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被迫退位，出居显忠寺，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即皇帝位，隆佑太后同听政。十日，改年号为明受，所以这次兵变又称“明受之变”。苗、刘害怕韩世忠、张俊起兵救驾，迫使宋廷任命韩世忠为御营使提举一行事务，张俊为秦凤路总管，只允许他带三百士兵赴任，收回他们的统兵权。又以苗傅为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为武威军节度使，刘光世为太尉、淮南制置使，张浚为礼部尚书，并召吕颐浩赴行在。
兵变消息传出以后，刚出任知枢密院事的吕颐浩从江宁起兵，宣称“事属艰难，岂容皇帝退享安逸？请亟复明辟，以图恢复”。军队抵丹阳，刘光世带兵来会，到平江，张俊带兵来会。韩世忠亦从盐城（今属江苏）引兵至。
吕颐浩与张浚商量后，随即命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进兵讨伐。不久，吕颐浩与诸军会师秀州，苗、刘得知这一消息，开始感到恐慌。四月初一日，在朱胜非的软硬兼施之下，苗、刘同意让赵构复辟，高宗还提议“设盟誓，两不相害”，赐予两人免罪的“铁券”，以示安抚，并以赵旉为皇太子。次日，复建炎年号。但各路“勤王之师”仍继续向杭州推进。初三日，韩世忠的军队在临平（浙江杭州郊县余杭治所）打败了兵变部队，当晚，苗、刘裹挟二千士兵逃离杭州。吕颐浩率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的军队相继入城，高宗“握世忠手恸哭”，要他尽除吴湛等叛逆之人。两日后，高宗罢右相朱胜非，擢吕颐浩为右相，命韩世忠率军队追击苗、刘，并立下重大赏格：凡能生擒苗傅、刘正彦，有官人转承宣使（武阶正四品），无官人授正任观察使（武阶正五品）。五月，刘正彦、苗傅相继在建州（福建建瓯）浦城被俘，后送至建康府处死。历时两月余的这场兵变，至此被彻底平息。七月，皇太子赵旉病死，从此高宗断绝了子嗣。
苗、刘发动的兵变虽然失败，但它打击了腐朽的宦官势力，对投降派大臣也是一次警告，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一场充满了矛盾的兵变：兵变领导人既有其正当理由，也有其个人目的；他们既想夺取权力，又无力控制政局；他们虽然罢废了赵构，但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既不能自己称帝，也不允许另立异姓，所以只能拥立赵构年仅三岁的儿子为帝，并“全赖太后作主”，其政治上的脆弱性不言而喻。在这种形势下，苗、刘两人便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尤其是当时的南宋正处于受金兵严重威胁的存亡关头，苗、刘的行动既得不到赵宋统治集团中大多数人的支持，也不可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加之，苗、刘皆为一介武夫，鲁莽无谋，毫无政治经验，他们完全被老谋深算的朱胜非等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其失败是必然的。
苗、刘兵变以后，高宗慑于舆论的压力，再贬黄潜善为江州团练副使，汪伯彦为宁远军节度副使，皆于原州安置。但是，这次兵变却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教训”，就是必须牢记祖宗家法，严格防范武人势力的崛起，这对后来南宋的政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高宗为增强统治阶级的内部团结和再次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在粉碎苗、刘兵变以后，举行大赦，并连续发布诏令，主要内容有：“举行仁宗法度，应嘉佑条制与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赏格从重，条约从宽。罢上供不急之物。元佑石刻党人官职、恩数追复未尽者，令其家自陈。”建炎三年四月，高宗接受吕颐浩建议，将三省之政合而为一，由宰相共治三省事，以尚书左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相、以尚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右相，改门下、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废除尚书左、右丞。
二、兀术南侵和宋高宗逃海上
