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一次文艺批判运动，用周扬的话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开国以后在文艺领域内向资产阶级思想开火的第一炮”，其实质是一场借助于行政手段开展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由于时代的局限，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蒙蔽了一层厚重的政治帘幕，出现了对批评对象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倾向，甚至有的批评将《武训传》的错误提升到反对土地政策、反对抗美援朝、反对镇压反革命的层面，助长了文艺界“左”倾思潮的发展。即便如此，这场批判运动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虽然编导者的初衷是希望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有所贡献，但电影《武训传》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宣扬封建文化、赞誉奴隶品格的负面作用。那些称赞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也多是“从抽象的伦理道德观，而不是从社会历史观出发来评价武训其人其事的，而他们所持的伦理道德标准又往往深植于传统文化思想，其核心就是‘仁义’精神”。不可否认，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歌颂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文艺工作者缺少理解和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观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能力。
正如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栀武训传枛的讨论》指出的，文艺工作者并未形成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自觉意识，就连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着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因此，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观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在新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和学术界传播的重要“课堂”。黄曼君认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思想性质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非历史的伦理道德观的批判；从批评史方面说是社会历史批评同传统的道德批评的冲突。黄曼君还指出，尽管在对《武训传》的批判中还存在简单、肤浅、生硬的弊端，但是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评价文艺作品和历史人物相对于传统的道德批评而言仍是一个较大的进步，促使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方法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革。
毛泽东之所以兴师动众发动全国范围内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绝不仅仅是关于武训和影片的评价问题，而是出于对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焦虑。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通过这部电影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反响看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亲自参与修改审定的社论，从阶级斗争出发，将起初局限于文化艺术领域的正常的学术讨论升级为规模宏大的政治批判运动。作为在1949年以后初次展开的大规模的具有明显激进色彩的文化实验，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形成的基本“经验”与运作模式在其后的批判运动中得以延续，为文艺领域的批判运动开了“先例”。社论和其他批判文章昭显了其时主导批评话语的基本特征，并对其后文艺运动中形成的大批判文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批评本来还是相当活跃的，如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戏曲改革中反历史主义倾向的讨论等，而且基本上都是限定在文艺领域，并有较好的民主讨论的学术气氛。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则开了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批判、以政治思想斗争代替文艺论争的先河。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思想斗争更多地还是在文艺界内部处理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以批判《海瑞罢官》为标志，文艺思想斗争就成为关乎兴邦亡国的重大问第二节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由于官方不同的政治需要，文艺作品中蕴涵的政治诉求像变形金刚似的被作出了大相径庭的解读。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斗争的殉葬品，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经历了荣辱两重天的命运浮沉。
《海瑞罢官》自身戏剧性的遭遇丝毫不比任何一部情节跌宕、矛盾错生的戏剧逊色。反观《海瑞罢官》事件的前前后后，实在是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政治性文学事件。1959年，毛泽东观看了湘剧《生死牌》和《明史·海瑞传》之后，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要宣传和学习海瑞刚直不阿、勇于直言的精神，并提议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海瑞，写些文章。1959年下半年，明史专家吴晗撰写了《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等多篇文章。吴晗后来又应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约请，七易其稿，于1960年完成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对海瑞形象的处理紧跟了政治形势，与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倡的讲真话、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保持了一致。1961年1月，《海瑞罢官》由北京京剧团正式演出，毛泽东接见主演海瑞的马连良时称赞剧本写得不错。
1959年至1962年间，戏剧界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海瑞现象”，各种剧种的“海瑞戏”有数十部之多。吴晗的《海瑞罢官》本是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应约而作的，当时也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嘉许。孰料，时隔四年，“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政治形势却风云突变，毛泽东把歌颂为民请命的清官的“海瑞戏”与庐山会议后发生的彭德怀被罢官在党内外引发的不满政治情绪联系起来，完全改变了对“海瑞戏”的态度。于是，同是那出《海瑞罢官》，此时又被作为反动典型惨遭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栀海瑞罢官枛》（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戚本禹的《栀海瑞骂皇帝枛和栀海瑞罢官枛的反动实质》（1966年4月2日《人民日报》）、关锋和林杰的《栀海瑞骂皇帝枛和栀海瑞罢官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196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等一系列带着浓重血腥味儿的“棒喝”式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
