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艺的生态结构而言，生态位是体现个体或群落生态关联的重要概念，它原指一定的生物物种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中所占有的独特位置。生物体不仅具有生态资源中的生态位——“资源生态位”，而且还具有生态功能上的生态位——“功能生态位”。借用这一视角观照文学活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批评也具有特殊的资源生态位和功能生态位，二者都是其存在需要和生成能力的重要表现。
相对于感性色彩浓郁、个人化倾向显着的文学欣赏而言，文学批评则显然更趋于理性和社会化，是文学批评主体基于文学欣赏所得到的审美感受和阅读体验，根据一定审美观点和评判标准，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进行的一种理性分析和价值评判。文学批评功能的有效发挥有益于确立卓有成效、富有生机的生态机制，促进文学的内外部生态系统形成健康运行的良性循环。而文学创作、文学传播、文学接受与文学批评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又是文学的内部生态系统预设的理想运行状态。文学批评在勾连文学的内外部生态系统，尤其是在促进文学内部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方面有着重要的预警功能、净化功能和导引功能。
第一节 预警功能
世纪之交，我国有关生态环境的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恶性报告”
给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亮出了生态危机的黄牌警告。频次趋繁、间隔缩短、强度渐增的沙尘暴遮天蔽日，连年横行的旱灾洪涝肆虐中华大地，这些生态现象都促人反省我们习以为常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当我们以“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自居自得，恣意挥霍有限的生态资源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恶劣的生态环境也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们。这印证了恩格斯当年的预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文学批评不能再重蹈自然界生态危机的覆辙，待发生了严重生态危机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与反思，再采取应对措施补救，那样为时既晚，代价亦不菲。文学生态系统需要建立有效的批评预警机制，这就要求批评家具有灵敏的辨识力，膺拥警醒的问题意识和锐利的批判精神，拒绝与不良学风沆瀣一气，善于从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引起文学界对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和不良文学现象的潜存危害的警惕与关注，并积极采取有效举措以防患于未然，促使文学生态系统向理想运行状态迫近。
面对日益严重的文学生态危机，我们确当从惯常批评思维模式中觉醒，认识到在文学批评领域树立生态意识的重要意义。这种生态意识应关注长期性的文学生态意义，既回眸历史，又直面现实，更着眼于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反映批评与创作、接受的关系时，不仅要关注文学变化的近期结果，而且应特别关注这种变化的长远结果，尤需注重并防止于文学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不利的变化。文学批评必须对现存严重的生态危机保持警醒与反思，确立文学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观念，重视文学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和文艺生态的严重失衡，使文学批评丧失了应有的品质，不但失却了应具的预警功能，还直接沦为“阴谋政治”的同谋。于是，时过境迁后，“曾经以扭曲的形态处于阶级斗争‘风口浪尖’的文学，随着它所依附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中心的消解而不得不接受边缘化的抛离”。
真正的批评家都应牢牢记取这些前车之鉴，我们祈望睿智的批评声音拉响预警的鸣笛，穿透现今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学界靡风，关注新情势下文学生态危机的症候及其深层原因。当然，我们不能对批评功能作不切实际的放大和奢望，批评家不是高大伟岸、威力无边的文学救世主。文学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需要创作主体、批评主体、接受主体的精诚合作与不懈努力，才能共同营造一方文学晴空。文学批评只有在研究文学生态危机的表面症候的基础上积极深入地探究造成文学生态危机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原因，不为表面现象迷惑，而应保持哨卡般的警惕意识，才能真正对文学可能面临的新的生态危机作出及时的预警。譬如，出版机构、文学学术期刊对作家的思想和精神的无形控制力的增强就是个值得批评界警惕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当我们在为相对自由的写作欢欣时，并没有对“自由的代价”给予足够的警惕，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出版社对写作的时限、特色与集群效应的要求，使作家的自由想象难以施展，商业契约成为作家难以摆脱的红舞鞋”。出版社给池莉的小说取了充满诱惑力和直接欲望化的名字《有了快感你就喊》；毕淑敏也在出版社的建议下把原来中规中矩的小说《癌症小组》更名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拯救乳房》；严虹则应出版社的要求把《听说爱情回来过》更改为《说吧，我是你的情人》；出版社擅自给阎连科的《风雅颂》加上了香艳刺激的小标题……出版机构就这样硬生生地剥夺了作家对自己作品的命名权。文学学术期刊也成为左右文坛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世纪之交制造了一系列与谋取经济效益有关的文学事件。20世纪90年代，《山花》等多家文学刊物与经济效益好的企业“牵手”，成立了“董事会”或“理事会”；《大家》创刊伊始即与企业联手推出10万元文学大奖；《东海》举办了30万元文学巨奖和每千字300元的全国纯文学最高稿酬奖，此后，又推出了“广厦杯”50万元文学征文；1993年10月28日，深圳举办了“19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8部作品成交额达249.6万元；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青年作家柳健伟签约，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对他进行重金包装，将其作品打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销品牌。如果说以前文学是与政治联姻的话，那么现在则是文学与经济的通婚。
文坛的商业气息愈来愈浓重，扩大知名度的炒作意味也愈发明显，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越来越成为一种经济行为。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人们的文学热情受到了非文学非文字传媒的强烈冲击，文学刊物以不断创新的旗号、林林总总的招牌来应对，尽管文学大殿堂不可避免地沦陷为文学小卖部，但这种局部的努力，表明刊物不仅仅是一种编辑行为，而更是一种运作和操作（甚至炒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研究确实都相当贫弱。新时期以来，理论界对文学批评自身的反思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可谓之“批评的批评”。这种对文学批评相对贫弱的现状的拷问，有益于增强批评家的岗位意识和职责确认，有助于文学批评超越故我，更好地实现应有的资源生态位和功能生态位。20世纪90年代的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可以被视为批评话语的一次较为深入的自我反思。
