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知识精英以儒家文化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逐步走向现代的20世纪中国知识群体则自觉地选择了以启蒙作为自身的精神立场，启蒙话题始终在当代中国知识界盘桓萦回。20世纪启蒙精神高涨期正是文学升腾期，启蒙精神与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新世纪晨曦已现之际，让我们穿越历史迷障，从话语层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消长流变进行理性审读。
在西方的启蒙概念引入之前，中国旧有的启蒙的意思是“启发蒙昧”，而“蒙昧”则含有未开化、不可分化之意。《风俗篇·皇霸》中说到：“每辄挫衄，亦足以祛蔽启蒙矣。”由此推衍，凡属社会新变、观念更迭、思潮萌生，都可谓之启蒙。现代意义上的启蒙（enligh tenment）概念则源于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进行的启蒙运动，本指“光照”、“启发”，后涵指以理性开启民智。其特点是借助于理性原则，质疑当时的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主张建立开明专制制度或民主政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风东渐的“启蒙”与中国古老的“启蒙”实现对接，西方社会的启蒙理念被中国的先进文化人接受，并在整合、延展的本土化过程中获得了更为宽泛的含义。与此同时，反对传统、以理性开启民智、实现人的解放，逐渐成为启蒙话语的中心议题。中国2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发轫于1898年的维新运动，此后经历了大致三大发展时期：启蒙精神的激荡与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精神的重构与缺失——“普罗文学”兴起至“文革”终结；启蒙精神的复兴与反思——新时期至20世纪末。
第一节 激荡与确立
以人为本、张扬启蒙主义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冲破了绵延千载的“载道文学”束缚人性的藩篱，一转中国文学之发展态势。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突然临世的，其胚胎孕育于近代文学之中。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文化处于变革时期，初步形成了能够迎纳外来文化、努力建构新型文化的时代语境，从而为启蒙话语提供了适宜的兴生土壤和传播环境。五四先驱者将西方启蒙精神与中国文化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将文学革命引入思想启蒙的轨道，提出了启蒙文学。以陈独秀为旗手、《新青年》为阵地，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化批判展开了旨在改造国民灵魂，使之成为具有健康自立、张扬个性的全新现代人格的启蒙运动。
周氏兄弟是启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中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内在脉流建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新文学主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迅作为启蒙主义的坚信者和中国启蒙小说的倡导者，也是中国20世纪前叶启蒙话语的突出代表。鲁迅早年深受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影响，撰写《文化偏至论》，呼吁“启人智”、“张灵明”。在五四新文化浪潮的裹挟下，鲁迅写了彰显其现代启蒙理念的经典论着《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等。鲁迅的文学创作实践，更是凭借艺术形象的力量实现启蒙主张。新文化运动初期，一些抱有启蒙观念的新文学作家创作了一批“问题小说”，这些作品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然而终究失之浅幼粗糙。与之相较，鲁迅不愧为启蒙主义大师。鲁迅一进入启蒙的文化语境，便穿透种种枝蔓问题的羁绊与重围，直逼封建宗法社会价值体系和话语方式的核心，作出了强有力的否定性评判。《狂人日记》是现代中国第一篇启蒙小说，也是鲁迅式启蒙文化策略的典范性作品。
小说所揭示的“吃人”意象真切暴露了封建宗法礼教的本质，但“狂人”只能立于体制和伦理之外反抗“吃人”社会，并最终为社会所吸纳，“赴某地候补矣”（《呐喊·狂人日记》），充分体现了思想启蒙的艰难境遇。鲁迅的启蒙小说重视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始终贯穿着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对自我灵魂的深入挖掘和严厉拷问。鲁迅与钱玄同的“对话”中有关“铁屋子”的象征意象，即对启蒙及其成效提出了质疑。其启蒙小说较多地采用内视线，浸润着他对人性的深厚情感体验。正是如此，启蒙话语的言说与启蒙话语的拷问才形成了一种对话，并生成了鲁迅启蒙小说的艺术张力和丰厚意蕴。当然，这种对话构成并非一成不变，从短篇小说集《呐喊》到《彷徨》，鲁迅关注的中心从侧重揭示下层社会的民瘼病痛转移到深入解析启蒙主体自身的精神人格弱点，并由此探究启蒙多半途而废的深层原因。
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以深刻的批判来反思启蒙话语的话，那么，郭沫若的诗歌则是以一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激情热切呼唤“人”
