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免役。北宋前期，凡是品官之家，不管占地多少，都可以享受免役特权。因此有些民户就将土地寄应在官户门下，或假托典卖给官户，或伪称是官户的佃户以逃避差役。到宋真宗乾兴初（1022），“始立限田法”，当时的限额如何，现在已不得而知。仁宗朝李觏说：“古之贵者，舍征止其身耳，今之品官，及有荫子孙。当户差役，例皆免之，何其优也。”说明这个限额一定很高，故凡是官户都能免除差役。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是政和年间（1111-1117）所制订的限田格，其为：“一品一百顷，二品九十顷，下至八品二十顷，九品十顷，其格外数悉同编户。”换言之，凡是所占土地超过规定限额的官户，要按当地户等标准，承担相应轻重的差役。官员死后，只要其荫未尽，承荫人可以用生前曾任官品格，与减半置田。由此可见，这种所谓的限田，并不是限制官员的土地占有权，而是限制其过多地享受免役的特权。宋代官员中地主虽然很多，但占地在十顷到一百顷以上的官户，毕竟少数，加之官户往往通过诡名子户，虚增户数，以减少每户土地的占有量，因而绝大部分官户从表面上看来，都没有达到限额。这项法令还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如某位一品官限田为百顷，他死后，假若有子十人，依例每人各占五十顷，则总数就达到五百顷，限额不减反增，极不合理。针对以上弊端，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对官户限田又作了新的规定：一是“限减半与免差役”，即原来一品官的限田额为一百顷，现在减半为五十顷，以下品官依次类推。二是子孙用父祖生前官立户者，“许用（父祖）生前曾任官品格与减半置田，如子孙分析，不以户数多少，通计不许过减半之数”。换言之，品官死后，承荫子孙虽多，他们的土地限额，加起来不能超过其父祖限额之半。另外，“煕宁变法”后，行免役法，规定享有免役权的官户，也要交纳相当于免役钱一半的助役钱。到孝宗朝时，则改为“与编民一等输纳，更不减半”。与北宋相比，南宋政府对官户免除差役的特权虽然有所削减，但是官户依仗权势，相互勾结，弄虚作假，限外占田而不负担差役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
二是免除科配。北宋初期，科配皆由坊郭户承担，从中期起，虽扩大到乡村主户和官户，但官户在限田额内皆可免除。大约从神宗朝起，“按法，官户免色役而不免科配”，实际执行情况却并非如此。哲宗元佑五年（1090）九月十一日，诏应户部奏请：“诸保甲因娶宗室女并内命妇授官者，并不免本户科配。”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之四一记载：“宣和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诏非泛补官者，输纳、差科、免役等并不依官户法减免，进纳人依本条。”
按“保甲因娶宗室女并内命妇授官者”、“非泛补官者”以及“进纳人”这三种人，依宋制规定，朝官以下本身就不能入官户之列，所以这两条记事从反面证明，北宋后期官户依然享有免除科配的特权，所谓“不免科配”，只是出现于神宗一朝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直到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应臣僚奏请，官户除依条免差役外，“所有其他科配，并权同编户，一例均敷”，从此成为定制。
三是对某些赋税的减免。宋代官户，从法律规定而言，无论是二税、支移、折变、加耗、和籴、和买都需与民户一样“一体施行”。但事实上法外施恩，或者地方政府将官户负担转嫁到一般民户身上的情形很多，如仁宗朝时，“王蒙正恃太后亲，多占田嘉州，诏勿收赋”，即为一例。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有臣僚言：“今日取民已重，未能蠲除，使之均平，民亦无怨。然有甚不均者，夏税和买之有折帛，官户则多纳本色，秋米之有加耗，官户则止纳正数，和籴非正赋，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敷民户而不及官户。”说明在许多地区，官户既不纳折帛钱，也不纳加耗，甚至不需和籴，他们的负担全由民户来承担。这条材料虽然说的是南宋情况，但北宋一样存在。