虽然这场讨论收益甚微，但毕竟揭开了貌似繁盛的文学界背后的精神苍白与审美空洞的伤疤，也在不经意间关涉到了文化生态系统的失衡问题，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将人文与生态直接联系起来。这样的自我反思与学术批判本来就应是常规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批评家应秉持的基本学术立场。就像吴秀明指出的：“在文学精英的圈子里，人们老是抱怨这抱怨那，就是没有想到自己。
其实，最可抱怨的还是知识精英自身的先锋性的消退，批判职能的丧失，整体素质的不高。”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批评就像个被迫离家出走的孩子，而这样的“归来”，仅有一、两次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批评家们在文学与批评双重贫弱的现实生存境遇中，如何保持良好的批评心态，坚守严肃的学术立场，激活批评机制，保持鲜活的批评动力，成为世纪之交批评家进行自我身份确认时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批评家的职责态度、岗位意识、历史使命等多个方面。批评家应努力做到既不拘囿于象牙塔内作“大门不迈二门不出”的经院化的学院式批评，又不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迷失航向，而是在不断地敲击拷问文学灵魂和民族精神的同时，时常对镜自省，扣响自己的批评灵魂。批评自身的完善对其预警功能的发挥非常重要，因此，文学批评也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不磨钝批评利剑的锋芒。批评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敢于发难的学术勇气，积极投入文学批评实践。
文学本来就不能滞留于现实层面，而应具有超越性，以审美的方式展望理想，“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星球上。批评的预警功能恰恰符合文学的这一特性。批评家既要有历史意识与现实情怀，更要居安思危，对文学的不良发展趋向保持足够的警惕，能看到繁荣表象下掩盖的深层危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批评界的“刘晓波”现象颇耐人寻味。这位被称为“狂人”的青年批评家在“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言论语惊四座，他痛声疾呼：“中国文坛缺少具有挑战姿态的人物。我痛感中国没人！”“不打破传统，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彻底否定传统的古典文化，不摆脱理性教条化的束缚，便摆脱不了危机。”他为了反传统，而把“感性”、“非理性”、“本能”、“性”、“金钱”等强调到极点。应该肯定，刘晓波通过反思文学唤起我们对中华文化整体存在的“危机感”和“幻灭感”的关注的批评意识是难能可贵的，但他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偏激姿态和企图以西方非理性思潮为改造民族性的精神动力的做法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在事实上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弥漫于全社会和批评界的浮躁心理和焦灼心态推向了高潮。
现今的一些文学批评“充斥着主观武断的随意性，情绪化批评取代了清晰有力的文本分析和现象描述，文本批评和文学批评变成自我表演和展示自我低俗化心性的舞台。昔日那种沉入生命、沉入文化深处的理念，已成为过眼烟云。批评在合谋、无聊、调侃之后只剩下肉麻，而热衷于制造一次又一次的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
我们需要的不是狂热的批评激情，而是基于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的深入考察后形成的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和理性的预警式批评。总之，对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视和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理论高度反思、把握中国文学的批评历史与批评现状，更好地树立问题意识，强化批评责任感，认识文学批评在文艺生态圈和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生态圈的预警功能，推进文学批评的良性发展。
第二节 净化功能
生态学家C．霍林认为，生态系统的“自我控制”实际上包括平衡和恢复力这两类作用：平衡作用用以稳定系统，使其不至波动太大；恢复作用则可以防止系统自毁，确保其一直持续下去。文学生态系统也同样具有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既要在动态发展中平衡自身系统的稳健运行，又要积极修复系统中不协和因素引发的失调，防止系统走向毁灭，这种有助于文学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恢复的“自我控制”集中体现在批评的净化功能上。
我们这里所谓的“净化”不是指其本意的“消除杂质”，“使物体纯净”。批评的净化不等于提纯，也不是在我国一段时期内产生重要影响的以政治标准为唯一导向的所谓剪除“毒草”。我们认为批评的净化功能与文学的多元化是不矛盾的，应努力戒免绝对主义、傲慢自恃、一元独尊等违反生态规律的批评心态，反对运用暴力方式扼杀文学的多样性。每种形态的文学都可以为人类精神文化生态圈的健康运行提供某种动力支撑，因而，企图为所有的人建立一种文学形态的做法就像耐斯所批评的想为所有人建构一种宗教或哲学的做法一样，将造成“一种文化灾难”。
我们主张采用艺术标准、伦理标准、生态标准相统一的价值评判尺度，秉持多元、宽容的批评心态，充分认识并尊重在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背景下形成的差异性文学景观的存在意义和生态价值，净化人的精神心灵所受的“污染”，改善文学生态系统中有悖于生态理念的运行方式，营建健康的文学生态环境。
当科技文明、物欲文化倾轧人的心灵与感情时，在人类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精神生态圈也正面临着“精神污染”的巨大威胁。
人类社会中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正在悄然向人类的精神世界侵蚀。
无怪乎，有人曾放言，21世纪可能是一个精神障碍症流行的时代。
而道德滑坡、价值混乱、行为失范成为世纪之交“精神污染”的主要表征。生物学家、系统论的创始人冯·贝塔朗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是却在征途中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比利时生态学家迪维诺也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愈益严重的问题，人们似乎成了“被追捕的野兽”和“文明病的受害者”。
在人类生态系统的“精神生态圈”中，文学艺术是饱含人类诗意栖居地球的信仰与憧憬的独特风景线。文学批评净化的目标是为了文学系统的整体优化，以期有益于文学生态系统的繁荣和整个精神文明生态圈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