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三月，刘光世被召至建康，罢为少师、万寿观使。他的军队果然没有拨给岳飞，而是直属以张浚为首的都督府，由他的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前往庐州节制，并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郦琼，相州临漳（今属河北）人，曾是宗泽手下的义军，宗泽死后，郦琼以勤王为号召而收溃兵南下，到处攻城略地，成为游寇。后来，他投降刘光世，出任统制官，但与刘光世的另一部将王德互不服气，存有矛盾。这次任命一出，枢密都承旨张宗元竭力反对，他对张浚说：郦琼等人畏王德如虎，今使王德官在郦琼之上，将会导致郦琼的叛变。张浚不听，去征求岳飞的意见，岳飞也以为不可。刚愎自用的张浚不仅不接受岳飞的正确意见，反而挖苦道：“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岳飞当即加以驳斥：“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遂以“与宰相议不合”为由，愤然上章乞解兵柄，径自上庐山去为他母亲守丧。
张浚大为恼怒，但一时也无计可施，只得命兵部侍郎、枢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为京西、湖北宣抚判官监其军。后来，岳飞虽然经人劝说还军中，但此举已引起高宗对他的极大不满。
肆意诛杀不听话的将领，是张浚解决矛盾的一贯做法，他待王德、吕祉赴任后，即召郦琼赴行在，密谋罢郦琼兵柄而将他处死，然而消息很快走漏。
于是，郦琼在绍兴七年八月七日抢先一步发动兵变，杀死了中军统制张景及吕祉等有关官员，挟持淮西军四万余人渡淮投奔刘豫而去。侍卫马军司公事刘锜、殿前司摧锋军统制吴锡闻变，急忙率兵追截，到庐州不及而还。
由于张浚措置乖方，急于收取兵权，终于酿成了淮西兵变，使南宋军队遭到巨大损失，淮西门户也因此洞开。九月，张浚在群臣的弹劾下，被迫引咎辞职。临行前，他仍执迷不悟，以为自己所以丢掉相位，是“出入总兵，将近十年，其所施为，不无仇怨”所致，甚至还向朝廷提出“于都督府借差使臣四员，存留亲兵五十人，以备缓急”的非分要求。数日后，高宗再次将赵鼎擢为左相。
对于淮西兵变所遭到的惨重损失，高宗一直耿耿于怀，当年十月，他对赵鼎说：“（张）浚误朕极多，理宜远窜。”赵鼎却为张浚作辩护说：“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陛下安忍使之母子不相保？”高宗却道：“勤王固已赏之为宰相矣，功自功，过自过，不相掩也。”经过赵鼎再三解劝，高宗才从宽发落，只给张浚一个分司南京、永州居住的处分。这时，高宗方明白地告诉赵鼎：张浚平日以兄事你，可是你一旦不作宰相，他挤陷你可谓无所不至，今天张浚得了大罪，你却极力营救，“卿贤于浚远矣”。联系到张浚自建炎以来的一贯表现，尽管后来的抗金态度十分坚决，但个人品质总归欠缺。
五、宋金第一次和议与秦桧再相
随着南宋军事力量的增强，宋金双方的力量对比已逐渐趋向平衡。绍兴二年（1132）夏天，金人眼看不能一举灭亡南宋，便考虑推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策略，以获取战场上不能得到的东西，遂放王伦归报，表示允许和议。九月，王伦回到临安，立即受到高宗接见，因王伦言金人情况甚详，受到高宗的“优奖”。至于王伦向高宗传达了金朝有关和议的哪些内容，因史无明确记载，已不可知。王伦回国不久，南宋立即命左承议郎、假吏部侍郎潘致尧为大金奉表使兼军前通问使，以武经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高公绘为副使使金，这次金人不仅没有将他们两人扣留，而且表示“欲遣重臣以取信”，表现出一定的议和意向。
但是，横在宋、金之间的和议障碍仍然不少：从南宋来说，“君父之仇不可不报”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国内朝野反对和议的呼声非常高涨，加上金人的要价太高，尤其是伪齐的存在并不断与南宋发生战争，使高宗很是为难。
从金朝方面来说，女真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以粘罕（官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宗干（官太保，领三省事）、兀术（官右副元帅）为首的一派与以宗隽（官左丞相）、宗盘（官尚书令、宋国王）、挞懒（官左副元帅、鲁国王）为首的另一派争权夺利的斗争。两派在改革还是维持女真旧制以及在对南宋和战等问题上都有着尖锐的分歧，加上如何处置伪齐政权，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因此，尽管不久以后，金元帅府第一次遣安州团练使李永寿、职方郎中王翊等九人前往南宋报聘，南宋亦相继派韩肖胄、章谊、魏良臣等使金，但是双方总达不成和议，因而“和议中格”。
