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了革命文艺这一主流创作方向，并予以推广提倡。在此政治策略性极强的文艺方针的指引和推动下，这种文学观念得以延续和扩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成了执政党，并未根据新的历史情况，相应调整文艺政策，而是错误估计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延续了战时文艺政策。这一现象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时代背景下日趋极端，“唱中心，演中心”成了文学的主流。
1956-1957年曾经涌现出一批干预现实、表现人性的小说，然而，随着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抬升，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愈加密切，在体制内言说启蒙的可能空间日渐狭小。随着政治化的文艺批判运动的频繁发生，作家和文学活动组织化的完成，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很快隐匿于国家意志的权力话语之中。在“文学为政治服务”原则的指引下，革命文艺与政治携手并行。中国文人充盈着的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政治意识，又加速了吞没文艺与政治边界的进程。“文革”时期，时代政治规范特别显豁强大，“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趋向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态势。
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的种种畸变汇成合力，形成了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景观。在极左思想恶性膨胀造成的特殊政治气候的熏染下，“文革文学”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观念。官方极权的强力监控导致文艺紧贴政治主流话语，不敢越雷池半步，甚至主动谄媚于政治，创作自由和阅读自由受到了极大钳制。相当一部分作家自觉自愿地主动亲近政治，甘做趋时应势的政治附庸，也有一部分作家不自觉地表现出与主流政治、官方意志的一致。文学历经畸变磨难，由“十七年”的密切配合官方意志，裂变为“帮派政治”的同谋，文学的教化功能得到了极度强化，审美功能则相对黯然。以被奉若圭臬、成为一切艺术必须效仿的模板和典范的“样板戏”为例，大到革命英雄典型的塑造、主题思想的确定，小到演员服装上的一个补丁都不得走样的创作及推行模式，使文学的生命力日益萎缩。主流文学为国家意志所异化，成为政治话语的直接美学化，蜕变为反人性、反历史的“瞒和骗”的文学，启蒙精神遭遇重挫。
启蒙话语从“铁屋子”延伸，从书斋走向广场，开始了与民间话语的链接。启蒙者希望通过民间文化的发掘获得启蒙精神本土化资源，得到民众的认同。但民间文化形态本来就是活动的和松散的，随着民间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知识分子的批判空间逐渐缩小。当政治以体制的强制性在公众中推行政治信念时，启蒙话语在公开场合被取缔了言说空间，陷入了悄然无声的失语期。
第三节 复兴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思想解放运动为再度言说启蒙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文学以超前姿态衔接了五四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诉求，以饱满的激情回应了解禁后中国社会的时代脉搏。新时期文学中的启蒙话语从直接参与政治道德批判的国家叙事到反对封建专制和虚拟神权的文化根源的探询，既而在市场文化环境中和“后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开始了自我反省和质询，在传统的启蒙理念中融入了新的内涵。
新时期初始，以现代理性精神为主体，以科学理性与人本理性为旗帜，形成了对“文革”逆流的强烈反驳，形成了以“自省和批判”为特征的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精神借此得以复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人们普遍相信通过人的理智运动，就有可能进入“成熟的状态”，臻达自由境界，启蒙成了整治社会的一剂良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的主流话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知识精英的人文憧憬交融，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目标与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启蒙情怀汇合，时代精神与个体信念得以重新整合。此时，意识形态借助文学对极左路线的拨乱反正，大力扫除陈腐观念，启蒙成为社会的共同话语。全社会一方面倡导科学精神，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方式，有力地批判了“文革”中个人意志和非理性专断的横行；另一方面呼唤人的自由与解放，重新辨思了人道主义、异化等哲学命题，甚至提出以人的概念为基础重新建构处于意识形态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文学主潮可以看出，知识精英在揭示历史伤痕、展示心灵创痛的同时，不断呼唤人的尊严和人性美，强化人道意识、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这种对人性回归与高扬的热忱企盼，复活了五四运动的启蒙责任和人文意识。作家也期望通过启蒙唤醒民众、教育民众，推动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启蒙话语呈现出强劲的复兴态势，启蒙精神也加剧了新时期文学的轰动效应。
