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导引功能
文学活动在整个社会活动中处于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状关系中，而在文学活动这个小生态系统中，文学批评也处于一个动态的网状关系中，就行为而言，体现为创作-批评-阅读的关系，从主体而言，则是作者-批评家-读者之间的互动。生物学家莫罗维茨曾经指出：“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看，每一个生物都是一个耗散结构；也就是说它的存在不是自在自为的，而只是作为生态系统能量的连续流动的一个结果而存在着。”文学批评也是一个耗散结构，并非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作为文学生态系统能量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存在，并在维系文学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与动态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导引功能。正因为文学批评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人曾夸张地认为应将一个时代文学创作所取得成就的一半归功于文学批评。因此，文学批评应该成为创作与阅读之间的桥梁，然而，如前所述，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忽视了人文学科的特殊性，单纯追求量化考评的做法，使众多文学研究工作者倾力追求“短平快”的论着产出，而不利于文学批评生态功能的充分发挥。
的确，文学创作的丰茂和混杂经常给文学批评实践增加难度系数，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创新之作对既定的批评体系、范式、格局、标准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也是对批评家审美味蕾和批评中枢的考验。前几年文坛出现的“《暗示》现象”即是如此。韩少功的《暗示》发表后，在批评界引起了较大争议，有人说这是“一次健康精神运动的肇始”，有人则说它是“一次失败的文体实验”，甚至出现了从作家的精神状态和作品的整体彻底否定作品的批评意见。
黄灯则指出：“韩少功的创新和突破能力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和准备，在现有的批评体系内，批评者批评话语的规矩和对理论的贤良顺从面对《暗示》的桀骜不驯多少有些无所适从。”黄灯还以《暗示》为依托，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进行了思考，切中肯綮地指出了现存的由批评标准的游离、批评对象的模糊及创作的丰富与批评的相对贫乏所导致的失衡、传媒时代文学批评的成长土壤等问题。黄灯认为，批评与创作之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难以企及，创作与批评关系的失调却成了家常便饭。“批评家期待自己的声音能真正引导创作或对创作产生实际作用”，而“真正有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家，面对创作困境时，渴望从批评家处获得有用的建议”，各方对对方的美丽期许在这个创作“贫血”、批评“侏儒”的时代却总是面临一次次的落空。
于是，不少作家公然表示对批评声音置若罔闻，“一心只管写己文，两耳不闻批评声”，甚至有作家公然表示对批评的反感与轻蔑。与此同时，也有批评家一味拿着教条主义的批评戒尺自视甚高地“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创作主体与批评主体之间缺乏真诚有效、彼此尊重的有效沟通，这种互不信服、互不信任的趋势有愈演愈烈之势。作家与批评家仿佛都是但丁那句经典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忠实拥趸。应该肯定创作主体和批评主体各自保持精神自由与创作独立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岛说的“诗必须从自我开始”，顾城说的“相信自己应做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杨炼说的“我要首先记住作为一个人而歌唱”，以及像法国着名文学批评家法朗士所说的——“批评家应当不惮于宣称：诸位，虽然我在谈论莎士比亚，谈论拉辛，而实际上我谈的却是我自己”——那样不无自豪地宣告：“我批评的是我自己。”这些看似狂言妄说的表白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一味强调这种独立自足，并发展为轻慢狂傲，无视或误读真正有价值的杰作，不吸纳富含真知灼见的批评意见，不愿意倾听对方发自心灵的声音，则无法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也无法构筑健康的文学生态环境。只有当批评成为对作家说话、与读者对话和自我拷问这三种声音的和弦时，批评家才能像“作家创造他的读者”一样，创造自己的作家和读者。
在批评的领域逐渐从作品研究扩展到作家研究及包括文学思潮、专题研究在内的文学现象研究的当下，文学批评活动却逐步窄化为批评家的一种职业行为。文学批评应以一定的文学理论为指导，是后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的具体实践，否则难以对文学现象作出历史的、全面的、客观的、公正的、科学的评价。文学批评担负着总结创作经验、发现艺术规律，并在不同程度上充实和发展文学理论的职责。文学批评可以通过对作家作品的深入分析和恰当评价，阐析带有根本性的、规律性的创作问题，指出提升创作水准的路径。用贺拉斯《诗艺》中的话说，批评就仿佛起着“磨刀的作用”，“使钢刀锋利”。
在文学的发展中，批评多起着催生、发现、扶植新生力量，开创一代文学创作新风的作用。在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运动、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蓬勃发展时期，以及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文学批评都曾起过积极的引航领路作用。果戈理的小说《密尔格拉德》
由于抨击俄国农奴制度遭致官方批评的围攻，是别林斯基的《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的有力回击，给果戈理以热情的鼓舞和正确的引导，使果戈理继续写出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一批批判现实主义杰作。文学批评对作品艺术成就和思想意义的科学阐析与评价，能够起到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提高审美趣味和鉴赏能力等作用。就像普列汉诺夫在《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中深有感触地指出的那样，“别林斯基可以使得普希金的诗给你的快感大大增加，而且可以使得你对他的诗的了解更加来得深刻”。虽然文学阅读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经由对作品的直接接触而发生的一种文学交往活动，但其中已然渗透了批评家的评论这一中介因素。故而，豪泽尔视批评家为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中介者”，而且强调“艺术倾向的变化越是激烈，形式语言的花样越是新奇，这些中介者的作用就越重要”。优秀的文学批评在推动文学创作更上层楼的同时，也促使读者的文学素养和欣赏能力同步前进。
文学批评不是纯粹的科学活动和理论活动，而是融入了批评主体的审美憧憬和人生感悟，带有或鲜明或隐匿的褒贬倾向和思想观念，并以审美评价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一种社会评价。正因为文学批评具有审美评价和社会批评的性质，因而可以通过文学批评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按照一定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以及某个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意愿来调节文学创作，引导和培养受众一定的阅读趣味，使文学朝着有利于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需要的方向发展。然而，文学批评的导引功能也可能被野心家们误用、滥用。在极左思潮阴霾笼罩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就一度紧跟并依附于政治话语，拥有超常的话语霸权，批评家手中的笔摇身变为虎头铡刀，口诛笔伐式的文学批评处处闪现刀光剑影，时时散发着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凛凛寒气，这使文学批评离架接作家与读者间的桥梁的作用和推进文学健康发展的预设生态功能相去甚远。
由此可见，文学批评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应努力做到科学总结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的经验，批判低俗的文艺思想和不良的创作倾向，引导并推动我们的文学事业朝着有利于文学生态系统兴生的方向健康发展，这也是每一位有历史使命感和学术良知的批评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我们已经跨越21世纪的门槛，“并且急于为未来进行新的文化选择——在这商海狂涛，严肃文化和严肃文学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对于物质和金钱的关怀远远胜过对于精神的终极关怀的时候，这无疑是一种慷慨的道德承担，勇敢的力挽狂澜，是对人文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冀望我们的批评家克服急躁偏颇的不良心态，从惨淡经营中滋生的迷惘困惑，甚至低迷沉郁的情绪中走出来，披坚执锐，以洋溢的批评激情高扬文学生态旗帜的批评精神，投入到新世纪文学家园的建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