以上所说的官户特权，还是在朝廷或地方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至于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拒绝交纳国家赋税，肆意兼并土地，掠夺民财、欺压良善者更是比比皆是。封建政府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和稳定社会秩序，也对官户的纳税期限、任职地区和某些经济活动作出限制，如形势户迟纳二税要受到惩罚，士大夫不得在本贯做官，禁止地方官在所任州县购置田产，禁止官户承买和租佃官田，禁止官户放债取息，禁止官户经营场务、河渡、坑冶及手工业等。但许多禁令只是具文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第二节 赋役制度
一、赋税
据《宋史·食货上二》载，宋代的赋税主要有五种：一是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二是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三是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四是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五是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在上述五种赋税中，所谓“公田之赋”和“城郭之赋”的收入都不是很广，而“民田之赋”中的二税，以人丁课税的“丁口之赋”，由各种杂税混合而一的“杂变之赋”，以及和籴、和买和各种商税当是有宋一代最主要的赋税来源。
二税——二税又称田税，为唐德宗时宰相杨炎所创，它按土地数量和肥瘠，定出税额，分夏、秋两次征收，南方夏税钱，秋税米，故有此名。至仁宗朝，“夏税作三色：绢、小麦、杂钱；秋税作两色：白米、杂钱”。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台州府天台县（今属浙江）夏税每亩约纳绢一尺，钱八十五文，估计北宋时不会超过此数。秋税又称秋苗，北宋北方地区，一般每亩每年收取一斗谷物，在原十国统治地区，各地税额颇不一致，高的每亩收取三斗，低的不足一斗。二税税额看起来并不很重，实际上围绕二税还派生出许多杂税，其负担之重却大大超过正税。其中主要有“支移”、“折变”、“加耗”、“和籴”、“和买”等项。
所谓支移，就是官府借口军事急需或以有余补不足，要北方农民把二税中的谷物运送到别处特别是沿边城镇交纳，从而产生的所谓“脚钱”。宋哲宗时，陕西分三等：第一、第二等户支移三百里内，第三、第四等户二百里内，第五等户一百里内。如人户不愿支移，允许纳脚钱以免支移，“亦相度分为三等”。宋初支移尚较轻，后来越来越重，甚至与正税相当。也有既不免支移，仍需添纳脚钱的情况。
所谓折变，就是官府借口需要，要原来所征收的固定物品或改折为其他物品，或改折为现钱，或将现钱改折为物品，甚至出现一折、二折、三折的情况。通过折变，大大地加重了纳税户的负担。如淮南、两浙、荆湖等路，夏税本纳现钱，庆历四年（1044），要第二等以下户，并折纳小麦，每斗三十四文。
不久，朝廷以小麦库存太多，令民户再以每斗并耗添九十四文折纳现钱，通过这二次折变，纳税户的负担平白地加重了近两倍。
加耗，是二税的一种附加税，以保管和运输税物时的损耗为借口，不论税粮、税绢，都须征收加耗。其名目繁多，有仓耗、省耗、称耗、正耗、水脚耗、明耗、暗耗、雀鼠耗等。
各地转运司和州县官往往通过加耗，“广要出剩”，以“求媚于上”，或完全是为了自己贪污中饱。如江西诸路州军原来体例，纳米一石，加耗一斗，到仁宗朝时已增加到二斗。
