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西式话语依然狂轰滥炸国内批评界的同时，学界已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现象的负面效应，于是，经过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实践，这种现象渐趋改观。我们的批评界也出现了微调，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开始受到重视与认同。当年“学衡派”干将梅光迪、胡先啸、吴宓等人皆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他们从西方回来之后却大力倡导中国文化，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一思想虽然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显得有些过于保守和不合时宜，但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偏激行为确有中肯批评之“纠偏”功效。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尊崇传统文化的新气象不是未了解西方之前的盲目尊崇国粹、闭关自守的夜郎自大和井底观天式的对传统文化的虚妄自恋，而是在打开国门，“走出去，拿进来”，对西式批评有了一定了解和话语碰撞之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学和批评的精华与睿智。在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转型这一历史时期兴生的新文化批评，彰显了对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切实关注，如对文学的文化修辞论阐释、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关注，以及现代传媒文化批评、当代思想文化批评等。批评家们在更为宽阔的批评视野中为我们呈现出了一条批评的新路向：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在解构文学的社会历史内容与文学的学科边界过程中，沿着语言-文化的轨迹建构着自己的批评空间，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及西方人文科学话语保持互动关系。
第三节 文学类学术期刊：批评重镇的坚守与生存境况的尴尬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学类学术期刊一直是官方密控的学术喉舌。不论是官方的出版机构和杂志社，还是民间出版者都试图超越尴尬的处境，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当代文学，并日渐彰显出不可小觑的左右文坛的力量。在这样一个“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双赢的时代，文学类学术期刊虽仍为学术重镇和批评要塞，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和媒体批评的挤压下，面临着坚守学术品格与摆脱困窘生存现状的尴尬处境。毋庸讳言，这既是学术界面临的众多问题的一个缩影，也是学术资源分配、学术成果评价、学术奖项颁发、学术职务评聘等多重因素影响的显在结果。
不可否认，在量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制约和牵引下，一些学术刊物缺乏持久繁兴的内在生命力。这种内在生命力不在于学术刊物与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联合举办名目繁杂的研讨会那样的表面热闹；也不在于通过联合办刊、栏目共建、软性（变相）和硬性（公开）收取版面费等出于增加经济收入的真实意欲而制造的繁华盛景；更不在于经由各种学术公关活动提高所刊论文的转载率而跻身核心期刊行列等荣耀做派；而在于通过推介富有时代性、前沿性、创见性的学术含金量较高的论文，切实有力地促进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学术刊物的办刊宗旨、论文的遴选标准、编辑的学术素养与批评趣味等都是推动学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一些刊物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以显性或隐性收取版面费的方式刊载质量平平甚至低下的文稿，这已经成为学术圈里“公开的秘密”。一些学人为顺利拿到硕士、博士学位证书，或晋升职称，也都需要在相应级别的刊物发表论文。“卖方”、“买方”各有自己的需求，一拍即合，形成了“金钱换版面”的“潜规则”。于是，一些平庸之作就极可能在权力与金钱的打点下堂而皇之地登载出来。如此一来，留给自由投稿者的学术空间愈发狭小，这又恶性循环地催逼着他们加大学术公关力度。学术“攻关”就这样明目张胆地蜕变为学术“公关”。当然，学术刊物、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只有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密切相互之间的学术关联，方能实现强强联合，进一步开拓文学研究的新时空。不过，现今的这种合作往往变了味，成了权钱开路，利益当道，经济利益与学术利益就这样“鱼和熊掌兼得”了。这样登载出来的批评文章徒增何益？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言：“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故其倡扬“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避之，使数百万如蠹虫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以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但愿梁启超这段醍醐灌顶的警语似当头棒喝，让学人清醒头脑之余自重自爱。
