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打算法的推行和刘整之叛贾似道主持朝政以后，经过理宗同意，在各大将和边帅中间，审理他们的军费开支，追交赃款，实行所谓打算法。
贾似道实行打算法，确实有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众所周知，南宋军政不修，武将、边帅的贪污腐败与文臣官员一样严重。他们克扣士兵粮饷，虚报军额、放债、买工、经商赢利等刻剥手段已无所不用其极。宁宗朝时，魏了翁说，武将们“剥下媚上，背公首私。陛差夺于货贿，拣汰挠于请嘱。庸者有输假贷子钱者……或以铁钱兑给，而规其倍称之息，戍兵之愤惋不恤也”。淮东提举常平陈绩在奏疏中指出：“主将克剥至重，莫甚于今日，私役之弊，买工之弊，差使营运之弊，未尝少革。是犹曰公家之事然也。至于屯驻之所，私买田宅，役官兵以为之管干，役军匠以为之营造，竹木砖瓦之属悉取之官。
国家竭民力以养兵，而主将乃竭兵力以奉己。”每次战争，国家都要拿出大量银、绢、缗钱作为对军队的犒赏之用，如开庆元年蒙军入侵川蜀和荆湖北路时，朝廷合计拿出缗钱二千二百万、银十一万两、帛十一万匹给各宣抚司和制置司。次年正月，又奖励鄂州战守将士缗钱三千万，至于给吕文德、高达等主要将领的酬赏还不包括在内。上述钱帛，几乎相当于国家一年以上的财赋收入，可是究竟有多少用在犒赏士兵身上，值得令人怀疑。另一严重弊病是虚报军额，如四川在嘉定年间经过核实的军队是八万二千人，可是理宗朝初年实际只有六万余人，虚报的军额达二万人左右。到理宗朝后期，吃空额的弊病更加严重，据着作佐郎高斯得奏称：“今江淮荆蜀，符籍半虚。
主帅务私资为囊橐，根株盘结，未有能穷其奸利而一清之者。”针对这种状况，朝廷中负责理财的官员，也一再以“核军旅之实为请”，以整治军队中的贪污腐败现象，减少军费开支。这当是贾似道实施打算法的目的之一。
但是，贾似道实施打算法还有其个人目的。
首先是为了立威诸将，排斥异己。南宋后期，连年对金、蒙的战争，使武人势力再次崛起，他们瞧不起文臣、动辄要求犒赏才肯出兵作战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如鄂州之战时，知襄阳高达也在围城中，他恃自己武勇能战，非常轻视贾似道，见贾似道前来督战，就讥笑道：“巍巾者何能为哉！”每次出战前，贾似道必须先要对他进行慰劳，“否即使兵士哗于其门”。另外如大将曹世雄、知峡州向士璧“事皆不关白似道”，有时甚至拒绝他的调遣。贾似道心胸狭窄，对此岂能容忍？所以他决心寻找机会进行报复，以树立自己的威望。惟有鄂州守将吕文德对贾似道显得很尊重，贾似道就把他视作心腹，信任有加。但应该承认，吕文德不仅战功卓着，而且在当时武将中可以称得上是最廉洁奉公的一位。景定四年（1263），吕文德派其子吕师夔将府库所积多余钱财上交国库，使理宗大感意外，他说：“朕但闻阃外仰费于朝廷，未闻朝廷取费于阃外。所请既切，难违其意，可于内截拨二百万，充今年制总籴本。”其次，是妒贤嫉能，防止诸大将分享鄂州保卫战之功。如向士璧援四川、守潭州（湖南长沙），对牵制蒙军对鄂州的进攻多有贡献，这也引起了贾似道的嫉妒。正好有一个皮姓官员从潭州入朝，对向士璧“百计毁短”，贾似道便利用打算法，欲置向士璧于死地而后快。又如赵葵，因战功而深受理宗器重，地位仅在贾似道之下，贾似道以为这对他的相位多少是一种威胁。
再如李曾伯，他与贾似道先后出任过两淮制置使，以后又历任广西经略安抚使、京湖安抚制置使、四川宣抚使、湖南安抚大使等职，在修建襄阳城及加强各地守备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凡“边境之事，知无不言”，因而也遭到了贾似道的嫉恨。
这样，贾似道就企图利用打算法来达到其一箭双雕的目的。打算的结果，诸如湖南制置副使兼知潭州向士璧、沿江制置使副徐敏子和史岩之、两淮制置使兼知扬州杜庶、广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李曾伯等，“皆受监钱之苦”。贾似道还指使台谏官给向士璧、曹世雄、李曾伯等安上了其他罪名，最后向士璧、曹世雄被迫害致死，李曾伯、史岩之被罢官，还有一些人被投入监牢追赃。赵葵、高达等人，因打算不出什么问题，加上得到理宗的庇护，总算放过不问。
