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累经折腾、一生坎坷且与两宋之交错综复杂的历史有紧密联系的隆佑太后病故，南宋朝廷为“便于修奉”，决定将她就近安葬在一块地形与河南巩县皇陵相仿而又远较那里雄伟、幽邃的墓地，这就是位于绍兴府会稽县会稽山余脉的上皇山麓。后来上皇山（一称宝山）便成了南宋高、孝、光、宁、理、度六个皇帝的陵寝所在地，故后人对它有“南宋六陵”之称。这里的陵寝皆名攒宫，表明不是大葬，只是暂存之意，待收复中原故土后，再迁回巩县祖宗陵园。
十月，升行在越州为绍兴府。但是，要将南宋政权长期建立在绍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南宋皇室和统治集团中的主要官员大批集中到绍兴以后，造成当地物资供应严重匮乏，物价飞涨，甚至一兔的价格也要五六千文，不仅百姓生活更加困难，统治者的奢侈生活也得不到保障。二是绍兴地处浙东一隅，漕运不便，各地赋税无法上贡，财政上出现了严重危机，甚至不得不公开出卖承直郎、修武郎以下官，以充国库。三是久驻绍兴，也不利于高宗打出抗金恢复的旗帜，以自欺欺人。于是大臣们纷纷上疏，指出绍兴并非长久驻跸之地，如中书舍人洪拟说：“舍四通五达之郡，而趋偏方下邑，道里僻远，非所以示恢复。形势卑陋，不足以坚守御。水道壅隔，非漕挽之便。轻弃二浙，失煮海之利。”宰相吕颐浩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到当年十一月，高宗终以“会稽漕运不继”为由，下诏“移跸临安”。绍兴二年（1132）正月，他在张俊等人的扈卫下，来到了临安府。
杭州所以能成为南宋的都城，既有地理上的优势，也有经济上的有利条件。这座城市地处浙西水网地带，纵横交叉的江河湖泊，虽然交通便利，却不利于骑兵驰骋，与建康相比，有所谓“重江之险”，从而大大地增加了高宗的安全感，所以他说：“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得骋也。”对于不想进取，一心只求偏安的赵构来说，这种地形上的优势当是他选择杭州作为都城的最主要原因。从经济上看，杭州地处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连接处，又傍靠天目山余脉，四周不仅盛产粮食、水产，而且也有竹木、山货之利，浙东运河又将它与明州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想获取海外奢侈品也十分方便，丰富的物资供应，基本上可以满足南宋朝廷的各种需要。加之自五代以来，杭州几经开发建设，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跃而成为经济富庶、文化繁荣、交通发达、风景秀丽的“东南第一州”，这对赵宋统治集团也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早在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第一次来到杭州时，就对它产生了巨大兴趣，发出了“吾舍此何适”的慨叹，并立即下令改州治为行宫，以显宁寺为尚书省，开始作建都的准备。
高宗当时所以没有立即以杭州作为都城，那是因为朝廷上下虽然对建都之地有多种设想，但反对将杭州作为都城，主张建都建康（江苏南京）的呼声十分强烈，如建炎三年（1129）二月，迪功郎张邵应诏上封事说：“非保东南，无以为陛下之资；非据建康，无以镇东南之势。建康之地，龙盘虎踞，古称帝都，却倚大江，险实天设；荆湖、巴蜀，实据上流，无事则漕挽足以给费，有警则召兵足以戡难……钱塘僻在海隅，其地狭小，臣恐虏人闻之，谓我弃江淮而退矣。”绍兴五年（1135）春，高宗下诏问战守方略，多数大臣仍然主张驻跸建康，如已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的李纲说：“愿陛下驻跸建康，料理荆襄以为藩篱，葺理淮南以为家计。俟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命诸将分道攻讨，乃为得计。此二者，守备攻战之序也。”参知政事王绹说：“将图恢复中原，驻跸之地信未有过于建康者，岂钱塘、苏、台所可比拟！”其他大臣也有类似主张。因此高宗一时尚有所顾忌，曾下诏表示：“钱塘非可久留之地，便当移跸江宁府。”但经过这次兀术军队的大举南下、穷追猛打以后，高宗深感建康的所谓“险实天设”云云，实在是一句空话。
