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嚣张起来以至于渐成显学的。在我们时代，它被认为是一种十分管用的学问。但令我们的灵魂至为悲哀的是，这门学问首先建立在人的单子化早已是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却对解除人的单子化无能为力。我们注定了要在孤独中生活一世，根本无法指望人文社会学科能给我们指明任何有效的通途。这就是现代人文学术的通病：在科学主义的感召下，迎合着分类学的强烈要求，各门学科都能十分精确地描述令我们备感神伤的现实，却无法从体制上和方法论上给出一套有效的解救之道。我们当然可以大而化之地将这种境况理解为人文学术的谦逊，但是很明显，这种谦逊要么是没用的，要么就是出于人文社会学科的自卑、无能因而是无可奈何的。可以设想，如果一位病人面对的那位医生只知把脉和报告病情，却谦虚地说我开不出处方，这位焦心的病人会有什么反应。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人文社会学科又一次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科学主义冲动之潜意识的领导；它兴高采烈地认可了人的单子化与知识的单子化。一大帮书斋学者就这样操持着人文学术研究，换取了大量耀眼的头衔、金钱、奖杯、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无路可逃的想象力
实证是科学主义的法宝，归纳法则是实证的屠龙刀、太子剑。实证的本义是强调事实，要求将事实和价值绝对分开；归纳法的本义是对事实进行重新安排，同样要将价值驱逐出事实之外。因此，实证和归纳法一道，都是排斥想象力的；所谓科学中的直觉，不过是科学自我解嘲的比喻。无数的科学史家在提到牛顿和苹果的传奇关系时，炮制了太多的胡说八道，以致将某些意志不坚的科学主义崇奉者引上了邪路。现代人文学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实证最内在的口吻是：永远不要想象事情应该怎样，而是必须承认它就是这样、只能这样。因此，实证更隐蔽的前提是：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在事实的层面上终归是合理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事实的非价值性描述。否则，实证根本不可能仰仗归纳法展开自己的工作。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应是”冲动，但现代人文学术出于对科学主义的效忠和投诚，从一开始就只承认“所是”的合法性。我们被告知，无论是归纳法还是实证，都没有能力从现实中找到任何关于“应是”能够存在的依据。站在我们这些早已单子化了的普通人的立场，我们尽可以抱怨：这种性质的人文学术顶多表征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一种黑色幽默过于浓烈的犬儒主义。
伊格尔顿说，想象力是一种意识形态，想象力显示了我们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我不知道伊格尔顿愿不愿意承认，作为一种无往而不胜的意识形态的实证，早已在人文社会学科各个可以想见的角落，彻底打败了作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想象力。现代人文学术倾向于相信，它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连一向瞧它们不起的各国政府也不得不对它们刮目相看，完全是因为它们逐渐学会了抛弃言不及义、花里胡哨、修辞成分过于浓厚的想象力。很显然，这种性质的人文学术研究始终在提倡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生活，反抗是从不存在的事情。这种悲观主义、犬儒主义的研究方式如今大行其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路凯歌高奏，最终汇聚到了浩若烟海的学术著作中，却刚好和迎面而来的“再生资源”回收车撞了个满怀。
奄奄一息的形而上学
与此同时，古老的形而上学也被人文学术全方位地排斥掉了。在实证和归纳法眼中，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言不及义的，被认为没有能力把握现实，并由此给了形而上学太多的嘲笑。在今天，即使是最具善意的学者也不大敢轻易同情形而上学。有意思的是，嘲笑形而上学的举证者经常拖出黑格尔当靶子。我同意将此人打入冷宫，因为他假借形而上学之名做了太多无聊的事情。但我想或许在另一个角度上我们很可能真的错了：黑格尔确实想将形而上学发扬光大，却在急火攻心之间最终搞笑般地要了形而上学的老命。但是，事情的另一面很可能是：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或许并不会因为黑格尔对它的胡乱运用而在后人的敌视中注定灭绝。
今天，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取代形而上学的，是所谓的历史主义。今天，人人都能毫不犹豫地说出如下套话：必须将问题历史化或将历史问题化。我们被告知：只有将一切事实置放在历史之流中，才能看出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才能具体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处理问题。历史主义强调无物常驻，古希腊一句“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早已吓破了历史主义的小胆囊。近世以来，几乎所有的人文学术研究都暗中遵循这一规律，愿意将一切都置放在变动不居的历史链条上，却对可能存在着的某种不变的东西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人的灵魂、欲望也被认为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塑造出来的，因此只能历史地对待，却对我们的灵魂中是否存在不变的东西不屑一顾。由此，实证和历史主义一道，在骨子里都赞同“存在即合理”这一黑格尔式的信条；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人文学术秉承着科学主义冲动和分类学的命令，收获了那么多冷血的“科研成果”，产生了那么多只有人的排泄物却没有人本身的凛然呈价值中立状的“学术产品”。
