政治行为
科学主义冲动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已经成为潜意识；作为现代人文学术的基准线，分类学同样被潜意识化了。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说，前一种潜意识从方法论上促成了人文学术对灵魂或欲望进行简化，后一种潜意识则从制度上支持了这种简化。现代人文学术的两位统治者就这样勾肩搭背，保证了人文学术的正常运行。很少有人会怀疑，在今天的学术格局中，上述情形被视为理所当然究竟有什么不对。我们都听得出来，这恰好是潜意识最通俗的口吻，也是潜意识最自得、最自信的语气。很显然，现代人文学术在科学主义冲动和分类学的帮助下将灵魂或欲望进行简化，恰恰是一种既隐蔽又明目张胆的政治行为。我理解的政治十分简单：遵照“仁”的“二人”为“仁”的原始语义，只要有两个人存在，权利就存在；只要权利存在，政治和政治行为就存在。政治的本义是管理，而最有效的管理从来都是格式化的。正是存在着这一隐蔽的规律，视灵魂为最高职事的基督教也需要一个机构，而那个被称之为教会的机构始终遵循着格式化的管理模式。没有这一机制，规模庞大、历时久远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不可思议的。
颇具讽刺性的事实恰好是，在科学主义冲动与分类学的严密控制下，人文学术对灵魂的简化刚好投合了政治的要求。它为政治迅速找到有效的格式化模式提供了暗中的帮助。在此，没有必要专门申说政府拨巨款向人文学者订购有效的格式化管理模式，因为这是御用文人的专利；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以反对一切强权为务的学术研究，其实在骨子里也难逃为政治服务的嫌疑。很显然，专项基金在这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文学术的堕落。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一尴尬局面的来由，仅仅归结为科学主义冲动和分类学在骨子里就是政治性的？对这个难缠的问题实在没有必要作过多的纠缠；我想表达的悲哀仅仅是：我们的人文学术不仅将灵魂降解为欲望，不仅将欲望化整为零、批发零售，以至于成为灵魂上的游击主义者，更要命的是，它已经将如何有效管理各个欲望之部件的密码昭告天下。这究竟是在向谁讨好卖乖？人文社会学科的从业人员固然从中获得了成就感，他们也自以为把握住了灵魂。只有政治和权力在一旁偷偷冷笑：所谓把握住了灵魂，顶多只是把握住了关于灵魂的比喻。这是一个纯粹的修辞学事件。我们因此可以把对灵魂的解剖弄成一门特殊的修辞学。事实上，现代人文学术早已将灵魂修辞化了。
知识的单子化和人的单子化
迎合着科学主义颁布的方法论，人文社会学科对欲望的切割式研究与极度公式般的简化，导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知识的单子化。我曾在别处说过，知识的单子化是对分类学绝对效忠的产物；知识的单子化如果不能说成是人的单子化的首倡者，起码也是加固者。这里边的部分原因是，尽管每一个人都拥有近乎相同的欲望（所谓“人同此心”），但不同的人心目中却有着关于欲望的不同的知识——当然都是些就地批发而来的零散的知识，没人有能力将它们聚成一个整体，只能任它们像砖石泥瓦一样四散飘零。尽管也有学者将这种情况美其名曰“知识网络”，但似乎从来都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