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宫内大火，内藏库和左藏库所贮绢帛被焚烧以尽。次年正月，朝廷以钱二十万贯，向京东西路预市、绢，“时青、齐间绢直八百，六百，官给绢直千文，八百文，民极以为便”。但是好景不长，“自是、绢之直日增，后数岁遂皆倍于昔时”，和买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两利转化为对百姓的一害。从仁宗朝起，对（绸）、绢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和买贷钱却往往拖欠克扣，州县皆有定额，然后按物力摊派、绢数量，以至成为抑配。仁宗天圣二年（1024），知池州李虚己上言：“州县春初，豫支钱和买、绢，民或不欲者，强之则为扰。”不过当时并不以抑配为合法，所以朝廷随即下诏“三司，谕州县毋得抑配，非土产者罢之”。英宗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据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奏称：“天下和买、绢本以利民，初行于河北，但资本路军衣，遂通其法以及京东、淮南、江、浙。景佑中诸路所买不及二百万匹，庆历中乃三百万匹。自尔时及今二十年，但闻比校督责，不闻有所宽减也。如此朘取，天下岂复有遗利？”可见，以前所谓“毋得抑配”云云，纯系具文而已。仁宗宝元（1038-1039）后，西北用兵，国用大困，于是绢钱改给盐七分，钱三分，却只有实际绢价的一半左右。北宋后期，情况更加严重，徽宗崇宁三年（1104）改行盐钞法，“和买民帛率不得偿”，其中的三分钱也成了“空名”。对于和买的这种演变，《宋史·食货上三》总结说：“初，预买、绢务优值以利民，然犹未免烦民。后令民折输钱，或物重而价轻，民力浸困。其终也，官不给值，而赋取益甚矣。”
杂变——在唐末和五代，二税以外还有各项钱物的加派，每年随夏秋两税折变送纳。如在北方有农具钱、牛皮钱、盐钱、曲引钱、鞋钱等。在原南唐统治地区有盐博绢、加耗丝绵、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盐博斛斗、酝酒曲钱、率分纸笔钱、析生望户钱、甲料丝盐、博绵公用钱、米铺、衬芦、米、面脚钱等共十四项。入宋，大部分杂税“因仍旧贯”，名为“沿纳”。仁宗明道二年（1033），下诏将各种杂税以类合并为一，统称“沿纳”，分粗细二色，随夏税交纳。但是，此后除沿纳外，有些杂税依然保存，其税额甚至比五代时候还要苛重。庆历以后，“用度日广，沿纳并从折变，重率暴敛，日甚一日”，成为百姓的又一大负担。
头子钱——南宋人李心传以为：“头子钱者，唐德宗除陌钱之法也，五代、国初，亦取之以供州用，其数甚鲜。”但从宋代实行的情况来看，它是广泛存在于百姓与政府在钱物收支、赋税交纳和买卖中的一项附加税，并有一个逐步加重和扩大的过程。宋初尚无定法，据《文献通考·田赋考四·历代田赋之制》引陈傅良言：“（太祖开宝六年）令川峡人户两税以上输纳钱帛，每贯收七文，每匹收十文，丝绵一两、茶一斤、秆草一束，各一文，头子钱数始略见于此。”至此，头子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征，并基本上有了统一的税额，但范围尚局限于二税及其附加税的入库。头子钱的用途，本来“一半纳官，一半公用”。纳官者，供监司、知州、通判等地方州县官作为行政补贴之用；公用者，给诸仓场胥吏“吃食补衬”之用。到仁宗康定元年（1040），除利、益、梓、夔四路外，其他州郡的头子钱“并令纳官”。政和五年（1115），“又令给纳系省钱物，每贯收五文”，征收范围扩大到一切与官府有钱币支付的场合，但税额尚较轻。宣和五年（1123），陈亨伯出任发运兼经制使以后，税额激增至每贯二十三文，成为后来南宋百姓的一大负担。
除了上述各种赋税以外，北宋还有名目繁多的科配和盐、酒、茶、曲、矾、矿冶、坊场、作坊、商铺及市舶等商税，它们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商税中的盐、酒税论，庆历五年（1045）诸路收入，就比景德年间（1004-1007）“增及三数倍以上”，此后又续有增加。至于地方官的额外科敷，更是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如在澶州，种菜园的菜农，必须定期向州廨送纳蔬菜。这实际上已不是赋税，而是赤裸裸的掠夺。
二、差役和徭役
古代的力役，大致包括兵役、徭役和差役三个部分。进入宋代，这种“力役之征”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由于实行了募兵制，丁男的兵役负担已不复存在。二是除了因战争或治理河道急需，偶有向民户摊派徭役以外，大多数的夫役已改为政府雇募或由厢军承担，“罕调丁男”，因而徭役负担显着减轻。三是差役负担大大加重，从而成为两宋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差役——又称职役，是按户等轮差乡村主户担任乡、县、州吏职的一种制度。唐后期推行两税法后，已出现了职役这个名称，入宋，差役制度逐渐系统化，南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一谓：差司古法也，国初循旧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奔走驱使。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州）院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
上述各种差役，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成五类：一是州县吏人，主要有曹司（州一级的高级吏人，分领士、户、仪、兵、刑、工六曹文案和有关事务）、孔目官（州一级的高级吏人，主管狱讼、账目、遣发等事务）、散从官（州一级吏人，主管追催赋税、迎送官员等公事）、押录（押司、录事之合称，县一级的高级吏人，负责县里某一方面的事务）；二是乡村基层政权的头目，主要有里正（负责督催赋税，参与推排户等）、户长（负责督催赋税，参与推排户等，编造五等丁产簿）、耆长（负责维持治安，并参与推排户等）、乡书手（负责催收赋税，参与推排户等，编造五等丁产簿）等；三是各类衙前（主管官物，主持仓库、馆驿、河渡、纲运等事务），其中可分将吏衙前、押录衙前、里正衙前、乡户衙前、投名衙前、雇募衙前等；四是州县各级衙门里的公人，主要有斗子（掌仓库出纳用斗）、拣子（负责检查仓库出纳财物质量）、掐子（负责检查粮仓出纳粮食质量）、库子（负责保管库物及出纳等事）、秤子（负责仓库出纳用秤）、杖直、狱子、兵级之类；五是乡村壮丁、城镇所由和直属县尉的弓手等城乡治安人员。
随着北宋官僚机构的臃肿和官僚队伍的日益扩大，各级官员为了便于差唤、役使，从中央到地方胥吏溢额的现象非常严重。中央的胥吏姑且不论，州县以下主要由职役摊派而成的吏人也多得惊人。
宋代差役的分派原则是：“上户为大役，中户为中役，下户为下役。”一般情况下，（乡户）衙前、里正由第一等主户充任，户长、耆长由第二等主户充任，乡书手由第三等主户充任，壮丁由第四、五等主户充任，弓手由中等以上主户充任，所由由中下等坊郭户充任，拣子以下，由五等下户充任。州县高级吏职，因为须有一定文化，往往由招募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