高宗为了统一南宋统治集团对金和战问题的认识，于绍兴五年（1135）正月下诏前任宰执，要他们将“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绥远之略”，“各条具所见来上”。被询问到的大臣共有吕颐浩、朱胜非、李纲、范宗尹、汪伯彦、秦桧、张守、王绹、叶梦得、李邴、卢益、王孝迪、宇文粹中、韩肖胄、张瀓、徐俯、路允迪、富直柔、翟汝文等十九人。不久，吕颐浩等人陆续奏上自己对和战的意见，令高宗大感意外的是，绝大多数元老大臣，都主张对金人用兵，不仅李纲等抗战派大臣，就是以前力主和议、与李纲有隙的朱胜非这时也认为：“今内外劲兵三十余万，勇气可作，机会可乘。宜于此时进取，无失机后悔。”只有汪伯彦和秦桧与高宗意气相投，仍顽固地反对向金人用兵。
汪伯彦的借口是：“与其急于目前之追袭，不若修政以为善后之计。”秦桧则把抗金的主张，污蔑为“以虚张为强”，并直言不讳地称：“臣前奏乞安慰强敌，当用所获金人，令诸将通其大长书，明言止欲讨叛，而不敢轻犯大国。盖知虚张之无益也。”由于汪伯彦早已声名狼藉，而秦桧却有“乞存赵氏”的美名，故高宗此时已基本上认定，若要与金人议和，非得依靠秦桧不可。绍兴六年以后，随着战争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高宗以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与金人讨价还价，取代刘豫，向金称臣纳贡的条件，更大肆策划与金朝的议和活动。七年正月，何藓、范宁之出使金朝归来，宋廷才得到宋徽宗已于绍兴五年四月死于五国城（黑龙江依兰）的消息。当晚，高宗与刚被擢为枢密使的秦桧进行密谋，商讨议和对策，此后又四次召见王伦，面授机宜。四月，徽猷阁待制王伦、右朝请郎高公绘出使金朝，求见金左副元帅挞懒，借机向金乞和。九月，王伦等渡河见挞懒于涿州，传达了高宗关于“河南之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的乞求。在得到挞懒的默许后，返回南宋。
不久，两人又以“大金国奉迎梓宫使”和副使的身份，再次出使金朝，他们在燕京受到了金熙宗的接见。
在金朝方面，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南宋绍兴七年）夏天，宗隽、宗盘、挞懒一派在与粘罕一派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伪齐原为粘罕所支持，建立七年来，由于它的力量过于脆弱，并不能起到原来所期待的那种军事上的屏障作用，金统治者对它终于失去了兴趣，加之粘罕已于当年七月病死，所以金廷要求废除齐国的呼声很高。十一月，为了扫除与南宋议和的障碍，在宗盘、挞懒的要求下，熙宗下诏废刘豫，降封他为蜀王，金在汴京设立行台尚书省，以张孝纯为权行台左丞相。行台尚书省直属中央尚书省领导，统治汴京及河南、陕西等地，使它仍然成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特殊统治区。
挞懒等人的目的非常明显，他们想用这片土地作为诱饵，迫使南宋政府像刘豫那样向金朝屈膝称臣。
王伦在燕京获得在南宋向金朝称臣、交纳岁币的条件下，金废刘豫，许和议，归还梓宫及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的承诺后，于绍兴八年春天返国。高宗得此消息，大为欣喜，“屈己讲和”的态度更加坚决。左相赵鼎知道高宗的“还太后、梓宫”是假，屈膝求和是真，故向高宗建议道：“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不免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乞召诸大将问计。”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刘大中、枢密副使王庶也以为和议非便，但高宗一概不听。当年春，高宗自建康回到临安，再次起用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以加强主和派的力量。当年五月，王伦与金朝使臣乌凌噶思谋一起前往南宋，正式启动议和谈判。
宋、金议和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遭到群臣的激烈反对。吏部侍郎魏矼，以敌情之不可信为由，拒绝出任馆伴使。秦桧将他召至都堂，问其所以不主和议之意，魏矼认为“敌情难保”。秦桧对他说：“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魏矼回答道：“第恐敌人不以诚待相公耳！”右正言辛次膺七次上疏，力言：“宣和海上之约，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干，兵随其后。今日之事，当识其诈。”韩世忠以为，金人废刘豫，是恢复中原的绝好时机，他请求朝廷全师北伐，自己愿率先出兵迎敌。岳飞面见高宗说：“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甚至首鼠两端的张俊，观望大势，也表示要与岳飞、杨沂中等联合起来，一致破敌。