高宗返回临安府后，还假惺惺地称这里为“行在”，实际上已将它视为首都一样，开始在那里建立起了一整套官僚机构，并下令修建临安城墙和太庙，同时派刘光世、韩世忠在建康、镇江置帅府，屯兵十万，加强江淮一带的军事力量，以拱卫行在。后来，随着宋金形势的缓和，高宗以为来自北方的威胁已经大大减轻，不妨表明一下自己恢复中原失地的决心，遂于绍兴六年（1136）九月离开临安府北上，并于次年三月到达建康府。高宗虽然离开临安，但对临安的治理和营建仍然放心不下，所以将吕颐浩召至行在（当时在平江府），任命他为两浙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临安府。吕颐浩“比至临安，处事甚有绪，豪右莫敢犯禁。时已命百司渐赴行在”，在建康的“留守司，名存而已”，充分反应了高宗人在建康心在临安的实情。
高宗在建康府立脚未满半年，就发生了淮西之变（详见后述），从而加深了他对前线将领的怀疑，再次确信与其定都建康，还不如定都临安来得安全。绍兴七年五月，据直龙图阁、知建康府张澄奏称：“临安、建康均为驻跸之地，而财赋所入多寡殊绝。本府所得，仅支半年，不惟军储窘乏，兼虑阙于供亿，以速罪戾。欲望许依驻跸近例，参酌应副。”既然建康的财政状况如此恶劣，不定都于此也在情理之中。而这时的士大夫们经过在临安生活数年以后，也渐渐地爱上了这片土地，觉得建都临安并非一件坏事，而原先主张“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宜以公安为行阙”的赵鼎，已改口“请还临安”。
绍兴八年二月，高宗返回临安，此时反对以临安为都城的声浪已渐趋平息，于是临安府便成了南宋永久性的“行在所”，实际上的都城。
第四节 南宋初年军队的抗金斗争
一、韩世忠、张俊和刘光世领导的抗金斗争
韩世忠（1089-1151），延安人，是南宋初年主要的抗金将领之一。他出身贫苦，北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应募为乡兵，不久调赴前线，参加了对西夏的战争，多次立有战功。宣和二年（1120）冬，他作为王禀裨将，跟随童贯南下镇压方腊起义。次年四月，方腊败退清溪帮源洞，韩世忠入洞亲擒方腊而出。
金兵南下，韩世忠踏上了抵抗金兵入侵的民族战场，始除前军统制。靖康二年（1127）正月，赵构自相州退到东平，他引兵投奔。建炎年间，历官御营司左军统制、御营司平寇左将军等，在平定苗、刘兵变中，韩世忠军队首先进入杭州城救援，接着又擒获苖傅、刘正彦两人，为高宗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是被擢为武胜军节度使、御前左军都统制。
建炎四年（1130）春，当得悉金将兀术的军队绕道平江后撤时，时任浙西制置使的韩世宗，率领士兵星夜兼程赶往镇江，把军队埋伏在镇江东面长江上的焦山寺，以截断敌人归路。三月十五日，宋、金双方各自出动水师，在江上展开战斗，韩世忠之妻梁氏亲上前线击鼓助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这时江南天气渐热，金兵携带大批掳掠物急于北撤，已无心恋战，而宋军士气倍增，金兵死伤甚多。兀术无奈，愿尽还所掠人口、财物，求韩世忠借道，被韩世忠严词拒绝，又请以名马献，也遭到拒绝，最后宋军把金兵逼进了建康东北七十里处的黄天荡。黄天荡是一条死水港，宋军船队紧紧堵住了它的出口，金兵多次突围都告失败。宋、金两军相持于黄天荡二十余日，“兀术穷蹙，祈请甚哀”。后来，金人采纳一个奸细的意见，另凿入江通道，才侥幸得以逃归。韩世忠领导的这次镇江-建康之战，以八千士兵包围十万金军，前后时间长达四十天，这是南宋建立以来政府军队给金兵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使金人从此不敢渡江。韩世忠由此拜武成感德军节度使，升任神武左军都统制。绍兴二年九月，再以平定游寇功，擢江南东、西路宣抚使，置司建康。
次年三月，韩世忠代替刘光世出任淮南东、西路宣抚使，置司泗州（在江苏盱眙东北淮水西岸，清时州城陷入洪泽湖中）。绍兴六年，改任京东、淮南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江苏淮安）。在此前后，韩世忠一直担负着守卫淮东地区的重任，直至绍兴十一年被收缴兵权。
