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的兴起倒是一度典型地体现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携手共进的谐和发展姿态，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要么与文学现象有着一种“隔”的感觉，要么明显地缺席、错位或越位，甚至只是批评界的自言自语，缺乏对多元共生的复杂文学形态有力的话语介入。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冲击下，批评话语逐渐丧失了阐释与批判现实问题的敏感和力度，文学创作与批评似乎规避了对社会和人生应当承担的责任，整个知识界开始了自我反省与学理审思，批评话语受到来自他者和自我的双重拷问。不过，这一时期兴起的文化批评，给日渐萎靡的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能量与活力。戴锦华等少数思想敏锐的批评家已经行走在了文化批评的前沿，他们坚持批判精神与省思立场，敢于面对斑驳多变、繁复杂陈的“镜城式”世纪之交的文化现实情境发言。在文学批评面对瞬息万变的转型期社会现实未及作出有效的思想反映的情势下，文化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切入现实，对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拓展文学批评的视野，对我们从更为宏阔的文化背景认识文学具有借鉴意义。
诚然，文学批评摆脱政治羁绊，回归审美批评，符合文学批评规律，但如果过于强调文学的自足性，而忽视文学与外界的丝丝关联，又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正如笔者在上编第二章《文学形式本体论探析》中指出的，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存在着强调“外因研究”而漠视“内因研究”的弊端，但以“内因研究”取替“外因研究”，把文学作品视为封闭的“符号体系”，也有局限性。文学活动是一个鲜活的生态系统，“外因研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内因研究”存在有机相连。我们既不能把“外因研究”的结论简单挪移至文学作品中，也不能将“内因研究”与“外因研究”对立起来，甚至以“内因研究”来否定“外因研究”的必要性，这两种思路都是有悖于文学生态规律的。
第二节 文学批评视野中的文化生态
现代生态学对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较强的辐射力与渗透性，生态批评的发展对倡扬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丰富文学的批评视角，促进新时代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向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在全球化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甚嚣尘上，出现了跨国文化信息流动的严重失衡，欧美等西方强势文化挤占了以第三世界为主的弱势国家的文化主权和安全，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界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警觉与关注。美国学者R．M．基辛指出，“文化的歧异多端是一项极重要的人类资源。一旦去除了文化间的差异，出现了一个一致的世界文化——虽然若干政治整合的问题得以解决——就可能会剥夺了人类一切智慧与理想的源泉，以及充满分歧与选择的各种可能性”，“去除了人类的多样性可能到最后会付出持续的意想不到的代价”。文小勇在《论文化生态圈与文化安全》一文中提出：“我们已经现实地面临着许许多多理应活跃在这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圈中的文化因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特别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打压之下已经悄悄地远离了我们并永久地消失了。许多民族文化不仅失去了自信心，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创造力，对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文化发展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可以说，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作为现今的弱势文化群体的一员也面临着这样的发展威胁。
文学批评的多元性也应成为文学生态圈的主潮，我们需要确立民族文化自信，敢于并乐于倡导“中国话语”——“一种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话语主体，以汉语言的言说方式与思维机制为深层话语结构、真实地指称着中国民族的当下存在与精神需要、并且对这个民族的一切实践活动能够赋予意义与价值内涵的语言系统”。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言必称西方”，漠视中华文明的精华高妙。
当世纪之交不尽如人意的文学批评现状让人进一步看到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危险和生态意识觉醒的必要时，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精神、文学批评话语的意义也得以凸显。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不难看出，新时代人治疗现代文明病的实质，就在于用前现代的、非西方的思想来补救误入歧途的西方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扭曲，找回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那种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这些言论也许有些偏激和绝对，但的确如叶舒宪所指出的，“知识全球化的新格局到来，本身就是西方思想重新面对文化他者并且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结果，而且也为本土知识分子对自身传统的反思和再阐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参照条件。可以确信，在未来的生态批评日渐高涨的声音中，我们会听到更多的东方思想遗产的回声”。
“这对于我们在西学东渐以来形成的唯西方科学马首是瞻的思维习惯，显然具有挑战性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单纯的西学或中学能迅疾祛除人类数千年累积下的文化诟病，而是要让中西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文学批评话语互为参照、互补所短，携手共创欣欣向荣的文学园地。中西文学批评话语交融的理想境遇应好比步入氧吧，让双方都能呼吸到充足而优质的氧气，而不是在低水平的交流中仅仅制造些二氧化碳。
