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是清代大画家、大诗人、大书法家郑板桥写的一首诗。郑板桥同时也是一位大清官。他做官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为平民百姓做主。
清乾隆十二年（1747）的深秋，山东潍县的百姓家家捐钱，户户出力，为来这里当县令刚满一年的郑板桥建了一座“生祠堂”，以感激他在大灾之年挽救了潍县百姓的性命。祠堂本来是为纪念本家族中已故的先祖先宗所建，郑县令还健在，所以称为“生祠”。以此感恩，实属罕见，分量之重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用语言表达的。然而，郑县令的上司却因为他擅自开仓赈济，以“告灾不许，反记大过一次”处分了他，并因此为他日后的仕途种下了“祸根”。最终迫使他在乾隆十八年（1753）的春天，愤然弃官还乡。当时扬州有一位叫李啸村的文士送了郑板桥一副对联，写的是：“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寥寥十字，概括了郑板桥的一生。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板桥，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喜交诗朋画友。青年时，为了谋生曾在真州江村设塾授课。做官后，他追忆教书生活时写道：
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
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
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
郑板桥自幼丧母，三十岁丧父，接着又失去叔叔和妻子。他的前半生十分穷困与寂寥，有诗为证：
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
年年江上客，只是为看花。
贫寒生活和与社会底层人民的相依成长，决定了郑板桥同情贫者与弱者性格。做官后，他一心为民做主。他才华横溢，但又不愿做一个“锦绣才子”，他说：“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郑板桥自幼苦读，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元年（1736），四十四岁的郑板桥赴京应试，中了进士。当时他画了一幅《秋葵石笋图》题诗道：
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祥。
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
然而，郑板桥没有去“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是以卖画为生，坐等分配。所以拖了四五年才在酷爱郑板桥画的慎郡王（乾隆帝的十六叔）的推荐下，被安排到山东范县当上了七品县令。当时，他已经四十九岁。范县地处黄河北岸，全县仅十万人口，县城不过四五十户人家，民风淳朴，人民勤劳。以往的县令既要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又不想与百姓往来；既不想看到百姓的疾苦，更不愿意让百姓看到他们在衙门里的肮脏行为。整日派了许多兵丁在衙门内外把守，不许百姓们轻易出入。刚刚步入仕途的郑板桥认为为官志在“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要关心民瘼，伸张冤屈。初到县衙，他就撤去守门的兵丁，让百姓随便来与他相见；接着又在衙署墙壁上凿通上百个洞孔，与街市相通。这个举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人大惑不解地问郑县令为什么要这样做？郑板桥笑着说：“原来的县衙门槛很高，与民隔绝，怎能看到民间的隐情冤屈？我这样做是想时时刻刻看到百姓的疾苦，也想让百姓们时时刻刻看到我在县衙内干些什么。”他奋笔写了《范县》诗一首，表达了他对与民相隔，不能体恤民瘼的不安与甘愿与民同甘共苦的心愿：
四五十家负廓民，落花厅事净无尘。
苦蒿菜把邻僧送，秃袖鹑衣小吏贫。
尚有隐幽难尽烛，何曾顽梗竟能训。
县门一尺情犹隔，况是君门隔紫宸。
郑板桥与于成龙一样，最看不惯为官者出门时唬三喝四、横行霸道，让老百姓“靠边”的扰民行为。按照当时的规矩，县太爷出门时可以坐轿，前面有衙役鸣锣开道，后面还有人张旗举牌护卫，目的只有一个——显示做官的威风，让老百姓规规矩矩听话。这是封建专制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郑板桥一反常规，出门不坐轿，遇到夜间外出，衙役执灯前导的灯笼上也不署“衙”字，而是自书“板桥”二字，更不许鸣锣喝道，不打“回避”、“肃静”的牌子来干扰百姓。他认为讲排场不能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更不能做到为民做主。他还专门写了《喝道》诗一首：
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
一杯白水荒涂进，惭愧打愚百姓心。
