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繁复杂的跨世纪文学语境中，对文化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视野中的文化生态进行理性观照是必要和有益的。文学活动从生产到消费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活动过程，视野融合是我们所应采取的科学研究姿态。我们主张开展不同视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既保持各自视野本应具有的性质，又进行主动的吸纳、消化和整合工作，以求超越原有的视野，融合形成一种更新、更高、更完善的文学批评视野。文化生态与文学批评的这种“互视”有利于我们拓展研究视阈，充分挖掘文化生态批评等新生批评话语的潜力，激活日趋委顿的文学批评，促进文化生态批评与文学批评吸纳相长、克服己短，更好地营建新世纪繁兴的文学生态环境。
第一节 文化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文学批评
世纪之交，文化批评和生态批评成为学界瞩目的热点话题，而文化生态批评是对这两种研究方法的融合。这一研究思路对文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将生态观念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把文学活动作为生态系统来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跨世纪的文学批评。
文学生态系统是一个以文学活动为中心的开放性的生态系统，包括内部和外部两大子系统。文学的内部生态系统由文学创作、文学传播、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主要环节的运作构成；外部生态系统则是文学作为文化-精神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与人类其他活动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特定文化语境中成为文学内外部生态系统的重要一极，对文学的生态机制、生态关联与理性规约起着较大的制约作用，甚至一度成为主导性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流政治烙印鲜明的意识形态批评和社会学批评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主导模式。这一方面源于苏联文学批评的深重影响，另一方面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发展指南密不可分。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因此，服务并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成为文艺的党性原则。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主力军无疑是社会学批评，而且，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在革命文学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的生衍发展过程中，文学批评留下了一串由社会学批评窄化为意识形态批评的足迹。“文革”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强势联姻导致社会大环境和文学小环境的异化，《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江青的《谈京剧革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于会泳的《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上海革命大批判组的《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文化部写作组“初澜”的《京剧革命十年》等“文革”期间的重要文献全面阐述了政治激进派的文艺纲领与文艺策略，成为“文革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石和话语平台，“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成为不可一世的“文艺宪法”。
“文革”时期，政治标准凌驾于文艺标准之上的做法登峰造极，致使文艺园地一片肃杀荒芜，文艺生态遭受极大破坏。直至“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文学批评的情势仍无较大改观。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关系错综复杂，意识形态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意识形态批评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当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被简化为“统治”-“服务”时，当意识形态批评作为文学批评众多观照维度“之一”被提纯为“唯一”维度时，文学批评的异化也就不可避免了。与此相应的是，文学的创作、批评与阅读都成为了一种政治行为，创作与批评更是由于带上了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而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编织物。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长河中，美学批评虽然一直时隐时现地艰难延续着自己的发展脉络，但绝大多数时候是处于被有意无意搁置和漠视的隐没情状。