形而上学确实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甚或奄奄一息了。但本着灵魂的整体性的要求，我们似乎有必要提倡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某种亘古不变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无法被实证和历史主义所消化、所克服；否则，历史主义必定会假他人之手搞出许多惨绝人寰的事情，诸如南京大屠杀、人的单子化、耗费了过多民脂民膏而来的冷血的研究成果等等，就是至为合理的事情；尽管它们中的许多成员，确实是在历史主义原则指导下生产出的最耀眼的产品。
自恋的学术研究
尽管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者都不时哀叹，在科学与技术十分嚣张的日子里，越来越势利的有关部门越来越不重视人文学科了，但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所有的人文学者和他们从现代分类学那里讨来的研究范围一道，始终在自哀、自怜和自恋。当集体的人被搞成绝对单个的人以后，人文学术研究据说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任务：它是文人的生存方式。这当然是一个吓人的命题。不过，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学术的自恋和自恋的学术。这一状况的根源仍然在于分类学，因为分类学不仅为学术划定了不能彼此穿帮串行的疆界，而且还将每一个领域的极端重要性赋予了一个个领域，致使彼此根本无法相互取代，致使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领域的领取者一道，都认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所有申请各级学术基金的报表上，除了看到该项目需要“××万元”外，还能看到所有的申报人都把自己和自己的领域吹得天花乱坠、口吐白沫，仿佛每一个学科眨眼之间都具有了拯救世界的能力，你除了把国库中的所有钱财散给他之外，别无他法。这搞得各国政府和各级政府都深感惭愧。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灵魂似乎又得到了有限度的承认：它存在、它需要帮助、它需要被认识，最后，它或许也是重要的。但在此我有一个疑问，很愿意就地免费贡献出来：不知道各级基金会是否清楚，它们投出的钱财除了满足自恋的学术的自恋癖好、满足分类学与科学主义冲动的权威外，得到的回报是否是一些冷血的产品、没有人存在的产品，甚至干脆就是垃圾？它们是否和灵魂有一星半点的关系？即便如此，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各级基金会差不多都明白，它们投入的钱财，最起码收获了许多能够有效管理灵魂的格式化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恋的学术和自恋的基金会获得了它们念想中的双赢。
人文学术的目的
尽管科学主义是一切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领袖和效仿对象，但我还是愿意给自恋的学术兜头一瓢凉水，以便让它们清醒清醒：一切人文社会学科都不是科学，都不可能成为科学。其实，根本用不着我在这里多管闲事，因为多年前以赛亚·伯林就给那伙浑身滚烫的自恋分子淬过火了。伯林论证道，一切崇拜科学，试图以简化的方式对待灵魂、对待生活、对待欲望的行径都是徒劳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人的灵魂、欲望从来都不是物理世界；事实上，它是物理世界之外的另一种世界。那些可以应用于物理世界的简化方式、科学主义方式、实证方式根本就不能见用和见容于生活世界；谁愿意将那些方式用于人的世界，谁就是知识学上的法西斯分子。干脆让我们说得更狠一点：谁愿意将它们用于生活世界，谁就是知识学上的超级受虐狂。
我们的基本常识是：自然科学面对物理世界，试图寻找物理世界的规律，每一个被找到的规律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物理世界的模式；人文学术面对生活世界，它的目的是探索人的灵魂，它要为我们认识灵魂提供出无数种而不是单独一种模式。整体的而不是三分之一的灵魂的状况、深度、疆域以及灵魂的全部可能性，才是人文学术的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至于使用何种有效的手段来完成认识灵魂的任务，可不可以借鉴被科学主义认可的方法，都是后置性的问题，都在可以谈判和商量之列。
有趣的是，以反形而上学自命的自然科学通过实证的方式，得出了掩盖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之下而又支配各种事物的永恒不变的规律，反对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则通过实证的方式妄图寻找到支配人的灵魂的公式。它们在骨子里其实都是形而上学的。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形而上学有什么不对或有多么伟大，而是说，作为一种最古老的认知方式，形而上学自有它无法被根除的惯性。这仅仅是因为形而上学离我们的灵魂最近。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寻找到的不变的公式依然有着决然不同的性质：前者揭示自然的本质，后者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前者反映了人在万物面前的尊严，后者则旨在保护人的尊严。人文学术如果不能通过对灵魂持续不断的探索来保证人的尊严，来维护灵魂的整体性，只将自身降解为一种政治行为，这样的学术研究顶多是一种智力体操，一种向科学主义和分类学献媚取好的软体运动。但对这样的人文学术研究以及它们取得的伟大成果，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