乾隆十一年（1745），郑板桥奉命由山东范县县令调任本省的潍县县令。临行前，范县百姓家家燃香、户户摆席、人人提酒，依依难舍地洒泪送别与他们同甘共苦五年、一心一意为民做主的父母官。郑板桥初到潍县任职，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中。这里地处渤海之滨，前一年经历了历史罕见的海啸之灾，不仅庄稼房屋被淹许多，而且海水退后原来的聚宝盆良田都变成盐碱地泥滩。除此之外，四百多天滴水未降，大地生烟。郑板桥刚入潍县地界，映入他眼帘的是：处处焦土枯苗、成群拖儿带女的逃难灾民、路边不时传来奄奄一息病人的呻吟声，间或看到被草席遮身露着腿脚的死者。面对此情此景，郑板桥惊呆了，心颤抖了。他一方面了解到已经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另一方面也了解到县内粮仓尚有存粮。但开仓赈济，需报请州、府、巡抚、总督、户部、军机处、皇帝等十几道关口层层审批，即使每一道关口不予阻拦最快也需两三个月才能回复，这样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呀！如果先斩后奏，擅自开仓放粮，那样的风险又太大，丢官是小事，搞不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当官只为民做主，一心要消除民间疾苦声的郑板桥选择了甘冒天大风险，在上奏灾情请求紧急赈济的同时，下令县内粮仓立即开仓赈灾。与此同时，他还按照名册强令全县有田五顷以上的富户，按其家资多少每天舍粥多少，供灾民充饥，数月不得间断。如有一毛不拔违抗者，立即抓进大牢。同时，清查了所有富户的私家粮仓，令其低价向饥民出售。此外他还动员绅士捐款修城墙、筑道路，以工代赈，招引饥民赴工就食。他的这些措施救活了无数的灾民，在饥民们的心目中，他成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能否不爱钱财、不畏强权、秉公办案、做到司法公正，是衡量清官与贪官、清官与狗官的根本标志。郑板桥与施世纶一样，处理案件不仅能够深入调查研究、善于辨别真伪，而且总要偏向于贫穷和弱势的一方。他在范县和潍县当县令时处理过的几桩案件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有一天，县衙门前银铺的掌柜来击鼓告状，称抓到一名盗窃白银六百二十两的毛贼，请县太爷从重惩处。接着，在郑板桥眼前出现了一名身穿破烂不堪的棉袄，面黄肌瘦的脸上有几处被打肿的大紫包，嘴角流着鲜血，浑身颤抖，流泪不止的十几岁少年。郑板桥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少年时期穷困潦倒时与眼前这名少年十分相似的情景，便命人给他松绑，然后和蔼地向他了解事情的经过。原来是一伙强盗偷得了银子后，用尖刀胁迫这名乞丐孩子为他们背上银子的。店里发现后，强盗们狼奔豕突般逃散了，孩子被抓，被他们打成这样又捆绑送到县衙来。郑板桥鼻子一酸，差点儿流出泪来，立即宣判：孩子年少被强盗胁迫，实出无奈，当堂释放；银号私设公堂，打伤无辜，罚二十两银子给孩子作为赔偿。然后他又详细询问了强盗的相貌、特征，命令衙役捕快紧急捉拿归案。
还有一案是大盐商告小盐贩私自卖盐。郑板桥通过明察暗访，得知小盐贩是被富豪抢占去土地后，为了全家老小的存活被迫贩卖私盐的。于是他对大盐商说：“我让他在你店铺前带枷示众七天如何？”大盐商立即同意。于是郑板桥令衙役用芦苇秆做了一具很高的“刑枷”，然后取纸十几张当堂用判笔画成淋漓尽致的兰竹贴在枷上，又戴在小盐贩头上，押赴“盐店”。顷刻间，“观者如堵，终日闭市”，盐店竟不能营业了，急得盐老板只好直奔衙门请求放人。郑板桥说：“刑期七日，只过三日，还有四日，如想放人每天拿出银二十五两，四天共一百两方可。”盐老板无奈，只好如数付银。郑板桥将罚银全部给了小盐贩，作为补偿。
又一天，有一胡姓举人来告状，称他的小妾不守妇道，几次逃婚，请求郑大人判决不准她再逃，并且还悄悄送上礼单。郑板桥乔装打扮，微服私访，经过一番调查取证后得知：该胡姓人很有钱财，所以胆敢称霸一方。他的举人功名也是花钱买的。所谓小妾是一贫家少女，被他强占而来的。郑板桥决意为民除掉这一祸害，当堂亮出礼单，以贿赂官府罪、霸占良家女子罪判处胡姓人：革去举人功名、重责四十大板、监禁三年，罚银三百两补偿受害少女去嫁个正经人家。
郑板桥爱民如子，一心为民做主，对贫穷与弱势人群是倍加呵护与帮助，但生性对上不愿趋炎附势。一次，板桥赴省城济南。他的上司请他到趵突泉赴宴，观赏天下第一泉，并要他即席赋诗。这位上司昏庸贪婪，板桥赋诗嘲讽他浑浊不堪：
原原有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
流到海边浑是卤，更难人辨识清泉。
结果，闹得上司尴尬难堪，大家不欢而散。郑板桥没有当年的于成龙那样幸运，遇到康熙帝那样圣明的上司。乾隆十八年（1753）的春天，郑板桥终因私开粮仓赈济灾民之事被弄大，再加上他为民解难触犯了豪商富贾和上司的利益，在受到诽谤和冤枉后，愤然辞官返乡，时年六十岁。回忆五年前，潍县穷苦百姓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为他建“生祠”，这几年他与潍县父老又结下了更加深厚的情谊，一旦要离去，百姓痛哭挽留，家家画像以祀。板桥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分别画了竹、菊，同潍县父老告别，在画竹的题词中，他写道：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
郑板桥骑着瘦驴，带着几箱书画，在潍县乡亲们的哭送声中，又回到了他曾卖画生活的故乡扬州兴化，重操旧业，继续以卖画为生，回归了“二十年前旧板桥”。
郑板桥的诗、画和书法很有成就，被誉为“三绝”。他的诗文讲究真挚、自然、坦率。书法则杂糅隶书、楷书、篆书于一体，自号“六分半”。他与扬州人金农、汪士慎、黄慎、李单、高翔、李方膺、罗聘被称为“扬州八怪”。郑板桥晚年生活十分贫寒。女儿出嫁时，无钱购置妆奁，只好赋诗一首相赠：
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
最惭吴隐奁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
郑板桥一生与民共苦，即使为官之时也是过着“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生活。乾隆三十年（1765）的冬天，七十三岁的郑板桥与世长辞，葬于兴化城东阮庄。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和文化遗产。现在存世的郑板桥诗、书、画全部成了价值连城的国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