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语调反讽。语调反讽主要是通过叙述态度与叙事内容、表现意旨的相悖，形成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叙述语调，从而更加突出作者的真实表达意图。其中有的是以冷静平和的态度进行叙述的。如王安忆的《小鲍庄》就是冷眼观世、平淡叙事；何立伟的《白色鸟》则通篇充盈着宁静散淡的氛围，直至卒章的一声锣响和开斗争会的喊声才把读者拉回到残酷、荒唐的现实生活当中。异军突起的新写实小说更是以零度叙述为其主要特色。刘震云在《官人》、《单位》、《一地鸡毛》等大量作品中，将人们耽沉其中的由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组成的生活从容平淡道来，使读者难睹其真实写作意图。《官人》客观叙写了某局一群局级官员的争权夺利，失势的有可能因祸得福，得势者难免会遭遇潜伏的危机。《一地鸡毛》和《单位》写了小林式的年轻人在生活环境和家庭琐事的挤压下屈从，迫于生存需要而不得已做出种种丧失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的行为。实际上，作者并非认同现实的麻木，而是意在充分暴露生活的真实状态，对现实的无奈和反动之意显而易见。应当说，以冷静平和的叙述态度叙事，其反讽结构上的两项对立和由此生发的反讽意义虽不是很明显，但这体现了冷静超脱的反讽观照方式，正是“无所不包、清澈见底而又安然自得的一瞥”，“是艺术本身的一瞥”，“是最超脱的、最冷静的，由未受任何干扰的客观现实所投出的一瞥”。
相形之下，语调反讽中结构上两项对立明显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以一本正经的叙述态度讲述荒唐可笑的故事。叶兆言的《关于厕所》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地以严肃性话语方式连缀了关于厕所的种种荒唐故事。金河的《市委大院的门栓》也用正儿八经的笔调，严肃认真地叙述了市委书记成天研究门栓的正歪变化，把微不足道的门栓问题提升到无比重要的程度以致无人敢予以反驳。叙述方式愈正经，叙述内容的荒唐，人物言行的可笑、可悲、可叹，就愈发显着和愈加引人深思。
（二）以调侃和故作轻松的口吻讲述感伤或沉痛的故事。波兰作家显克微奇的《炭画》就以诙谐讥刺之笔描绘了波兰乡村的一幕悲剧，用幽默的笔法书写浸透阴冷惨酷的世事，通过反讽叙述更有力地揭露了现实社会的腐朽、污浊与黑暗。现代文学大师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也以幽默的笔调深刻批判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弱质。
当代作家中洪峰的《瀚海》、刘震云的《塔铺》等小说则以戏谑调侃、漫不经心的姿态和语调表达了对人生的无奈、沉重、艰辛和悲壮的理解。洪峰在《瀚海》中选用具有浓重调侃意味的叙述语调展现了充满悲剧色调、发人深省的故事，作者讲述的故事和故事的讲述方式之间极不协和。作者似乎着意于讲述一个颇有趣味的故事，而无意做出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这种超然卓立的叙述态度恰恰映衬出我们熟知的传统叙述急功近利的一面。
（三）恢宏堂皇的叙述方式与委琐平庸、甚至荒诞不经的叙述内容组合在一起。王蒙的《冬天的话题》、《选择的历程》，李晓的《我们的事业》等都属此类。《冬天的话题》是一部情节极其荒诞却读来意趣盎然的小说。小说中的一群人由于对美国人是早晨洗澡还是晚上洗澡观点相左，分成了早晨派和晚上派。两派人士行文着述、引经据典，争得不可开交。随之而来的是两派之间的门庭高筑、壁垒森严，好似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小说一本正经地描绘双方为那点芝麻大的事大动干戈。事情越闹越凶，影响越来越大，其间的荒诞意味也越发强烈。虽然现实社会生活中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事情，作者却竭力将此推向极致，犹如把人性的弱点置放在显微镜下，让读者细细观察，更好地体会荒诞中蕴涵的高度真实性。
《我们的事业》写的是“我”和“木瓜”这两个社会混混，在“改革”的年代互相利用、互相欺诈以及玩世、混世的可笑可叹之事。作者有意选择了声势浩大的“英雄”史诗体般的语言文体，而且将这种语言风格渗透到了叙述、描写和对话等小说元素当中。“我”和“木瓜”分明干的是敲诈欺骗的勾当，却时时打出“我们的事业”、“千秋事业”的旗号；分明是两个骗子，却处处自称“教授”、“先生”；分明是弄了个“小倒”公司，却被描绘成“横向型边缘企业”、“大兴公司”、“实乃一家信誉卓着的保险公司，主要面向社会上各类自由职业分子”。这种语言和内容的有意错位，简直是讽世入骨。磅礴的叙述、浩大的声势、辉煌的语言，是这类反讽叙述的主要特征，这种“小题大做”更加凸现了叙述内容的琐屑无聊，对现实的批判性也更加强烈。
