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文学批评篇侧重对文学批评的现状和历史进行思考，前三章对世纪之交的文学批评问题进行了考察，后三章以“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为观照对象，对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事件和批评话语进行了反思。第五章《悬置与缺席：世纪之交文学批评的现状扫描与理性反思》从问题意识的匮乏与批判精神的失落、中西文学批评对话与交流的失衡、作为批评重镇的文学类学术期刊面临坚守学术追求与生存艰难的尴尬处境三方面，反思世纪之交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第六章《碰撞与融合：文化生态批评视野与文学批评视野的“互视”》指出在纷繁复杂的新时代文学语境中，对文化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视野中的文化生态进行理性观照有利于我们拓展研究视阈，挖掘批评话语的潜力，更好地营建新世纪繁兴的文学生态环境。第七章《预设与憧憬：对文学批评生态功能的透视》提出并阐析了文学批评在勾联文学的内外部生态系统，尤其是在促进文学内部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方面具有的预警功能、净化功能和导引功能。基于批评事件的特殊性质和影响力的考虑，第八章《在激进中迷失：对两个典型批评事件的解读》从诸多当代文学批评事件中，选取对电影《武训传》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为个案进行解读。这两大文学批评事件都是由毛泽东本人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的，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后第一次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大规模文学思潮论争，确立了其后文学批判的话语特征、操作模式和批评策略，显示出了将文学问题越界为政治问题处理的激进倾向。
而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则将这种激进倾向推臻极致，并成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在话语层面上体现了毛语体的恶性发展。“文革”文学批评畸变为以《纪要》为圭臬，以“三突出”原则和“根本任务”论为核心的粗暴批评，体现了实用理性和非理性的异常结合。第九章《“文革”文学批评的话语风貌》对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革”文学批评话语进行了研究，指出“文革”文学批评话语的表层话语形态和深层思维模式均深受毛语体影响。毛语体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力体系话语，具有一定的政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然而，“文革”时期，毛语体当中蕴含的极性思维与战争文化心理被放大，对其时文学批评的变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了好用两极表述、绝对性语词、战争话语等时代铭纹鲜明的话语风貌。第十章《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话语流变》聚焦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在话语流变中呈现出的激荡与确立、重构与缺失、复兴与反思等不同态势，提出启蒙精神裹挟着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以背离传统的批判立场，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理念的对接，铭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时代印记，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编文学现象篇对一些当代文学（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重点关注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集体写作”、“戏曲改革”、“样板戏”现象，当代审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缺失等文学（文化）现象，以及当代小说创作中的象征与反讽现象。作为国家权力话语的常规表达和重要组成，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权力色彩，并以“三结合”为标志逐渐升腾为文艺生产的主导模式。第十一章《1949-1976年文学的集体写作》指出这种写作方式变更的实质是动用国家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限制并规定写作的权力，即关涉谁来写作、为谁写作、写作什么和如何写作的问题。显性集体写作和隐性集体写作实现了悄然合流，均饱受时代政治话语最强音的浸染，漠视和忽视话语主体鲜活的个人思考，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地改造和征用。