应当指出，打算法如果实行得公平合理，对军政的整顿确实不无作用，但是武将、边帅都兵权在握，又处在战争时期，若对他们认真实行起来也有一定危险性。加之贾似道包藏祸心，打算者与被打算者之间存在着个人恩怨，所以打算法不仅收不到积极的效果，反而产生种种严重恶果，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的叛变，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刘整原是金朝邓州（河南邓县）人，金末投奔南宋，成为荆湖制置使孟珙手下的一员骁将。后来刘整随四川宣抚使李曾伯入蜀，在抗蒙战争中又屡立战功。景定元年（1260）四月，升任潼川路安抚副使知泸州。早年俞兴以成都路安抚副使守嘉定（四川乐山），遭蒙军围困，刘整率军前往救援，俞兴不亲自送迎，也不去军营犒劳，只派属吏以羊酒馈送而已，“整怒，杖吏百而去”，从此两人结下了冤仇。是年秋天，刘整又大败蒙军于泸州，颇受理宗称赞。这时已经升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鄂州、夔路策应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的吕文德和四川制置使俞兴对北人能立功如此，心中有所不甘，又不满于他的“恃才桀傲”，故在上报战功时将他降为下等，刘整获知大怒，与俞兴结怨更深。
由于俞兴已于景定二年四月升任四川制置使，刘整成为他的部属，俞兴就派人到刘整处“打算军前钱粮”。刘整知道自己免不了要遭到俞兴报复，便于当年六月，以泸州等十五个州郡，共三十万户投降蒙古。此后，刘整受到忽必烈的重用，被授与夔府行省兼安抚使，成为攻取襄樊、力主灭亡南宋的主要将领，给南宋政权带来了巨大的祸害。
第二节 公田法和推排法的推行
一、公田法推行的历史背景
南宋为应付对外战争，一直保持着庞大的兵力，所以对军粮的需要量甚大。但由于税籍管理混乱，地主逃税严重，水旱灾害频仍，加上战乱的破坏，南宋政府通过二税而获取的粮食不多，军粮供应主要依赖于和籴。
南宋中后期，和籴数量越来越多，困难也越来越大，其主要原因是给价太低，又大多以楮币、度牒充数，而楮币严重贬值，度牒卖不出去，所以早在淳熙元年（1174），就有官员奏称，名为和籴，实则“与白着（取）一同”。许多地方的和籴已经成了一种科敷，其负担之重，不仅使一般自耕农苦不堪言，也使一些大户破产，刘克庄说：“增额抑价，浙中巨产化为下户者十室而九。”他的话虽不免有些夸大，但和籴已严重动摇了南宋的统治基础却是事实。此外，和籴中弊端百出，地方官借和籴之机，用市斗籴粮，加收耗米、斛面，以增加收入；胥吏则百般索取，更加重了民户的负担。还有和籴的摊派也很不合理，重担主要落在贫弱户和中、小地主的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限田之议，有人甚至要恢复井田制。宁宗朝的叶适则提出了“买田赡养诸军”的建议，以保证军粮供应，免除和籴负担，缓和土地兼并，企图做到一举三得。端平元年（1234），刘克庄也提出了类似建议，不过他不主张回买田亩，而主张对大地主强制征籴，“令所居郡县，各按版籍，十籴其七，若傍郡邻县之侨产，则全籴焉。籴十年止，十年之外，国用少纾，则给其值”。这些都是推行公田法在思想上的渊源。
北宋末年，到处实行括私田为公田。韩侂胄被杀后，朝廷没收了他及其同党的田产，置“安边所”，每年收入米七十二万余石，钱一百三十一万余缗，其后“军需边用，每于此取之”。淳佑七年（1247），有人提出将天下废弃荒地和公有土地“开为良田，裨国饷”。理宗命史宅之领其事，在江浙诸州括公田，置“田事所”，将“一应天下沙田、围田、圩（田）、没官田等并行拨隶本所”。这些则可以看作是公田法在具体执行上的渊源。它们都为公田法的推行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由上可知，早在贾似道推行公田法之前，这项措施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处于萌芽之中。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并非贾似道可以凭空想像出来，也不能因为在执行中存在一定问题，就对公田法作出全面否定。
二、公田法推行的经过
理宗朝后期，宋、蒙战争全面展开，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财政危机空前严重。这时南宋政府对和籴的依赖之深，已达到“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的程度。为了能使和籴继续下去，只能大量发行楮币，而滥发楮币的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以少量楮币和籴，仍等于科配，终于陷入不可自拔的怪圈。
景定三年（1262），正当理宗和右相贾似道被造楮、和籴、军粮供应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之际，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先后向他献上回买公田之策，并很快为贾似道所采纳。四年二月，在贾似道的指使下，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虙和张睎颜上疏说：三边屯列，非食不饱，诸路和籴，非楮不行。既未免于廪兵，则和籴所宜广图；既不免于和籴，则楮币未容缩造。为今日计，欲便国便民，而办军食、重楮价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计顷，以品格计数，下两浙、江东西和籴去处，先行归并诡析，后将官户田产逾限之数，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每岁可收六七百万石之米，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矣。