其二，话语反讽。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语言的运用在语体、语义、感情色彩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话语反讽恰恰无视这种语言运用规则，有意在语体、语义、感情色彩等方面误用语言，以产生特殊的反讽效果。话语反讽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情况：
（一）反语。人们说话行文，通常都是正面运用词语的词典意义，有时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目的而故意运用与本意正好相反的词语，或是用正面的话语表达反面的意思，或是用反面的话语表达正面的意思，这就是反语，也叫说反话。从修辞的功能而言，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反语具有嘲弄、讥讽、挖苦、谴责、批判、否定、幽默、暗示、亲昵、怜爱、喜欢等不同的情感意味，从而更加强化和突出了作者的真实意旨。反语是大家最为熟悉也最为典型的话语反讽形式，以致有人将反讽与反语混为一谈。
（二）语境误置。有意将在某些特定场合才用的话语挪移、误置于另一显然不相符的语境当中。譬如，在嬉笑玩闹的场合运用正式庄严的词语，在严肃庄重的场合用难登大雅之堂的艳词俗语插科打诨。这种客串词义、张冠李戴式的错位安置，往往能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并获得意想不到的反讽效果。布鲁克斯曾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把反讽最广义地定义为“承受语境的压力”，并将反讽表述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语境的压力会导致身处其中的话语变形，从而产生字面之外的潜台词，这言外之意对字面之义又形成了深刻的反讽。当代小说中的这种语境误置主要表现为故意将一些时事政治术语、伟人语录、“文革”语言、军事术语等运用在世俗的生活语境当中，或者是与粗俗鄙陋的俚语混杂相用，致使话语在新的语境压力下与原意悖逆疏离，在造成语言快感的同时，也消解了这些语言在原本语境中代表的信仰和具有的价值功能。王朔的反讽性对话是话语反讽的突出代表，我们略举数例便可窥斑见豹。
生活中夫妻闹别扭吵架拌嘴是家常小事，在《过把瘾就死》中，丈夫竟然对赌气的妻子来了句政治辞令，说她的所作所为是“自绝于人民”。
《玩儿的就是心跳》中又将严肃的政党组织生活与搓麻将这一娱乐活动捆绑在一处。吴胖子等一干人在方言家搓麻将，见方言回来，解释转移到他家搓麻将的原因时说的是：“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又指着一个陌生男人介绍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经常缺席，无故不交纳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方言的回答也是戏用政治辞令：“我服从组织决定。”在《给我顶住》中，方言用军事术语对关山平大侃追女朋友的策略：“敌进你退，敌退你进，敌驻你扰，敌疲你打。”“你还得机智灵活，英勇顽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话语的语境误置，摒弃了语言的习惯用法，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戏谑性地消解了严肃话语所代表的权威性和价值观。
（三）悖逆语义并置。莫言的《红高粱》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通过典型的反讽性语词组合，将语义相悖相逆的词语并置在一起，使语词之间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从而在酣.淋漓的语言快感中扩大了语言的张力，也给读者以特殊的心理感受和想象空间。在小说语言上将反讽意蕴推向极致的，当属王蒙的《来劲》。数千字的小说几乎全由一大堆相关相悖的名词、形容词连缀而成，借此呈示了社会的矛盾交织状态。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主人公的姓名是不确知的，叫“向明”或“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这个人的身份性别都难以确认，“他”或“她”、“它”，有过出差、旅游、外调、采购、推销、探亲、参观、学习、取经、参加笔会、展览、展销、领奖、避暑、冬休、横向联系、观摩、比赛、访旧、怀古、私访、逃避追捕等复杂经历，我们对主人公所面对的社会现状也难以作出明晰的价值评判：或好或坏或美或丑或极有意趣或毫无意义或令人振奋或使人绝望……“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它得了颈椎病，也就是脊椎病、龋齿病、拉痢疾、白癜风、乳腺癌也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都说他是改革者是开拓型企业家是经济犯罪分子是为民请命是牛皮大王是上面支持的被点了名的。”
