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一朝十五年，其政治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元佑年间（1086-1093），高太后掌权，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控制了朝政，他们废除了极大部分新法，并对变法派进行了排斥和打击。但“更化”不久，保守派内部立即发生分裂，形成蜀党、洛党和朔党，互相展开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后期自绍圣元年（1094）起，哲宗亲政，新党重新控制了朝政，他们在“绍述”的旗号下，从形式上恢复了以前实行过的所有新法，并对旧党分子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哲宗去世前后，环绕追查所谓废立阴谋和皇位继承问题，统治集团内部又开始了新的更加尖锐而复杂的斗争。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无论哪一派都没有关注改善国计民生，维持安定局面，以挽救社会危机，使得北宋进一步衰落。
第一节 高太后摄政时期的政治
一、“元佑更化”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在左相王珪和右相蔡确的拥戴下，皇太子赵煦（1077-1100）继位，是为哲宗。是年哲宗只有九岁，遗诏由英宗皇后、神宗生母、宣仁圣烈皇太后高氏权同处分军国事。哲宗立，尊宣仁为太皇太后，从而开始了高太后掌权的时代。神宗皇后向氏无子，哲宗母朱氏，生帝时为婕妤。哲宗立，向氏、朱氏分别被尊为皇太后和皇太妃。十月，葬神宗于巩县皇陵，陵名永裕陵。
高太后摄政后，首先大封自己和向后两家曾祖以下亲，并绕过变法派宰相王珪和蔡确，频频向外发号施令，透露出废除新法之意。五月，王珪病卒，以蔡确为左相，韩缜为右相，章惇为知枢密院事。时新除知陈州司马光至京师，高太后立即将他留任为门下侍郎。此时的司马光虽然已经患病，但对废除新法仍不遗余力，他一面借口广开言路，奏请下诏“百官言朝政阙失”，以制造废除新法的舆论，一面奏请高太后，首先废除了免行、保甲、方田均税等新法。
次年，改元元佑（1086-1093），寓太皇太后保佑之意。为了剪除变法派在朝廷中的势力，当年闰二月，蔡确罢相知陈州，另一变法派首领、知枢密院事章惇被罢知汝州，同时除司马光为左相，以另一保守派首领吕公着为右相，以李清臣为尚书左丞、吕大防为尚书右丞。李清臣因反对废除新法，不久即被罢知河阳。四月，韩缜罢相知颍州。五月，吕公着进位右相，同时特授既老又病的文彦博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为了壮大保守派的势力，司马光陆续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刘挚、苏辙、范纯仁、王岩叟、吕陶、陈次升等官员，“并居言路”。至此，保守派开始控制朝政。这时，司马光的病情更加严重，他叹道：“四患（指青苗、免役、将兵三法和元丰年间对西夏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因而不顾朝廷中尚存在着不同意见，又废除青苗、免役、将兵等法，恢复了科举中的诗赋考试。惟农田水利法、太学三舍法未罢，但也徒具虚名而已。新法虽然多被罢去，但许多官员尚心存疑惧，正如殿中侍御史吕陶所说：“推原其情，盖有三说：一曰先帝之法岂可遽改，他日嗣皇亲决万机，则吾属皆有罪；二曰国家用度至广，非取于民何以足，今一切蠲放余利，则遂见阙乏；三曰司马光老且疾，将不能终其事。萌此心者，蔡确、韩缜、章惇、张璪是也。安焘、李清臣则依阿其间，俯仰徘徊以伺势之所在而归之尔。”三者中最要害的问题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一说。
司马光对此辩解道：“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在这里，司马光为废除新法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至此，“众议甫定”。以蔡卞之兄蔡京为首的一些变法派中的投机分子，也纷纷倒向保守派，如司马光要求各地在五天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官员们以时间太仓促感到为难，惟有知开封府蔡京如期完成，司马光赞扬他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后来，人们将元佑年间废除新法，起用保守派，罢黜变法派的一切举措，统称之谓“元佑更化”。