这就是实施公田法的基本措施和目的。
推行公田法，直接关系到众多官僚地主的利益，理宗不免有些犹豫，经过贾似道力争，理宗才勉强同意推行，但以春耕刚刚开始为由，主张推迟到秋收后再施行。贾似道“愤然以去就争之”，理宗只得下诏肯定回买公田的“良法美意”，决定先试行于浙西平江（江苏苏州）、嘉兴（今属浙江）、安吉（浙江湖州）、常州（今属江苏）、镇江（今属江苏）、江阴（今属江苏）六州，然后再推广他路。贾似道带头献出浙西田一万亩作为公田，理宗之弟嗣荣王赵与芮、浙西帅机赵孟奎皆相继投献或投卖，“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发一语”，反对的浪潮暂时被遏止。于是设立“官田所”，以刘良贵为提领，陈訔为检阅，六个州郡的长官兼任回买公田的专官，副以监司、州郡属僚和罢任官员。
颁布奖惩条例，完成得好的升官奖励，推行不力的则遭劾罢。景定四年六月，在上述六州买得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刘良贵、陈訔及六州官员分别得到进秩奖励。
最初回买公田的对象是官户逾限之田，按《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八《田格》记载，官户免差科的土地限额为：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以下依次类推，至九品为五顷。公田法规定，品官必须将逾限之田的三分之一出买充公田，“无官之家亦以九品之限与之”。由于品官逾限之田不足以充公田之数，故稍后即将回买范围扩大，回买比例增大，凡占田超过二百亩的，不论官户、民户，都要买逾限田亩的三分之一，最后又降至百亩之家也不能免，使回买实际上成了“派买”。
所买田价依照租额高低而有等差，亩起租满一石的偿二百贯，九斗的偿一百八十贯，八斗的偿一百六十贯，以下依次类推。买田满五千亩以上的，给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的，银半分，官告、度牒各三分，会子三分半；一千亩以下的，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以下的，全给会子。但实际上每租一石只给四十贯，一半是度牒、官告，“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即使是这样少的一点公田买价，国库也无力支付，于是在推行公田法的同时，下诏每日增印会子十五万贯，用以回买逾限之田。公田回买完毕，设立平江、嘉兴、安吉、镇江常州江阴四个“分司”加以管理。由选人担任分司官员，他们任满后可以理为“须入”。每乡建官庄一所，庄官“以富饶者充应”，每二年一替，负责征租和运送租米。公田租额比私田减收百分之二十，不许多收斛面，以示优待，若遇旱涝灾害，则另议租额。咸淳四年（1268）又取消官庄，改为召佃，或一二千亩，或数百亩为单位，招人承佃，再由佃主分佃给其他佃农，佃主代替了原来庄官的责任，分司只负责催租。由于催租的工作极其艰巨，所以各分司都增设了差催官。
德佑元年（1275）三月，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后被贬黜，元军已进至长江以南。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官员群起而攻击公田法，朝廷遂下诏说：“公田之创，非理宗之本意。稔恶召怨，最为民苦，截日住罢。其田尽给付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稍后，鉴于“秋成在迩，饷军方急”，又下令延迟一年归还原来业主。但南宋政权尚没有来得及废除公田，元军已占领了临安府。
三、公田法的积极作用和失败原因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带头投献自己的土地，想行一事而兴五利，以挽救社会危机，实现富国强兵，主观愿望是为了南宋政权的根本利益，出发点不能说不好。公田法前后共推行十二年，它到底收了多少租米，解决了多少军饷，对减少楮币发行、缓和土地兼并有何影响，虽然缺乏具体数字，但其积极作用却不可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