此外，与二税有关的杂税还有斛面、头子钱和义仓。斛面是纳税粮时，粮食必须超出斗斛平面若干，后来就将这超出部分的粮食固定为一种附加税。头子钱是官府征收和付钱时的一种附加税，每千钱纳数文到数十文不等。百姓在纳夏税钱时，同样要交纳这种头子钱。义仓，前朝就有，是农民为防荒年而积存的贮备粮。乾德元年（963）三月，太祖下诏：“令州县复置义仓，官所收二税，石别输一斗，贮之以备凶歉。”不久即废。仁宗庆历元年（1041），朝廷再命置义仓，“令民上三等，每税米二斗，输一升以备水旱，后亦废”。哲宗绍圣初（1094）复立，但所收仓米不久即“转充军仓，或资他用”，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变相税收。
以上可知，百姓除了交纳二税以外，还要负担形形色色的各种附加税，其税额往往是正税的数倍，从而极大地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身丁钱——凡是不依贫富，不论主客，每年按人丁征收的钱、绢、米、麦、盐（税）之类的赋税，统称身丁钱或丁身钱。身丁钱始于五代各割据政权，北宋建立后，北方地区基本上没有这项赋税，南方地区仍继续征收。大中祥符四年（1011）七月，诏悉除两浙、福建、荆湖、广南等六路身丁钱，计四十五万余贯。但是，后来上述地区仍变相征收，并一直继续至南宋。以两浙路而论，如李心传所谓：两浙身丁钱者，始未行钞法以前，岁计丁口，官散蚕盐，每丁给盐一斗，输钱百六十六文，谓之丁盐钱。皇佑中，许民以绸绢依时直折纳，谓之丁绢。自钞法既行（之后），盐尽通商，而民无所给，毎丁仍増钱三百六十文，谓之丁身钱。大观中，始令三丁纳绢一匹，当时绢钱，未有陪费。后物价益贵，乃令每丁输绢一丈、绵一两，皆取于五等下户，民甚病之。
广南西路的负担更为沉重，据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提举常平等事刘谊说：“广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税以钱，又算以米，是一身已输二税，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之，而又敷以役钱，甚可悯也。”福建地区的情况也是一样，仁宗皇佑三年（1051）下诏减免当地的身丁米，泉州、漳州、兴化军（福建莆田）每丁由原八斗八升左右减为主户五斗，客户三斗，即使如此，百姓负担还是很重。湖南郴、道、永、茶陵、桂阳监等处在马氏割据时，不仅有身丁钱、绢、豆、药物、箭杆等负担，而且还科民间采木。入宋，上述丁税全部被保留了下来，采木劳役也被折成丁米，不以贫富，计丁取数。皇佑三年，虽诏每丁特减三斗二升，但负担依然十分沉重。
和籴、和买——和籴之名，古已有之。北宋初年，国家因为需要粮食，或为了备荒年，向民间以现钱收籴，或偿以食盐，称和籴。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到后来，和籴成了配籴，即不管主户是否愿意出卖粮食，国家都要责之州县，州县责之民户，按土地多少和当年苗色，摊派和籴数量。后来是随着国家财政的困难，对籴米需要量的增加，粮价上涨而籴价不变，加之籴本层层克扣，往往十不支一，使和籴成了一种强制性的科配。正如司马光在煕宁年间所指出的：“昔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元佑元年（1086），河东路安抚使吕惠卿向朝廷报告说，当地十四个州军，“正税之外，别有和籴之名，而未尝用钱。又不得与灾伤检放、倚阁，及不随赦恩蠲免”。经户部讨论并提出意见后，诏令“各随户色分数”，减和籴数的十分之二，“更不给钱”。说明从北宋中后期起，和籴实际上已成了一种变相的税收。
和买成为一种赋税，是宋朝的一大“创造”。和买也称“和预买”，宋真宗咸平二年（999）五月，三司判官马元方向朝廷建议：“方春民力乏绝时，请预给库钱，约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实行此法以后，“公私便之”，故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因下其法诸道”，开创了这一项预购、绢的制度。应该说，马元方建议的初衷并不坏，但后来推行的情况也与和籴一样，逐渐走了样。此法实行之初，河北地区的绢价每匹约一千文左右，国家于春荒之际贷钱一千文，百姓则随夏税输、绢一匹，这对预买绢户和国家可以说是两得其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