当江青和康生把剧中的海瑞与现实中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把海瑞罢官同彭德怀被罢官联系在一起，向毛泽东进言时，毛泽东默认了他们的看法。1965年年初，在江青、张春桥的策划下，姚文元执笔起草了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栀海瑞罢官枛》。姚文元在文章中指责吴晗“用地主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把海瑞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心的保卫者”“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予以歌颂，“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
姚文元将《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与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出“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叫嚣什么‘平冤狱’”就是“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打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并断然宣判《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评新编历史剧栀海瑞罢官枛》从一定的政治动机出发，将批评对象同现实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是文学批评服从政治需要的产物。
姚文元这篇有来头的批评文章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批判《海瑞罢官》，充分体现了大批判文体的特点。文章结尾提出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在历数了1961年国际上帝、修、反发动的反华高潮和国内牛鬼蛇神刮起的“单干风”、“翻案风”，鼓吹“退田”、“平冤狱”等之后，马上联系《海瑞罢官》中“退田”、“平冤狱”的情节，“上纲上线”地批评道：“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与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的谈话中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并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6年春，戚本禹、关锋、林杰等先后又根据这个口径炮制批判文章，在“骂皇帝”上大做文章。由于不了解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毛泽东的态度，有关部门没有及时通知各地报刊转载，《人民日报》等报刊转载后又试图将问题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过，在毛泽东的支持和江青等人的操纵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是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场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并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胡乔木在1980年3月说过这样的话：在全国范围内，由党中央亲自发动批一个剧本，搞得规模那样大，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这也受到斯大林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由日丹诺夫出面，批了好些作品，但都没有像中国那样搞成大运动。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一部文艺作品作为一次政治大爆破的起爆点”？为什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会如此声势浩大？关键还在于政治因素。除明史专家这一身份外，吴晗的另一重身份是北京市副市长，还与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一起以“吴南星”为笔名撰写了杂文《三家村札记》。再联系毛泽东在1966年2月3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对北京市委的评价——“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场批判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意图就更耐人寻味了。
正是由于吴晗的特殊政治身份，姚文元才在批判文章中将与他相关的文艺问题抬升到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层面，江青等人的真正目的是要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和中央高级干部。1966年4至5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展开了批判，解散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隶属政治局常委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5月8日，江青主持写作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解放军报》）和关锋执笔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光明日报》）两篇文章发表，把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黑店”。姚文元和戚本禹又相继发表《评“三家村”——栀燕山夜话枛、栀三家村札记枛的反动本质》（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评栀前线枛、栀北京日报枛的资产阶级立场》（《红旗》1966年第7期），大力攻讦北京市委。这一系列事件昭显了对《海瑞罢官》批判与政治权力的争夺和重新分配有着密切的关联。
“文革”期间，对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批判同样也是政治权力斗争的需要和结果。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这篇文章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陶铸，指斥陶铸写的《理想·情操·生活》、《思想·感情·文采》两本书宣扬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文采”腐朽不堪。文章称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卑劣的实用主义者”，号召“要洗刷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1969年11月30日，陶铸背负着“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罪名，含冤而逝。从语体层面来说，这些与政治事件和权力争斗直接关联的文学批评事件，催生了大批散发着血腥气息的批判文章。这些文学批评往往断章取义、任意编排、歪曲文意，是批评话语的恶性发展。
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就有一处将陶铸针对不同问题于四处分别讲的话重新组合，以构陷反动罪名：“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另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很明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在激进思潮的左右下，文学批评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漫漶政治疆界，姚文元之类的所谓的文学批评家们以澎湃的政治激情，在异化了的文学批评中实施别有用意的政治指控和人身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