的解放与觉醒，以期达到无比自由的精神状态。诗集《女神》就是以绝对的自主和自由奏响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以激昂的生命激情冲决了旧传统对人性的压抑和钳制。《天狗》中冲决一切的“恶”的力量和破坏者的形象，正具有鲁迅所呼唤的“摩罗诗人”的人格精神；而《站在地球边上放歌》中澎湃起伏的感情浪潮、恢弘宽广的文化视野和天马行空的审美想象，又是对人的生命力和文学艺术美的一种极致展现。诗作中彻底反抗旧世界的勇气，截然挣脱既成规范和固有成见的姿态，铸造了精神空间极度宽广的“自我”形象，成为五四精神的人格典范。
在时代风云和先驱人士的激荡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了启蒙文学的话语形态。无论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思潮，还是“为艺术”的浪漫主义思潮，都在努力实践着人的自由解放和“人”的文学目标，启蒙话语得到了充分的言说。强烈祈望自由人性的启蒙者在倡导“立人”思想的同时，也在着力实践着建立“人国”的文化理想。五四精神最终归结为民主科学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昭示了中国社会20世纪前期社会与文学的主题：救亡与启蒙。其时，救亡即爱国，启蒙即民主与科学。救亡与启蒙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救亡催生启蒙，启蒙升华救亡。
启蒙话语源生于西方文化语境，面对着中国近现代的文化现实，五四文化先驱进行了多方创造性地转化，以期解决中国的意识危机，但启蒙作为文化运动，毕竟不可能一蹴而就。五四文学启蒙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最终沉淀为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民族的精神符号，对五四启蒙话语的言说，成为20世纪学界的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李泽厚的“救亡”中断“启蒙”论断，姜义华的“理性缺位的启蒙”、汪晖的“预言与危机”的错位结论，张宝明“自由神话”的终结、张光芒的“情理激荡”等理论立足于挖掘五四话语的精神价值，同时也注意到了五四启蒙话语的纷繁和复杂、缺失和偏至。纷繁复杂和悖论叠生的五四启蒙话语，也造成了人们言说启蒙时歧见并存。
第二节 重构与缺失
五四落潮后，个性解放运动举步维艰，苦闷、迷茫萦绕着当时的知识分子。1928年，在社会政治变革的直接推动下，思想革命走向政治革命，文学革命激变为革命文学，太阳社、创造社以文学为社会革命的武器，奋起反抗黑暗的现实，掀起了“普罗文学”潮流，由此至新时期前夕的数十年间，虽然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主义新中国浮出历史的地平线，然而贯穿其间的主流思潮却是基本一致的，都是无产阶级文学思潮。
五四文学启蒙以确立个体意识为核心议题，革命文学则着力宣扬群体意识，这体现了文学启蒙精神在历史演进中的重构。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由个性解放进入了社会解放的时代，“我”的声音更多地被“我们”的声音所取代。人们的思考重心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对人的个体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和发展趋向的探求。后者逐步成为社会与文学发展的主导方向，启蒙的对象——民众，已逐步成为启蒙者学习和服务的对象，“化大众”变成了“大众化”。
作为20世纪3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作家，茅盾开创了社会剖析小说的先河：着力表现重大题材，追求全景式反映社会现实。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显然迥异于张扬个性的五四文学，以茅盾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茅盾的小说，从《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到《子夜》都体现了上述特点，也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长篇小说的一座高峰。在张扬个性解放与宣扬阶级性、民族性的扭结碰撞中，后者不断被强化，最终遮蔽了前者。今天看来，这种更替虽然造成文学的审美特质和作家的创作个性方面有所缺失，但置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却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启蒙文学虽然经历了曲折，但秉持启蒙精神的作家仍或隐或显地延续着五四精神的传统。“兴废系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在这样一个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系于风雨的危急关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自然上升为主要矛盾，文学应时而变也在情理之中。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特点：空前拓展题材规模，广泛反映社会历史内容，深入开掘民族灵魂。文学与沸腾的历史潮流相契相应，体现出强烈的战斗激情和宏阔厚重的力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