“便说这艺术充满了新意，是洋人扔掉的裹脚条，是秦汉以前的殉葬的俑，是哥斯达黎加咖啡里兑拿破仑白兰地与新疆烤羊肉串用的安息小茴香（即孜然）的东西方审美文明的新交融”……这类话语在《来劲》中比比皆是。《来劲》以悲喜庄谐并存的语言风格，造成了如江河决堤、急流倾泻般的语感效应，寄寓了现代人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内心冲突与多重思考。《来劲》经由语言的貌似混乱，通向了荒诞的语境，从而消解了时间的指向性与思维的逻辑性，拆散了词语的明确所指性。在这一难以与现实实现对应的怪诞文本中，作者恰恰显示了激烈变动、混乱杂陈、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状态。
作者运用看似相互矛盾、互为颠覆的语词，构建了一个充满语义张力的文本时空。
恰当运用话语反讽能产生绝妙的反讽效果，但是如果纯然为了追求语言快感，而使话语反讽流于形式，丧失思想理念的有力支撑，弄成了文字游戏，则只能沦落为一种浅薄的语言能力的卖弄，并无甚深刻可言。
其三，视点反讽。以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进行叙述，通过与人们所熟悉的惯常视角形成对照，产生反讽意义，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视点反讽。有的小说择取的是人类中部分特殊成员，譬如精神失常者、死者、儿童等，以此为叙述视角展开叙述。福克纳的旷世杰作《喧哗与骚动》的第一部分就是选择虽然已经33岁，却只有3岁小孩智力的白痴班吉来叙述故事的。安德莱夫的《谩》通过精神失常者的视角，揭示了这个充斥着谎言和欺骗的世界的黑暗。鲁迅的《狂人日记》、《长明灯》也都是以精神失常者的视角来叙述的。失常者表面的失常与实质的清醒构成了一重反讽，失常者与周围自视清醒的正常者又构成了一重反讽，从而更有力地揭示出那些自以为是的清醒者极力虚造并努力使众人信以为真的所谓“美好的历史”，其实质不过如失常者眼中所见到的那样，充斥着伪善、谎言、欺骗、“吃人”等种种丑恶现象。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则让历史的残酷通过疯子的视角和种种变态的行为一一得以呈现。余华的另一作品《死亡叙述》更是奇诡，以死者的视角调侃性地、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死亡过程，这与生者对死亡的正常感情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死亡叙述》中的司机第一次肇事后驾车出逃，躲过了惩罚；第二次肇事后，由于良心的谴责，主动承担了罪责，却被死者家属殴打致死。
现代小说中萧乾的《篱下》，用标题的象征意义暗示儿童视角里的人生感觉。主人公环哥是一个乡下顽童，纯粹的儿童心理使他对人事似懂非懂。乡下生活养成了他“野孩子”式的顽赖和伶俐，他的儿童世界是了无羁绊的，即便是寄人篱下也收束不了这种野性。作者就是以环哥的懵懂心理所感受到的外在世界作为总体语境的，城里姨夫的虚伪、表弟的孱弱都得到了不动声色的展示。当代小说中余华的《呼喊与细雨》也是以儿童为叙述视角的典型之作。这些作品通过不谙世事、天真、无知的儿童视点，深刻揭示了成人世界习以为常的虚伪、互戕的残酷现实。方方的《风景》则是以兼具死者与幼儿的特殊者为叙述者的。小说以死去的“小八子”的视点来观察一家人的生活，用他的语调来叙述一家人的故事。有的小说甚至选取异类为叙述者。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就以一只能说会道的猫为叙述者，嘲讽了自命清高却又精神空虚、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揭露了日本明治时期黑暗的社会现实。李宁武的中篇小说《落雁》则通篇经由大雁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启迪人们深思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与发展等问题。这种以动物视角展开的叙述，有力地暴露了人类社会荒诞、困顿的现实处境和人性龌龊、阴暗的一面。