建炎三年（1129）五月，高宗在平定苗、刘兵变，并获知“金人军马归回，已离扬州”的报告以后，声言自己“每念中原，未尝终食敢忘”，装出要“经理中原之事”的姿态，以欺骗民心，便由杭州移跸江宁府（江苏南京），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七月十五日，又下诏升杭州为临安府，充分表明他对杭州已情有独钟。
此时，高宗加紧了向粘罕屈膝求和的活动。他先派遣洪皓为大金通问使，赴云中，向粘罕递交国书，书称“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明白表示愿向金朝彻底投降。七月中旬，应知枢密院事张浚奏请，再派崔纵为奉使大金军前使，赴山东挞懒军营乞和。在张浚、吕颐浩的荐引下，将开封府留守杜充以同知枢密院事召回，明显是要放弃中原地区，以偏安江南一隅。杜充在担任东京留守的近一年时间里，秉承黄、汪旨意，完全割断了与河北义军的联系，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样不仅使一支支河北义军趋于瓦解，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对开封的防务。加之黄河决口，造成开封四周一片汪洋，物价飞涨，粮食每升价格高达四五千文，人无守志。杜充南下不久，权东京留守判官程昌以乏粮为辞，率军退还蔡州。副留守郭仲荀也以“敌逼京畿，粮储告竭”为由，率余兵赴行在，而让手中毫无军队的京畿转运副使上官悟权京城留守，留守司至此已名存实亡。
正当洪皓、崔纵两批使者尚在途中时，建炎三年七月末，金太宗完颜晟应兀术奏请，以兀术为统帅，分兵四路南侵。宋廷得讯，急忙于八月二十一日再派京东路转运判官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请求金方缓师。但是金人灭亡南宋的决心已定，对高宗的摇尾乞怜根本不予理睬。金太宗一方面集中兵力于江淮之间，准备渡过长江，生擒赵构，一方面任命已于上年十二月投降金朝的刘豫为京东、京西、淮南等路安抚使，以控制河南局势。同时，在夺取了山东的登（山东蓬莱）、莱（山东掖县）、密州（山东诸城）等地区，稳定了左翼以后，准备同时取海道南下。
在金兵的威胁下，高宗拜杜预为右相，命他负责长江防线，以图固守东南，自己则逃往浙东避兵。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兵分东、西两路渡江南下，前锋迅速抵达长江北岸。在这紧急关头，杜充采取了“闭门不出，隔岸观火”的态度，仅以步骑六万列阵于长江南岸，进行消极防御。当时担任统制官的岳飞坚请出师，但杜充仍然置之不理。待兀术在和州（安徽和县）南面的马家渡渡江时，杜充才不得不派都统制陈淬、统制岳飞等出兵迎战，同时又命王以所部应援。十一月十八日，陈淬、岳飞等正与金兵激战于马家渡时，王率军先遁，陈淬英勇战死，岳飞缺乏援助，被迫退守钟山（南京紫金山）。
金兵大批渡江，杜充带领少部残兵渡江北逃，退守真州（江苏仪征），于是江防尽失。兀术渡江后，首先围攻建康，建康府留守、户部尚书李棁和沿江都制置使陈邦光等献城出降，通判杨邦乂拒不投降，惨遭杀害。这时，杜充还想联合驻扎在泗州、徐州的南宋军队“邀敌归路”，但诸将痛恨杜充的残暴，拒绝听从命令。建炎四年二月，杜充在兀术“若降，当封以中原，如张邦昌故事”的引诱下，竟无耻地投降了金人。
已经逃到越州（浙江绍兴）的高宗，听说金兵渡过长江，大为惊慌，为讨好金人，高宗再次向李纲开刀。当年闰八月，有人曾提出李纲可用，他尚认为：“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国，故不复用。”其评价虽然不公允，但还算有部分肯定。可是到了此时，对已经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昌化军安置的李纲，竟下达了“罪在不赦，更不放还”的诏令，其取悦金人的用心便可想而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高宗接受左相吕颐浩航海避敌之策，仓皇向沿海逃窜。建炎三年十二月，高宗由越州逃到明州（浙江宁波）。兀术攻常州，守臣周杞率军抵御，屯驻在宜兴（今属江苏）的岳飞军前往救援，四战皆捷。金兵转陷广德（今属安徽），再从广德东进，攻独松关（在浙江安吉南独松岭），直抵临安。高宗得悉金兵已经渡过钱塘江追来，慌忙坐楼船逃往定海县（浙江镇海），继而又渡海至昌国县（浙江定海）。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仍然念念不忘与金人议和，命参知政事范宗尹、御史中丞赵鼎留明州，“以候金使”。金人攻越州，安抚使李邺以城降。当高宗准备从海上逃跑时，由于缺少船只，不能载张俊的军队同行，要他留在明州抵抗敌人，但张俊却拒不执行命令。后来在高宗“许以扞敌成功，当封王爵”的劝诱下，才勉强留了下来。待高宗一走，张俊便借“清野”之名，纵兵在明州城内外大肆掳掠，致使“环城三十里，皆遭其焚劫”。十二月二十九日，张俊军队与金兵前锋在明州发生激战，依靠部将杨沂中、田师中、赵密等人率兵殊死战斗，大败金兵，杀死敌人数千人。可是，到翌年正月十日金兵再犯明州时，张俊已无心恋战，他借口高宗要他前往温州扈从，于次日慌忙引兵逃台州（浙江临海），金人遂占领了明州城，历史上被誉为南宋前期抗金战争十三处战功之一的宋金明州之战，就这样以张俊的逃遁而告结束。