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戏剧的重要性受到空前重视和强调，取代了小说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艺术中心位置，成为深受主流意识形态青睐的重要艺术样式和其时政治权力话语的主要承荷物。第十二章《政治合法性吁求与“十七年”戏曲改革》对“戏曲改革”现象进行了剖析，认为这种戏剧功能的位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吁求。处于文艺中心的戏剧对其他文艺样式产生了较强的辐射力，后者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向戏剧亲近，出现了泛戏剧化的文艺局面。具体表现为小说、诗歌、散文结构上的“场景化”，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戏剧冲突式的情节设置，敌我分明、性格彰显的人物角色塑造，戏剧台词式的人物话语设计等。
戏曲是中国普通民众相沿多年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也是大众最喜闻乐见和最易接受的艺术形式，它应时代召唤，成为发挥文艺宣传教诲功用的最佳形式和政治乌托邦想象与大众艺术样式的最佳组合体。戏曲的集体观看、现场演出这种极富感染力的集体接受方式所特有的群体效应，与更倾向于个体阅读行为的小说、散文等相比，在接受效果的“大同”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政治合法性外衣的笼罩和权力话语的高压态势下，戏曲改革取得的成绩是以戏曲不断被提纯、功能不断被窄化和审美性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忽视为不菲代价的。“样板戏”是“文革”时期最为煊赫的文艺样式，它们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意在勾勒中国无产阶级的辉煌革命历史。第十三章《“样板戏”的革命历史叙述》解析了“样板戏”进行革命历史叙述的主要特征：在显豁强大的时代政治规范下，革命历史记忆经过了政治性滤汰，在人物语言、意象构筑、生活图景等方面刻录着鲜明的时代铭纹；倚重彰显官方意志的宏大叙述，某种程度上也与民间文化立场合拍，共同构筑了提升日常生活政治意义的叙述风貌；在全民狂欢的政治语境中，撕裂旧有文艺霓裳，着力铸造合乎主流政治意图的英雄形象和具有示范价值的理想人格。
人文精神的普遍失落是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发展的桎梏之一，第十四章《人文视野融合与当代审美文化》针对此种现象，提出我们应以人文精神为内涵，从大众审美文化与高雅审美文化视野的融合，以及传统-民族性文化与当代-世界性文化视野的融合这两个密切关联的层面开辟苏生的现实路径，以健康发展的姿态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总体性建构。象征和反讽成为新时期以来一些小说家自觉的美学追求，第十五章《新时期小说的象征模式》与第十六章《当代小说的反讽艺术》分别对小说创作中的象征模式和反讽艺术进行了研究。情节淡化与人物写意是新时期小说象征运用的主要特征，其象征模式呈现出三种主要类型：其一，常态式。在对日常生活进行高度概括式的具象描写的同时，熔铸象征的世界，使现实具象与象征意蕴通达融合。其二，变形式。以一个不避怪诞的外部故事直指哲理内涵，这一哲理内涵即为作品主旨。其三，神话式。
以积淀在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神话观念或宗教观念为象征的深层结构，将现实世界中的故事、人物、结构与神话世界平行对照或镶嵌叠加，从而在整体上实现隐喻和暗示。新时期小说对象征的大胆而富有创意的运用，丰富了当代小说的艺术创作，拓展了当代小说的表现空间。反讽也是繁芜驳杂的中国当代小说颇为引人瞩目的艺术特征，笔者基于反讽的美学意义，从叙述反讽、戏谑模拟、情境反讽、主题反讽和意象反讽五个方面探讨了当代小说的反讽艺术。反讽生成了作品的艺术张力，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内涵，也极大地激活了读者的思维，使作品具有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调侃的叙述、嬉笑的态度、悖理的情境、乖离的意象，这些喜剧性的表征下面是小说家对世界的认真思考、对自我的深刻反省，其智慧性的戏谑、嘲讽中深藏着对人生的艰难、沉重和苦涩的理解。反讽喜剧性的外观非但未能冲淡、消解其严肃性内涵，反而让人在谐谑与喟叹的矛盾中更加深刻地领会反讽的实质。
置身于这个有着诸如媒体时代、网络时代、读图时代、消费时代等多种指称的新时代境遇，在全球化、信息化、技术化、市场化、娱乐化的合围下，文学的处境自然是有些尴尬的。不过，文坛依旧那么喧闹嘈杂和纷繁缭乱，文化娱乐化、文坛戏剧化、文学事件化的趋向也日益凸显。近两年的文坛，闹腾的文学事件就接连不断：着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与“80后”作家韩寒之间围绕“文坛”与“权力”展开的“韩白之争”；由网民“恶搞”知名诗人赵丽华诗歌而引发的关于“废话诗”的争论；先锋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洪峰因沈阳市文化局暂停发放其每月2000元的工资而上街“乞讨”；继2006年岁末“作家富豪榜”出炉之后，2007年又出现了“中国作家富豪榜”、“中国作家实力榜”和“中国最具商业价值作家榜”三大排行榜……文学在沸沸扬扬中似乎越来越成为媒体吸引公众眼球的卖点和大众文化快餐的茶点。
“反思”和“重建”是这些年来频现文坛的关键性词语，笔者不敢妄谈“重建”，只是通过对一些文艺理论问题的检视和对文学批评现状、当代文学（文化）现象的把摸进行粗浅的“反思”。郜元宝曾说，只有“把自己也烧在里面”，才能真正谈得上对“文革”进行研究。其实，任何研究概是如此。笔者在写作中，尤其是讨论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时，也融入了自己的经历、体验与苦痛，确实是“把自己也烧在里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