近年兴生的生态批评就为中西批评话语交流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平台。美国生态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布依尔在谈到建构中国的生态批评时肯定了中国艺术和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并认为这使中国的生态批评家在介入这场运动时具有“十足潜力”。他认为：“中国对现代化的独特经验也将使中国的生态批评家在这一领域里作出卓越的贡献。”韦清琦认为儒、道两家都有关于生态哲学和伦理的精深学说，可以将中国相对而言比较松散零碎的生态思想转换成批评的力量，“踏实而开放地建构中国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不仅能够促进中国和西方在这一领域的交流和互补，也必将为中西文论的对话提供一个绿色的平台”。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生态文艺学并未紧随西方批评话语亦步亦趋，生态批评有可能成为世纪之交中西批评话语交流对话的沟通要道和新的理论增长点，这种建构式的交流本身也是符合生态批评理念的。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浪潮席卷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既有激烈的碰撞，又发生了错综复杂的交融，如何建立一个“和而不同”
的对话机制，搭建卓有成效的多种文化交流的话语平台，是新世纪文学批评界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有研究者指出，从生态学的原理来分析和理解今天地球上的文化差异与共性，探询世界不同文化圈或文化种群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找准自身文化发展的立足点，寻求安全的文化对话与交流机制，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和尝试性的途径。
跨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在崇尚意识形态批评与追逐赶攀西方诗学新潮之间的摇摆不定，日益陷于困顿窘迫的发展境遇。原有的理论资源与批评范式在鲜活的文艺实践面前捉襟见肘，逐步失却了话语权力。自20世纪90年代起，对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及对其发展前景的焦虑徘徊与构想瞻望，渐成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兴奋点。近年来，文艺理论和美学在学科建设中呈现出了注重引入和借鉴生态学观念的趋向，这有益于从文学批评视野更好地认识与展望文化生态，也成为世纪之交文学批评勃兴的新路向之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批评异军突起。作为生态美学应用形态的生态批评首先在美国文学界悄然兴起，并成为迅速向世界扩展的批评浪潮。它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立场与理论向度，在世纪之交的时代趋势与文化语境下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关系进行了反思与探索，为探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动态平衡、和谐发展作出了包孕新的生态审美向度的思索。
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界开始注重西方生态批评思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的结合，自觉运用生态眼光认识文学，积极开展文艺学与生态学的交叉研究。2002年12月1-3日，武汉大学中文系和江汉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文化生态变迁与文学艺术发展”学术研讨会，推进了相关研究课题的深入发展。目前，我国的文艺学与生态学交叉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种思路：一是以研究文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和规律为基本内容的“文艺生态学”。姜澄清的《艺术生态论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这一研究思路的主要代表，其研究的内容和主旨与生态学的学科观念基本对应。二是以研究文艺与人类生态的相互关系为主的“生态文艺学”。以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为代表，主要着眼于文艺与人类生存生态的关系，尤其关注文艺对现代人精神生态的作用。三是以生态世界观对文艺进行生态学审视的“生态论文艺学”。这一研究思路以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代表，主张不局限于对生态文艺的研究和关于生态问题的文艺学，而是把文艺活动置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个人类生态系统之中，以生态思维对文艺的本体特性、人性内涵、生态本源、生态功能和生成规律等进行全面考察，力求建构一种体现生态综合精神和生态价值观念，既切近文艺活动生态本色，又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文艺观。这三种思路的考察重点虽然不同，但都把对自然生态的关注扩展到了社会、文化和精神领域，肯定了人类生存的整体的生态性质，从而把文艺置于人类生态系统之中进行考察。
通过上述对生态批评现状的评析，我们看到了其中包蕴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发展前景。当然，生态批评也存在显而易见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生态学知识运用得庞杂生硬，文学成分单薄稀少。因此，如何将生态学视角与文学批评视角有机结合，将成为目前生态批评要着力解决的重要命题。学界对生态批评一些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仍然存在分歧与争议，相关的术语界定混乱，涉及的哲学、伦理学问题，与当代科技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生态批评还面临着诸如学科资源、学科发展、学科框架等自身建设问题。
可见，我们还应进一步借鉴生态理念，汲取生态智慧，立足文化研究和文学文本分析，建构良性循环的文化生态环境，而非简单挪移生态学术语，这样才真正有益于文学批评功能——预警功能、净化功能、导引功能的更好发挥，实现文学小生境和文化大生境的生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