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阶级斗争人为扩大化的时代境遇中，文艺界接踵而至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点燃了相对和平年代的战火。“十七年”时期的文艺批判运动主要有：1950年至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和对萧也牧等作家“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批判等；1954年至1955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对“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文艺界开始大规模的“反右”运动；1958年，再次批判“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反党集团”；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苏两国两党歧见日深、批判修正主义的思想背景下，文艺界又对人性、人道主义展开了批判；此外，还有对“干预生活”小说创作倾向的批判，对阿垅、秦兆阳、刘绍棠、邵荃麟等人文艺思想的批判等。而1966年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则直接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革”期间大大小小的批判更是不计其数。
从“十七年”到“文革”时期，文艺界的战火愈燃愈旺，文学批评也在激进中迷失了正确的方向，由密切配合官方意志完全沦为“帮派政治”的同谋。
笔者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诸多文学批评事件中，选取对电影《武训传》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为个案进行解读，主要是基于批评事件的特殊性质和影响力的考虑。这两大典型的文学批评事件都是由毛泽东本人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的，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大规模文艺运动，确立了其后文艺批判的话语特征、操作模式和批评策略，显示出了将文艺问题越界为政治问题处理的激进倾向。而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则将这种激进倾向推臻至极，并成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如果说，毛泽东从电影《武训传》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中觉察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严重问题而发动了批判，那么，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则要复杂得多，从历史事实和因果链条来分析，似乎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而选择《海瑞罢官》为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突破口。
第一节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电影《武训传》是一部以清末武训行乞兴学为题材的传记影片。
武训的苦操奇行受到清代与民国时期统治者的高度推崇，包括陶行知先生在内的很多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也尊其为“圣人”。《武训传》的拍摄几经周折：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于1947年秋，1948年夏开始拍摄，后因经费问题等原因停拍，新中国成立后再次修改并经中宣部审查同意，由当时尚属私营的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继续拍摄，影片拍竣后经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文化局审查通过，1950年年底上映。编导者认为武训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冀望通过该片“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改政策”，“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好评如潮。据统计，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5月20日，各地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共计55篇，绝大多数都是从正面肯定《武训传》。这些文章称颂武训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农民阶级的先觉者”、“农民劳动模范”，认为他“人格高超伟大”，具有“人类最高的德性”，还有人认为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在影片公映的同时，相关书籍也大量出版，如电影小说《武训传》（孙瑜着）、《武训画传》（李世钊编）、章回小说《千古奇丐》（柏水编）。后来，《大众电影》将《武训传》评为1950年“十佳国产片”之一。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股“武训热”。可见，电影《武训传》问世之初，文艺批评界的主导倾向是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
当时也出现了少数否定武训的文章，如晴簃认为武训是“歪曲中国人民斗争，反现实主义的人物”，史洪认为武训并非革命者，只是“一个社会的改良主义者”。1951年4月，《文艺报》第4卷第4期发表了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栀武训传枛》等批评《武训传》的文章，还重新发表了鲁迅嘲讽武训的宣传者的杂文《难答的问题》，并配发了编者按，希望“大家来注意”关于《武训传》的论争。5月，《文艺报》又刊登了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等批评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文章。《武训传》的上映和对《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宣传和颂扬，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5月15日和16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文艺报》的上述文章，并加了短评，称《武训传》是一部“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为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确定了基调。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参与修改并最后定稿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栀武训传枛的讨论》。社论以尖利的言辞指出了《武训传》问题的严重性：《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社论认为，这部电影涉及一个与中国历史、中国革命有直接关系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重大政治问题。社论同时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社论对电影《武训传》的这一定性加快了文学批评逾越文艺界限，成为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速度。全国各主要报刊都转载了这一措辞严厉的社论，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栀武训传枛的批判》。
1951年5月23日，文化部电影局又发出通知，要求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原先对电影《武训传》及武训其人其行的肯定性评论迅疾从报刊上销声匿迹，代之蜂拥而起的，是在思想立场和批评方法上与社论几乎完全一致的否定性的批判，如胡绳的《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张真的《从创作方法上看栀武训传枛的错误》、《武训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歌颂他？》等。
从社论发表到5月底的仅仅11天中，报刊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就达108篇之多，6月份报载的批判文章数量则翻了四番。不算各报编发的文章，仅以个人署名的文章即达410余篇，至1951年8月底，这类批判和检讨类的文章更是臻达850多篇。6月，江青参加的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联合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考察了20余天。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载了经毛泽东审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
“调查记”是这样为武训定性的：“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进而强调，“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事关电影《武训传》的问题由最初的文艺论争急变为全国范围内急风暴雨的政治批判，48名文艺工作者被公开点名批评，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和所有称许过武训和这部影片的人均作了检查。周恩来和周扬等曾经支持或未阻止过这部电影拍摄、公映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官也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检讨，时任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局长的夏衍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的检讨。8月8日，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栀武训传枛批判》，在形式上对这场持续数月的批判运动作了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