从文化生态批评视野考察当代文学批评，可以发现存在不少反生态的文学现象与问题。当代文学批评界一度遵奉的“香花”-“毒草”批评模式就是机械二元对立思维和战争思维影响显着的产物，也是反生态的批评思维模式的典型代表。“香花”-“毒草”批评模式是运用政治性极强的艺术标准辨识社会主义文学与反社会主义文学的伴生物，凡符合社会主义文学要求的文艺作品被封为“香花”，反之则被贬为“毒草”。这种批评模式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首次提及“香花”、“毒草”，并谈到了判别文艺作品是否为“香花”的六条标准：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香花”-“毒草”批评模式遵循的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是将文学和批评高度政治化、阶级斗争化的结果。
“文革”时期延续并强化了“香第六章 碰撞与融合：文化生态批评视野与文学批评视野的“互视”73花”-“毒草”批评模式，合乎当时主流政治话语需求的文艺作品被奉为“香花”，否则就被斥为“毒草”。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在《并非闲话（三）》中将批评家的职能定位于“剪除恶草”与“灌溉佳花”，实为“香花”-“毒草”批评模式的“直接导源”，或者说“就是这种模式的具体形态”。其实不然，鲁迅先生重视批评的“剪除恶草”与“灌溉佳花”功能，但并没有将批评的职能仅局限于这两项。20世纪中期，在强化阶级斗争的紧张氛围中，文艺界一度仅强调位处两极的批评功能，这是对文学批评功能和文学创作复杂现象的简单化认识。虽然近年来批评界很少有人再拿着“香花”-“毒草”的批评标杆，但在一些人的思维惯性中，仍有这样或那样的“香花”-“毒草”式的机械二元对立批评模式在作祟，以致动辄给批评对象上纲上线地扣上政治帽子。在2003年初《江南》杂志刊登小说《沙家浜》引发的文艺争鸣中，就有人给小说戴上“不合理”、“不合法”的大帽子。小说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的形式予以探讨，而不应再挥舞政治棍子进行“棒杀”式的批评。
新时期以来，伴随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批量贩入，文学批评逐步摆脱政治枷锁的束缚，出现了审美批评的回归，一度荒芜的文艺生态也开始焕发生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几十年间盛行的各种批评思潮在短时期内被急速引进到国内，这对处于“喑哑”状态的国内文学界而言，其效应不啻是刮起了一场“西学飓风”。客观地说，一些新近引进的文学批评主张和理论形式确实给我们提供了锐利的批判武器，有助于扩大我们的批评视野、更新我们的研究方法、催生新的批评理论形态。然而，西方批评话语的“水土不服”和批判的矫枉过正，也给文艺生态建设带来了负面效应。我们对多数引进的批评话语只是停留于简单移植的水准，未能与我们原有的理论话语进行有效整合，也未能与中国文学的现实情状有机契合，从而难以形成真正有益的沟通与对话，加之商业取代政治对文化产生强力影响，致使这一时期人文与生态一度游离文学批评界。近年来，批评界涌动着一拨又一拨“追新逐后”的热浪。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初，“后现代”理论被引介之后，批评界对本土文学批评的贫弱现状强烈不满，加之西方强势批评话语的刺激，批评家们的胸臆便澎湃着不可遏抑的命名冲动，一时间冠之以“新”、“后”名称的批评术语开始泛滥：“新写实”、“新感觉”、“新乡土”、“新文化”、“新状态”、“新体验”、“新市民”、“新影像运动”，“后启蒙”、“后国学”、“后现代”、“后殖民”、“后知识分子”、“后结构”、“后文化”、“后乌托邦”、“后人道”、“后新时期”等命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大有话语爆炸、批评狂欢之态势。这种“追新逐后”的独特批评风景以及跟在西方批评话语之后东施效颦地追捧鼓吹各式时髦的“主义”的批评现象，反映了批评家们改变批评乏力现状、追赶批评潮流的渴望，凸显了强烈的言说欲望和巨大的参与热忱。
当然，这也是批评家们对话语权力的争夺与显示。但从中更是映射出了批评家“病急乱投医”的急切浮躁的功利心态，其结果仍然是在西方批评话语的圈套中挣扎。这些自以为是的批评姿态和心态加重了世纪之交“谵妄式失语”的病症，对失之理性与冷静的文坛浮躁和盲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缺少的是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实实在在地做的实干精神。
我们热衷于跟在西方人后面谈论‘现代性’、‘后殖民’、‘全球化’这样大而空的概念，作那种从观念到观念的旅行。”如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批评的狂热追捧就忽略了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批评是建立在现代主义文学与批评较为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而中国的情况则相对复杂得多。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未及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又开始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因子，如拼贴、解构、平面化，以及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的消费意识膨胀，这就呈现出极具混杂性的文学境况。可见，虽然西方批评理念的大量涌入，给我们的文学批评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却没有转化为具有理论造血功能的“干细胞”。
西方文学与批评的发生背景、范畴体系、发展阶段等与我们的文化接受语境均有较大差异，不能简单地移植挪用，而必须结合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情，真正使之中国化，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语境中的文学问题。由此可见，看似闹腾的世纪之交的文学批评并未很好地担纲促进文艺内外生态系统蓬勃兴生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