毋庸置疑，此时的启蒙思潮无论在目标诉求还是在方式选择上都自觉地遵循着五四启蒙的传统，许多启蒙者也自视为五四启蒙的承继者。反对一切权威和固有成规的启蒙，却在不知不觉中将自身树立成了另一权威。宏大叙事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特征，强大的和声共鸣遮蔽了启蒙的内在分歧。通过启蒙解除原有桎梏的目的尚未达到，却先将启蒙本身变成了镣铐，启蒙文学无形之中造成了无法挣脱的尴尬境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向政治模式提出控诉的同时，却仍在沿用被政治模式框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改革文学”一面破除旧神话，一面又建构了一往无前、无所不能的新的改革神话；“寻根文学”的提倡者找到的中华民族的“根”多是“丙崽”式的无法构筑理想民族文化的“劣根”；“先锋文学”表现的则是对现代社会种种“现代病”的焦灼不安与疑虑恐惧。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借助于政治和道德进行启蒙的本土启蒙话语明显地表现出挣脱本土的要求，自由主义的倾向日渐突出，甚至超出了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范围。20世纪80年代末，启蒙话语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激烈表现被迫终止，激情四溢的启蒙话语成为明日黄花的沧桑历史。至此，启蒙主义面临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商业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全面冲击下，启蒙话语逐渐丧失了全面应对阐述与批判现实问题的敏感和力度，整个知识界开始了自我反省与学理审思，启蒙话语受到来自他者和自我的双重拷问：“对谁进行启蒙？”“谁有资格启蒙？”“启蒙的结果——人类‘成熟状态’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迫使启蒙者自动放弃踌躇满志的高台传道的启蒙姿态。新儒学在大陆的风行、20世纪80年代思想激进者的学术转向、启蒙高昂者的“告别革命”……这些都是启蒙者在话语空间受到挤压后作出的收缩姿态。20世纪90年代初思想界、学术界和文艺界无力对光怪陆离的社会文化现象作出有效评判，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加快了各种力量的分化，启蒙文学开始了更为具体的言说。
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可以被视为启蒙话语的自我反思。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启蒙的初衷不在于“救人”，而恰恰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论有种虎头蛇尾的尴尬，正如王晓明在《人文精神寻思录》的编后记中所谈到的那样，整个讨论的水平明显低于人们的期望，讨论者依然滞停在旅途的起点，为该不该迈第一步而争论不休。但我们也应看到，人文精神的讨论“本身就是以知识界的病态为前提，正好像一个久病的躯体，你怎么能指望它迅速对药物作出健康的反应呢？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精神’讨论的展开过程，本身也是对这论题的一个证明”。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固然涌动着“告别革命”、诀别启蒙的新思潮，但受到多方置疑的启蒙话语并没有退场。《九月寓言》、《马桥词典》、《沧浪之水》等长篇力作中仍可窥见作者百折不回的启蒙心态。民间概念的提出、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讨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倡导，其实也都可以视作启蒙思想的具体实践。
启蒙话语几经涨落，进入20世纪90年代多元共生的“无名”状态后，充斥文坛的是新历史主义对权威历史的质问和挑战，挣脱意义和价值的语言实验，别离理性主义的个人私密写作，宣泄欲望的文本姿态，以及大量洗净凡尘、激情淡出的“闲人”形象。虽有膺怀启蒙精神和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但启蒙话语的言说空间明显受到了多方挤压，面对着市场化、全球化新语境的迫近，面临着质疑、反思以及言说背后的思想困乏，陷入了“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的无法言说的尴尬困顿。它已无意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精神领袖和代言者，更热衷于开拓自我的话语空间，在众声喧哗的新型文化语境中，开始了民间化和边缘化的审美探寻。这种远离中心、坚持独立思考的姿态，某种意义上却是与时俱进、深度介入的明智选择。知识分子以更加清醒和理性的姿态回到自己的“岗位”，以“本位意识”对社会履行文化批判职责。此时，启蒙不再是鹄的明确的理想预设，而是一个充满了未知数的历史事件，一个已经开始还远未结束的历史过程。中国文学的启蒙话语，在逐步拒绝“启蒙的‘敲诈’”，拒绝“必须‘支持’或‘反对’启蒙”的简单处理。
启蒙话语借用文学为工具，以背离传统的批判姿态，确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精神标记，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
“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启蒙作为20世纪影响深广的社会思潮，内部存在着许多不一致和缺乏协同的思想因素。我们应当严肃审慎地评判20世纪的中国文学启蒙话语，因为我们既是启蒙的受惠者又是启蒙的批判者。“作为受惠者，我们不仅要珍惜这份遗产还应发挥其创造转化的功能，进一步为理性精神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播种生根而努力；作为批判者，我们不仅要剖析西方人文主义的曲折内容，而且要针对因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弥漫全球所造成的危机探求解救的方案。”当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观念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将反思者作为反思对象也成为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回眸是为了更好地前瞻，我们祈愿启蒙话语在新的文化语境和历史境遇中，尽快找到与时代精神合拍的对话方式，真正成为照亮我们前行的“理性之光”。
（本章与陈力君合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