九月，司马光去世，史言他“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遗奏八纸上之，皆手札论当世要务。”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不管司马光对新法的认识是否正确，但他那凛然无私的杰出政治家风范，为国家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在“元佑更化”中，司马光所反对的不仅是新法，也反对神宗对西夏的政策。元佑元年二月，他一反宋廷长期以来对西夏的敌视态度，上疏提出改善与西夏的关系，“返其侵疆”，也就是放弃在煕宁、元丰年间从西夏手中夺取的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其理由有二：一是这些土地“皆孤僻单外，难于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险要，不足以守御”，反而使宋朝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二是西夏失去这些土地后，必然心有不甘，万一“积怨愤之气，逞凶悖之心”，“长驱深入，覆军杀将，兵连祸结”，后果就很难设想。同时，司马光又提出“禁其私市”，“且给岁币”的建议，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削弱西夏的社会经济力量，迫使它主动改善与北宋关系，最后实现“华夷两安”。
但是，司马光在世时宋廷只同意“禁其私市”的建议，归还“侵地”则未被采纳。此后，经过环庆路经略使范纯粹、左司谏王岩叟等官员的一再奏请，元佑五年（1090）二月，在西夏归还永乐城陷落时所俘北宋吏卒一百四十九人以后，高太后才下诏将米脂、葭芦、浮屠、安疆四寨归还给了西夏。归还四寨当是“元佑更化”中一件有意义的事，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都使北宋取得了主动。此后，西夏虽然没有停止对北宋边境的侵扰，由于北宋已无“深在贼疆，于汉界地利形势略无所利”之地，才有效地粉碎了夏军的进攻，保持了西边的安宁。
二、元佑党争
元佑年间，因司马光、吕公着荐，高太后大批召回曾经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官员至京师，除了上面提到的刘挚等人以外，还有范镇、韩维、吕大防、苏轼、程颢、朱光庭、范纯粹、梁焘、范祖禹、傅尧俞、刘安世等多人。这些人由于出身地域、交友、亲情、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不同，结成了不同的派别。
尤其在司马光和吕公着相继病故以后，他们在继续共同打击变法派的同时，相互间展开了一场没有是非，只有个人恩怨和私利的斗争，史称“元佑党争”。
司马光在世时，保守派官员虽然支持废除新法，但在程度上和具体做法上却有所不同，如已除为中书舍人的苏轼告诉司马光：“差役法弊当改，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出为入，无多取民钱，则亦足以利民。”
司马光听后大不悦，台谏官立即弹劾苏轼的主张是“愚暗无状”。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也以为差役一事，“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在废除青苗法后，他又因“国用不足”，“建请复散青苖钱”，此举更加激怒了司马光，他在高太后面前指斥范纯仁是“奸邪”之人，吓得“纯仁失色，却立不敢言”。
负责详定役法的韩维提醒司马光，许多赞成差役法之人是“希意迎合，不可不察”，并针对宰执中有人全盘否定王安石《三经新义》的论调，提议“当与先儒之说并行论”。但是，这些意见都不为司马光所接受。
在如何处置变法派官员的问题上，保守派中也有不同意见。章惇、吕惠卿、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人虽然已经被贬黜在外，刘挚、苏辙、上官均、王觌等官员仍然不依不饶，多次上疏要求对他们作进一步惩处。范纯仁以为，“录人之过太深，有亏德政”，反对这样做。高太后接受范纯仁建议，特下诏对以前拥护变法之人，“一切示以宽恩，更不行遣，当各安职业，改过自新”。
此诏一下，范纯仁立即成了其他保守派官员的攻击目标。由于文彦博和吕公着既老且病，已无力处理政事，元佑三年四月，高太后除吕大防为左相，范纯仁为右相。次年四月，知汉阳军吴处厚告蔡确游安州（湖北安陆）车盖亭时，所作十首诗中有五首“公肆讥谤，形于篇什”，指其用唐上元年间（674-675）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事影射高太后。对于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积极赞成此说，屡次上表弹劾，必欲置蔡确于死地，中书舍人彭汝砺却以为这是“揣度”之言，不可相信。其他官员一时没有表态。高太后对众多官员不置可否的态度大为不满，她对执政说：“确党多在朝。”范纯仁回答道：“确无党。”吕大防则言：“确诚有党在朝，纯仁所言非是。”刘挚亦助吕大防，说：“确诚有党在朝。”于是观望之臣纷纷上疏要求严惩蔡确，以表明自己非蔡确之党，范纯仁更是成了反对者的众矢之的。于是，蔡确被流放岭南新州（广东新兴）安置，凡是以前与他关系比较密切或在“车盖亭诗案”中没有表态的官员，皆遭到贬黜。当年六月，范纯仁也以“党确”罪被罢去相位，出知颍昌府。