秦桧为了独掌与金人的议和之权，并趁机排挤赵鼎，一日朝议毕，单独留下来与高宗进行密谈，提出有关与金人的议和之事，全由高宗与他商量着办，不许群臣干预，高宗表示同意。过了多日，秦桧看到高宗对议和的态度依然异常坚决，就拿出了自己的和议方案，高宗“欣然纳之”。为扫除议和障碍，高宗于当年十月先后罢去了赵鼎的相位和刘大中的参知政事，从此开始了秦桧长期独相的局面。于是，秦桧将积极支持和议的翰林学士承旨孙近引为参知政事，任用亲信勾龙如渊、萧振等人为台谏官，命他们专门弹劾对议和持异议之人。
绍兴八年（1138）十月，金朝以张通古、萧哲为江南招谕使，携带金熙宗诏书，偕同王伦南来。诏书不称宋而称江南，不称“国信”而称“招谕”，还要高宗跪拜于金使脚前，接受诏书，“奉表称臣”。这一切，显然是要南宋做金朝的臣子，比原来所谓的“叔侄”关系，更加卑辱。为了迫使南宋政府就范，金人还故意放出空气，说要立钦宗于南京（开封），以与高宗政权相抗衡。
面对金人的嚣张气焰，朝廷上下掀起了一场更大的反对和议的浪潮。
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六次面见高宗，反对和议。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直谏，要求斩王伦、孙近、秦桧之首以绝和议，谢天下，甚至说：“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高宗亲信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权主管马军司公事解潜、步军司公事韩世良也到都堂面见秦桧，对他说：若皇帝受金人之书，行如此屈己之礼，万一军民汹汹，某等实无力弹压。他们又对御史中丞勾龙如渊说：今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在外，吾辈作为宿卫之臣，日后被他们责备，“不知何词以对”？吏部侍郎晏敦复、兵部侍郎张焘等人联名上疏说：“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士不以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窃惑之。”但是高宗与秦桧一切不听，他们罢免了王庶的枢密副使，并将胡铨除名，监昭州（广西平乐）盐仓，决心以高压手段，强行通过和议。
十一月，王伦在入见高宗时，自觉金人条件苛刻，难以向朝廷交待，借口有病请除祠官，可是高宗仍坚持要他将议和进行到底。在朝野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年年底，宋廷借口高宗正在给徽宗守丧，向金使要求由宰相秦桧代行接受诏书的跪拜礼。经过王伦的恳求，总算获金方同意。这样，南宋以向金朝称臣纳贡的代价，换得金朝“赐与”原刘豫所据河南、陕西地，以及归还徽宗梓宫和韦太后、钦宗的许诺。
绍兴九年（1139）春，宋廷擢王伦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充迎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不久又任命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接着，命观文殿学士孟庾为西京留守，资政殿学士路允迪为南京留守。在王伦赴金朝议事后，又命孟庾兼任东京留守，而由河南府路转运判官李利用兼权知河南府。王伦到开封进见兀术，双方交割地界，南宋得东、西、南三京，寿春府、宿、亳、曹、单州及陕西、京西诸州之地。兀术遂渡河回燕京，并将行台尚书省自开封迁往大名。但是，由于宋金在正朔、誓表、册命等问题上一时还达不成协议，尤其是金人对纳贡数量厚有所邀，双方迟迟未能正式签订和议。
尽管如此，高宗、秦桧一伙仍以为投降已经成功，他们一方面派判大宗正事赵士和兵部侍郎张焘一起到河南洛阳去“修奉陵寝”；另一方面大赦天下，大事庆祝，百官加官晋爵，并且要他们进呈贺表。可是吴玠等将领认为，签订这种和议无贺可言，因而拒不上表，岳飞更是拒不接受加官，他说：“窃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论功，取笑夷狄。”高宗、秦桧仍置若罔闻，他们不仅迟迟不敢派遣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四支大军前去接管河南、陕西之地，甚至开始谋划起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