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七年（1092）六月，高太后起用没有卷入党派之争的尚书左丞苏颂为右相。苏颂执政，“务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职，量能受任，杜绝侥幸之原。深戒疆场之臣邀功生事，论议有未安者，毅然力争之”。尤其在升降与党争有关的官员时，采取了慎重的态度。苏颂这种“一碗水端平”的做法，当然不为吕大防和各党所高兴，故为相不到一年，就以“稽留诏命”罪被罢去相位，出知扬州。翌年七月，高太后将为政比较持平的范纯仁再次召入为右相，以牵制左相吕大防的势力。“元佑党争”至此已经接近尾声，各党“自相攻残”（刘挚语）的结果，造成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矛盾重重。那些失去权力的变法派，正在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元佑诸臣将为自己的争权夺利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元佑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元佑更化”宣告结束。高太后听政期间，绝大部分新法被废除，与新法伴生的一些弊病固然得以纠正，但受党争的影响和利益的驱使，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废除了许多不应该废除的新法。以是否拥护新法划线，打击了一些不应该打击的官员，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对西夏的关系上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被封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元佑更化”，并不值得肯定。
第二节 哲宗亲政
一、哲宗“绍述”
高太后去世后，十七岁的哲宗亲政。在哲宗与高太后共同听政的九年间，除苏颂一人对他们两人同样表示尊敬以外，其他大臣对哲宗皆若视而不见，无人向他启奏一事。哲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后来曾多次向臣僚言及自己在听政时“只见（大臣）臀背”的窘态。不过，年幼的哲宗很是乖巧，他将这种不满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表面上总是“恭默不言”，害怕得罪高太后可能有被废黜的危险。因为神宗之弟雍王赵颢、嘉王赵頵皆在世，且都是高太后所生，在借口“能立长君，社稷之福”的宋代，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哲宗亲政后，既憎恨元佑诸臣对自己的无礼，也对废除新法和无休止的党争表示不满，决心寻找机会对他们进行打击。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官员已经预感到政治上可能出现的这场风暴，所以当哲宗亲政不久，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抢先奏道：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此国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畏哉？
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灵，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为不少，必将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言，以事离间，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退，亦顺众言而逐之。是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仇疾而欲去之者也，岂有憎恶于其间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惑听者，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此等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
范、苏两人力求哲宗继续奉行高太后在世之政，不要受“奸言”、“邪说”的影响，充分表明了保守派官员对变法派上台的恐惧。但是，哲宗并不理会，且召高太后时期被排斥在外的内侍刘瑗、乐士宣等十人入宫，恢复他们的职位，作为自己的心腹内侍。对政治极为敏感的苏轼，一看形势不妙，主动请求外补，出知定州。
杨畏原是王安石的学生，因政治上的反复无常，人称“杨三变”。在“元佑更化”时，他依靠吕大防、刘挚的帮助，才得以逃过一劫，吕大防还将他除为监察御史，收为自己的心腹。后来杨畏在吕大防的授意下，攻右相刘挚；刘挚罢，又攻右相苏颂；苏颂罢，再攻门下侍郎苏辙，使苏辙不能升任宰相。
杨畏以此被超迁为礼部侍郎。元佑八年十一月，杨畏眼见政治形势大变，立即上疏哲宗道：“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
哲宗召见杨畏，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要他“尽知其详，具姓名密以闻”。杨畏便推崇章惇、安焘、曾布、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人的“行义”，“乞召章惇为相”。杨畏所奏，哲宗“皆嘉纳”，于是授已罢为祠官的章惇为资政殿学士，作为任用之渐，并观察其他官员的反响。
绍圣元年（1094）三月，吕大防罢左相，出为山陵使；范纯仁罢右相，知颍昌府；苏辙罢门下侍郎，出知汝州。与此同时，哲宗拜章惇为左相，除李清臣为中书侍郎，安焘为门下侍郎，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再擢同知枢密院事，蔡京为户部尚书，并追复一年多前已死于贬所的蔡确为观文殿大学士，其他变法派官员也相继得到进用。七月，追夺司马光、吕公着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官，并将司马光以下数十人打为元佑党人。
章惇执政后，引蔡卞、安惇、林希、张商英等人出居要职，有的任谏官，让他们弹劾政敌。科举考试向为左右社会舆论的指挥棒，李清臣所拟当年殿试策题，要奏名进士对元佑之政作出评述，初考官定赞成者之策文居于上列，杨畏为覆考官，将他们全都降至下等，而以赞成煕、丰之政者居上列。
“自是绍述之论大兴”。变法派控制了朝政和舆论后，在章惇、李清臣等人的积极倡导下，被废新法陆续得到恢复，史称“绍述”。
面对朝廷里人人自危的局面，哲宗下诏道：“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布告天下。余悉不问，议者亦勿复言。”但是，变法派并不以此为满足，左正言张商英上言：“先帝盛徳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着、刘挚、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之所勘当，户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作命，无非指擿抉扬，鄙薄嗤笑，剪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愿陛下无忘元佑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以此挑起哲宗和章惇等人对元佑诸臣的仇恨，给他们以更加严厉的打击。
制造文字狱以打击政敌，是专制主义社会惯用的伎俩，过去宣仁太后以此陷害蔡确，现在变法派反过来用到了保守派身上。绍圣元年十二月，由蔡卞等人重修的《神宗实录》成，变法派指斥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等人在元佑时期所修的《神宗实录》多有诋诬，结果三人皆被贬官，流放边远州郡。元符元年（1098）三月，哲宗命中书舍人、同修国史院蹇序辰搜集以前司马光等人的所有奏疏和一应文字，汇编成册，一人一帙，共得到一百四十三帙，“悉讨奸臣所言所行”，作为将他们定罪的依据。次年，又应蔡卞、安惇奏请，置“看详诉理局”，重新调查元佑时期的公案，追究在煕、丰年间得罪，到元佑时通过“诉理”而得到“昭雪”之人，以及经办案件的官员。章惇命蹇序辰和安惇负责此事。结果，在这些人中，又有八百三十家以“归怨先朝，收恩私室”得罪。于是“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谣。
在这场“翻烧饼”式的残酷斗争中，除范祖禹等三人外，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苏轼等人也先后以各种罪名被流放到岭南；文彦博、韩维、程颐、吕陶、刘安世、贾易、王觌等数十人被贬官；司马光、吕公着、朱光庭、孙觉、王岩叟等人虽死，也被追夺官职。有些人还被一贬再贬，次数多达三四次。在哲宗的积极支持下，章惇又通过编类元佑诸臣章疏，从字里行间寻找他们“谋逆”的证据，受牵连而得罪的官员达千人以上。蔡京、安惇甚至提议派人赴岭南，“尽杀流人”，因没有得到哲宗的同意而止。但是刘挚、吕大防、梁焘、赵彦若、范祖禹等人后来都死于贬所。当时也有人要弹劾苏颂，哲宗道：“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老。”使他成了惟一没有受到迫害的元佑大臣。
需要指出的是，在变法派中也有个别主持公道的人，李清臣就是其中的一位。史言清臣“起身穷约，以俭自持，至富贵不改。居官奉法，毋敢挠以私”。当章惇要将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全部流放到岭南时，他立即上疏反对，说：“更先帝法度不为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使文彦博等数人得以幸免。后来他以资政殿大学士出知河南府，蔡确子上书诉父冤，企图加害刘挚。“清臣心知其诬，弗之省”，因而被“坐夺学士”。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李清臣能够不顾个人风险，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