张俊（1086-1154），凤翔府（陕西凤翔）人，他与韩世忠一样，也是行伍出身，年轻时“好骑射，负才气，起于诸盗”。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才十六岁，就成了县里的一名弓箭手，后随军参加了讨伐南蛮和征西夏的战争。靖康元年（1126），金兵第二次南下，他作为制置副使种师中手下的一员裨将，在保卫太原周边榆次的战斗中，表现颇为勇敢，但因寡不敌众而战败。
赵构在相州开兵马大元帅府，张俊前往投奔，并多次“恳辞劝进”。赵构即位后，任命他为御营司前军统制。建炎二年（1128）至三年，张俊先后参与镇压发生在杭州的陈通兵变和苗、刘兵变。尽管他贪婪、狡诈，军阀习气甚深，但由于对最高统治者善于逢迎，所以被高宗视为心腹。此后数年，张俊主要的任务是平定游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以及防御伪齐南侵。张俊十分害怕与金人作战，除了建炎四年冬天在明州之战中对金兵有所打击以外，平时遇到金兵，总是竭力加以回避，这就是在抗金战场上张俊很少有所作为的重要原因。绍兴四年（1134）十月，张俊改任浙西、江东宣抚使，置司盱眙。五年正月，又改任江南东路宣抚使，置司建康府。
刘光世（1089-1142），保安军（陕西志丹）人，出身将门之家，北宋末年已官至威武奉宁军承宣使、统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虽然很早就在军队中供职，是南宋诸大帅中资历最深的一员，但是他纨绔子弟的习气甚深，宋朝将领的腐朽性在他身上暴露得最为充分，尤其是在害怕与金人作战方面更胜过张俊。
靖康二年（1127）四月，刘光世由别道引兵至济州后，受到赵构重用，被任命为御营司都提举。赵构称帝后，先后改任行在都巡检使、江淮制置使。
又以讨伐军贼有功，晋封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所带领的军队，平时不加训练，军纪极差，战斗力甚弱，一次在讨伐军贼张遇的战斗中，因军纪不整，作为主将的刘光世几乎遭擒。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兵攻天长军（今属安徽），朝廷命刘光世率所部迎战，军队尚未抵达前线，就全部溃散。高宗慑于其在军队中的故旧、亲信甚众，搞不好会出乱子，故不仅不加惩处，反而将他提升为五军制置使、殿前都指挥使。苗、刘兵变平定后，刘光世升任太尉、御营副使，不久又出任江东宣抚使，但他害怕金人，迟迟不肯渡江。九月，隆佑太后抵南昌，刘光世奉命移屯江州（江西九江），以为南昌屏障。十月二十六日，金兵自黄州渡江，时间长达三日，可是他在江州每天与人饮酒取乐，对金人不作防备。金兵突至，刘光世竟丢下军队远遁。
建炎四年六月，宋廷以刘光世为浙西安抚大使，兼知镇江府，然而他害怕金兵渡江，所以不顾朝廷一再催促，就是赖在平江府不走。对于这样一个畏葸不前的庸将，高宗为稳定军队，只得加授他为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才将他打发到镇江赴任。八月，挞懒围楚州（江苏淮安），朝廷命刘光世赴援，高宗给他的手札达五次之多，但他只是消极应付，始终不肯渡江。
诸军中只有通泰镇抚使岳飞前去救援，因孤军作战，不敌而退，刘光世却倒打一耙，诬劾岳飞迁延不进，遂失机会。绍兴元年（1131）三月，刘光世兼任淮南、京东路宣抚使，扬州置司，可是刘光世借口“恐邻寇有疑，或致生事，愿仍领浙西以为根本之地”又拒绝移驻扬州。朝廷无法可施，只得在绍兴三年三月让他与韩世忠更戍，以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屯建康。五年正月，刘光世再任淮南西路宣抚使，置司太平州（安徽当涂）。
历史上，张俊和刘光世都被认为是南宋初年的主要抗金将领，每人拥兵多达四五万人，但贪婪自私、腐朽跋扈，害怕与金人作战，可谓他俩的共同本性。他们所以还能受到高宗的重用，主要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游寇的战争中，尚能为赵宋政权起到一些作用，而作为抗金名将，却是名不副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