建炎四年（1130）正月十六日，金兵攻占明州，高宗已于前一日从海上南逃台州。金兵破定海、昌国，乘船追数百里，企图活捉高宗，由于途中遇上大风暴，被南宋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所率领的水军打败，只得退回明州。二月初二日，高宗的坐船到达温州江心寺，几天后，看到金兵没有追来，才上岸到州治驻跸。
高宗南逃前夕，派杨惟忠率兵万人，扈从隆佑太后自建康往洪州（江西南昌）避难。建炎三年闰八月下旬，太后一行抵洪州，十月底，另一路金兵已从黄州渡江进入江西，守军刘光世部不战而溃，隆佑太后急忙逃往吉州（江西吉安），到太和县，随行将士发生哗变，太后再逃虔州（江西赣州）。金兵一方面在江西扩大侵略，另一方面再分兵两路：一路入侵京西，进抵宝丰（今属河南），但在那里遭到原太行义军牛皋部的阻击，宋村一战，金兵狼狈溃退，部分被掳人口也为宋军夺还。另一路金兵入侵湖南，进攻潭州（湖南长沙），当地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城池虽然失陷，但守臣向子諲仍在城外率众战斗，金人无法南下，才屠城而去。
孤军深入的金兵，在江南既受到部分宋军的有力抵御，又处处遭到民众武装的邀击，战线长，人员补给困难，后方空虚，天气亦即将转热，开始陷入困境。建炎四年二月，兀术声称“搜山检海”已毕，便率领部队从临安北撤。
二月初三日，金兵前锋自明州还临安，临行前放火烧城，大肆掳掠，然后一路上继续烧杀掳掠不止。到临安，“遂纵火，三日夜烟焰不绝”，又“纵兵大掠”，“以卤抗法辎重不可遵陆，乃由苏、秀取塘岸路行”。到平江，“卤掠金帛子女既尽，乃纵火燔城，烟焰见百余里，火五日乃灭”。据记载，仅平江一地，被杀百姓就达数十万人之多。不过，兀术军队在后撤过程中，也遭到了当地军民的沉重打击。在吴江县，浙西宣抚使统制陈思恭率水军邀击于太湖，大败金兵，“几获兀术”。尔后，韩世忠的军队在镇江至建康一线，更是重创金兵。四月，侵入江西、湖南的金兵，也陆续北返。
这次金兵南下的时间虽不长，但所过焚掠，城镇为墟，使江南无数百姓的生命财产惨遭涂炭，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时河南之北皆为金人所有，惟有开封城及其畿邑尚为宋军固守，但守城士兵不满万人，“粮储乏绝，四面不通，民多饥死”。建炎四年二月，城内游寇作乱，焚掠不止，开封遂再次被金兵占领，“自是四京皆陷没矣”。
三、定都临安
金兵北撤以后，惊魂甫定的高宗，从海道循原路由温州返回明州，并于建炎四年（1130）四月十二日进驻越州。为掩饰自己浮海远遁的丑态，他又装模作样地表示要“下诏亲征，巡幸浙西”，实际上却赖在越州不敢离开一步。这时，御史中丞赵鼎在迁都问题上也提出了与李纲相类似的主张，认为：“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经营关中当自蜀始，欲幸蜀当自荆、襄始。吴、越介在一隅，非进取中原之地。”但高宗逃命要紧，根本不听赵鼎的意见。
为加强沿江防线，防止金兵再次南下，高宗起用不久刚被罢去右相的吕颐浩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兼知池州，以朱胜非为江州安抚大使兼知江州，并任命刘光世为两浙西路安抚大使兼知镇江府。面临南宋政权岌岌可危的非常时期，参知政事范宗尹建议：“太祖收藩镇之权，天下无事百五十年，可谓良法。然国家多难，四方帅守单寡，束手环视，此法之弊。今当稍复藩镇之法，裂河南、江北数十州之地，付以兵权，俾蕃王室。较之弃地夷狄，岂不相远？”扩大武臣权力虽非高宗之愿，但为了获取各地义军首领和豪强的死力，只好不得已而从之。于是以京畿东西、淮南、湖北等地为镇，授诸将，以镇抚使为名，兼有本地的政权、军权和财权，以调动他们抗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范宗尹亦被任命为右相兼御营使，再兼知枢密院事。后来，各镇抚使虽因除授非人而被废止，但从此立下了分路防守的规模，诸大将的权力也因此得到加强。建炎四年六月，罢御营司，以其事归枢密院为机速房，而由宰相兼知枢密使。八月初十日，隆佑太后从虔州回到越州。这样，越州便成了高宗暂时驻跸之地。
次年正月，下诏改元绍兴，以寓“绍祚中兴”之意，是为绍兴元年（1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