早在元佑元年春天，程颐因司马光、吕公着荐，以处士之身，擢为崇政殿说书，他在给哲宗讲课时多用古礼，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同在经筵，认为这是不近人情，两人始有隙。当年十月，群臣在贺明堂赦后，要去祭奠司马光，程颐以孔子说过“哭则不歌”，反对在这天前往吊丧。在场有官员以为孔子只说“哭则不歌”，没有说“歌则不哭”，今已贺赦完毕，前往吊丧，于礼无害。
苏轼在旁遂讥笑程颐道：“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人皆大笑，程颐不堪，两人“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此时的保守派已经分裂成三派，即蜀党、洛党和朔党。蜀党以苏轼、苏辙为首，吕陶为辅；洛党以程颐为首，赵君锡、朱光庭、贾易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王觌、刘安世为首，其下党羽更多。三党互相攻讦，展开了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
元佑二年，程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弹劾苏轼在试馆职人策问中有“谤讪”之语。王岩叟也上奏，要求“正轼罪，以解中外之惑”。殿中侍御史吕陶上疏替苏轼辩解，他说：“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所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事遂置而不问。但是贾易心有不甘，他指责吕陶党苏轼兄弟，背后还有文彦博、范纯仁为之撑腰，高太后替苏轼辩解，并将贾易出知怀州，程颐也被罢去崇政殿说书，出任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此后，洛党对苏轼仍动辄弹奏，高太后一时难加庇护，于元佑四年三月将他出知杭州。元佑六年春，苏辙出任尚书右丞，苏轼也被召至京城，任吏部尚书，进而除为翰林学士承旨。这时贾易已重新出任殿中侍御史之职，他与御史中丞赵君锡联手，相继上疏弹劾苏轼兄弟在神宗死时作诗，“相与诽怨，无人臣礼”。高太后大怒，以为这是贾、赵在意气用事，罢贾易知宣州、赵君锡知郑州，吕大防、刘挚趁机提出“两罢”的建议，于是苏轼也被出知扬州。元佑七年（1092）三月，三省拟除程颐馆职，因苏辙的反对而没有成功，改为管勾崇福宫。当年九月，苏轼再次自扬州召回，出任兵部尚书兼侍读，进而除吏部尚书兼侍读。监察御史董敦逸、殿中侍御史黄庆基同奏道：“苏轼昔为中书舍人，制诰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辙相为表里，以紊朝政。”
宰相吕大防知道高太后一定会庇护两苏，上奏道：后朝纠正前朝政事缺失，“盖事理当然尔”，“言事官用此以中伤士人，兼欲动摇朝廷，意极不善”。苏辙也上疏为自己辩解。于是董敦逸、黄庆基分别被罢为湖北、福建路转运判官。
洛党利用司马光的影响，总想将蜀党势力驱逐出朝廷；蜀党人数虽然不多，却因有高太后的支持，始终没有被攻倒；朔党人多势广，他们一面攻击范纯仁，一面在洛、蜀两党相攻中趁机左掠右取，扩大势力，其首领刘挚于元佑六年（1091）二月除为右相，王岩叟除为签书枢密院事，赵君锡也恢复了御史中丞之职，梁焘则早已升任为翰林学士。朔党在朝廷里势力的膨胀，引起左相吕大防的不安，也为其他各党所侧目。
高太后对蔡确一直怀恨在心，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一次，她明确告诉近臣：“蔡确不为渠吟诗谤讟，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确当便死，此事公辈亦须与留意。”元佑六年八月，蔡确母明氏根据“元佑四年明堂赦文，及吕惠卿移宣州安置二年，例与量移”的前例，请求高太后将蔡确量移近地安置，高太后不但加以拒绝，还命开封府将蔡确一家人“发遣”到外地居住。刘挚认为这样做有点过分，吕大防抓住机会，立即将此话奏上。善于察言观色的台谏官，连上十八章弹劾刘挚，言其“徇私坏法，收恩立党”，还揭发他“尝馆章惇之子于府第”。在洛、蜀两党的合攻下，刘挚以“交通匪人，为后日地”的罪名，于当年十一月被罢去相位，出知郓州，其党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也相继被赶出朝廷，朔党受此打击，元气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