当学术与金钱、权势、人情建立起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发生了连锁反应。各类学术会议原有的交流学术信息与研究心得，进行智慧与观点碰撞的功用相对降低了，不少人极其务实地把它变成了觥筹交错的重要公关场所和交际天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量化评价体系对学术刊物级别的倚重，又给在文学生态圈中的原本就是重要生态链条的学术期刊增加了一方有力的砝码。在此语境下，那些核心期刊和被一些高校评定为权威刊物、一级刊物、A类刊物等较有影响的学术刊物的办刊宗旨、刊物风格、编辑趣味对研究者就具备了更为直接的导向作用。
现在，许多文学研究工作者在确定研究方向、撰拟学术论文之前首先考虑的是能否拿到一定级别的课题，能否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
这种研究思路更多的是以课题评审者和刊物编辑的趣味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指南针，而非从自己深有感触、长期积淀的学术思考中选择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致使个性化的思考、学术的鲜活性不断丧失。在文学生态圈中，政府主管部门、学术刊物编辑、批评家本可进行相互间的观点碰撞与启发，形成发散式的学术发展态势，“众人拾柴火焰高”，而不是现在愈演愈烈的以前二者为中心的向心式研究模态。
学术公关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术品格的丧失和价值追寻的低俗化。学术论文中原创性问题和新锐见解较少，多为怕出政治问题和怕得罪同行的四平八稳、老气横秋的“新八股”。而拼贴式论文写作则充斥着学术泡沫，让人深感低水平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
我们耳闻目睹的多是鹦鹉学舌式的人云亦云，或是热衷于自我复制，带有自恋情结地翻炒昔日研究成果的剩饭。粗制滥造的新名词＋旧内容组装成眩人眼目的论文，这是近年来学界之怪现状，并渐成一种学术时尚和学术捷径。面对这样的学术研究境况，无怪乎有识之士发出反对学术腐败的呐喊。然而，对光怪陆离的学术腐败行为光像过街老鼠似的喊打还远远不够，付诸实际行动才能真正破除种种学术不端行为虚拟的繁荣幻象。
学术刊物评价体系的科学化和合理化是改善学术研究风气的关键一环，然而，学术评价机制的改革确非学术刊物自己能够左右的，需要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和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加强学术考评的科学化与规范化。学术刊物不应为了提高转载率，把工作精力投放到公关和发名家稿上，而应把工作重心真正落实到有益于办好刊物的实际行动中。办刊既要激活管理体制，又不能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迷失航向，而且更须注重学术道德层面的规范，营建新的文学语境下良性运行的文学批评机制，杜绝学术质量庸次的人情关系稿和近乎商业行为的炒作稿。严肃的学术期刊不能沦为学术垃圾处理车间，历史终将无情地淘汰那些缺乏道德自律和学术良知的人炮制出的学术废品和文字垃圾。我们也相信，以刊物为学术核心，盘活各类学术资源，包括鲜活的思想资源和优秀的人力资源，凝聚一批有思想、有才学的批评家，才能保持刊物的学术活力，成为学术锐见与新知的催生者和助产士，推进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健康繁荣。
绝大多数的批评家都是职业批评家，由高校教师、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组成，改革机械的业绩考核和职称评定方式，有利于扭转和避免片面追求量的累积的不良趋向，鼓励他们深入探究，写出有价值的优质论文，推进相关学科的深入发展。高校教师是我国文学批评队伍的重要组成人员，近年来，在诸如争创一流等颇具蛊惑力的口号的鼓动下，各大高校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量化考评指标的风暴中，对高校教师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定量考核标准。文学批评本是人文学科研究者的睿智和性灵的体现，是对思想的闪光点的捕捉。在量化标准的挤压下，那些灵思浮动的批评文字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不少高校教师把写论文、上课戏称为“挣工分”，不少研究者手中本该汩汩淌溢智慧的笔变成了“锄头”，岗位级别、职称、业绩工资、奖金等就是这样靠短平快的“大跃进”式论文写作“挣”来的。
更应引起我们深刻反思和高度警觉的是，这种追赶攀比地制定量化评定指标的行为彰显了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和贪多求全。这些沉迷于制造自我贴金式的虚幻文学盛景的做法也折射出了我们民族的某些精神性痼疾，若未对之保持足够的警醒与重视，继续听任种种揠苗助长行为蔓延，学术界终将自食苦果。人们经常慨叹世道浇漓、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确，倘若一个社会对精神财富的追寻向物质财富的追逐看齐，这既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学界的耻辱。如果我们不希望因功利驱遣徒增学术垃圾而被钉在历史和学术的双重耻辱柱上，那么，就请学术刊物编辑和批评家们自省自励。否则，那些为着各种功利目的炮制出的“煌煌巨制”就有可能成为阿Q头上的瘌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